公元1449年华北平原上的一场大会战,大明王朝军主力二十万全军覆没,皇帝也被俘了。
获胜的蒙古军队迅速挥师南下包围京师,刚刚建国八十余年的大明朝眼瞅着就要覆灭了。
危难之际,兵部侍郎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这个侍郎的名字,叫于谦。
于谦从小聪颖过人,尤其喜读苏武、岳飞、文天祥等人著述,长年沉浸在圣贤之书中的于谦成长为典型的儒生。
于谦学习成绩斐然,不仅在各种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还写下了传唱千古的名篇《石灰吟》。
于谦并不是小镇做题家,相反他出身官宦世家,个子高皮肤白眼睛大,典型的高富帅。
但就是这样一个“高质量男性”,科举和当官的过程并不顺利,原因就在于他作为一个儒生,实在是太“典型”了。
于谦是一个清官,很理想主义,诗书中怎么教导,他就怎么做。走上仕途之时,为了清廉二字,于谦吃了不少亏。
于谦23岁中举,进京参加会试名列第一,但是在随后的殿试中排名却跌到了92位。
这不是因为于谦考场发挥失常,也不是因为考官们慧眼不识珠。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于谦发挥了正常水平、考官们眼里又揉不得“沙子”。
殿试的作用是在会试合格者中挑选官员,一般来说只要正常发挥,殿试也就是走个过场罢了。
精于考试又有真才实学的于谦,只要中规中矩地写文章就能拿个不错的名次。
但于谦并不那么保守,他坚信圣贤书的教导,既对现实中的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又敢把心中的不满写出来。
殿试的主考正是明成祖朱棣,他自信满满心高气傲,看着于谦在考卷里批判他治下朝廷的时弊,感觉十分不爽,就给于谦打了低分。
据《先忠肃公年谱》里记载,于谦“以策语伤时,当轴者置之三甲第九十二名”。
吃了一次亏的于谦也应该明白,皇帝并不是宣传里描述的那样英明神武,在朝廷当官也绝不可能是圣贤书里描述的那样泾渭分明。
然而面对现实的打击,于谦选择坚守初心。抛开对错不谈,当一个人与群体格格不入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群体的压力。
于谦巡抚河南、山西的时候,有人提醒他要注意官场潜规则,花钱打点打点,就算不送钱也可以送点土特产,尤其是进京公干的时候。
于谦不为所动,反倒写了首诗: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写了这首诗的于谦又出名了,和他那首《石灰吟》一样,这次他造就的“两袖清风”也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听了这首诗,一个叫王振的宦官不高兴了。
王振号称明朝第一代专权宦官,明英宗时期权倾朝野。在王振看来,大臣行贿给钱多少是“能力”问题,给不给钱是“态度”问题。
也许王振心中有这样的台词:“我要的是钱吗?我要的是态度!你于谦不行贿就说明你不是我的人。”
说来也奇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讨厌贪官,惩治起来毫不手软,但是明朝的贪官依然如过江之鲫,到了英宗时期官场已是乌烟瘴气。
贪官们很不爽于谦:“你这么清廉,对下不受贿对上不行贿,饱受民间爱戴,还让我们以后怎么贪?”
没多久,于谦就被获了个罪名被关进监狱,让“两袖清风”的于谦品尝了一把牢狱风味。
王振不喜欢于谦,但是河南和山西的官民们爱戴他,纷纷请命赦免于谦。再加上封于河南、山西的藩王求情,于谦被关押了三个月后获释。
于谦出狱后被降职为大理寺少卿,这样的处理依然引发民间极大的愤慨,河南、山西官民继续为于谦求情。
面对汹涌的舆论,王振坐不住了,就把于谦官复原职,继续巡抚山西河南,第二年(1447年)于谦担任兵部侍郎。
于谦之所以受到如此深厚的爱戴,不仅仅是因为他清廉,还因为于谦是一个能臣,在任期间干了不少实事。
于谦早期担任御史,主要负责监察工作。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古代中国的御史由于手中监察权力较大,使得他们也可以干涉地方事务。
于谦担任御史后,受命巡查湖广、川贵,发现部队杀良冒功,安抚边境民族地区,为巩固边境作出重要贡献。
在江西,于谦微服私访,深入田间地头遍访民间疾苦,平反冤狱解救数百人,把十五名犯法官员和宗室子弟送进监狱。
于谦巡抚山西、河南期间,组织官民治理黄河水患,抗击旱灾和蝗灾,还顶着巨大压力给当地百姓减免赋税徭役。
史书上一般都大赞特夸轻徭薄赋的行为,但是轻徭薄赋并非那么容易做到。
由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立下的规矩,明朝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税——虽然朱元璋的本意是避免政府乱收税——但结果却导致农民压力很大。
雪上加霜的是,明朝大部分的农田被宗室、军队占有,而宗室和军队是不纳税的,这就导致只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要承担全国的税赋。
谁不想轻徭薄赋赚个好名声,但如果真的轻徭薄赋了政府财政就要陷入困顿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于谦竟然成功帮助河南、山西两省百姓免了税。
除了减税,为了抗灾于谦还施行了粮食平粜制度,设置义仓和平仓救济灾民。平粜制度,就是官府平时从富户手中大量购买粮食,遇到灾年时再把这些粮食平价出售。
于谦的这些做法,即使是在现代中国也依然能看到,在救灾和平抑物价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积极协调钱粮救助灾民的同时,于谦也注意维护社会秩序,他命令各地要安置流民、禁止驱赶。
明朝时期户籍管理严格,禁止农民随意流动。明代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
任何人离开家乡,都必须持“路引”,官府会在交通要道上设置关卡检查过往行人,没有路引或者路引有问题的将被治罪。
明朝农民始终被束缚在家乡附近的土地上,即使遭遇灾荒也不能随意离开,这也是明朝民间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于谦的做法,看起来是在顶着国家法律压力救济灾民,更是在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大明的稳定。
救灾期间,于谦还体现出较高的科学素养。他知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在水灾和旱灾期间设置药局,遏止了疫情流行。
大灾之后,于谦并没有走上无为而治的道路。实际上古代官府平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征兵和收税,越少干事的政府就越受百姓欢迎。
于谦就比较喜欢“折腾”,但他的“折腾”让百姓喜欢。
于谦在河南、山西的主要道路两旁栽树,每隔三五里打一口井,井旁边修一个凉亭。既方便附近村民生活用水,又方便行人休息。
为了抵御灾害、提高粮食产量,于谦组织兴修水利设施。此外,于谦还引导农民经营副业,既能创收又能提高单个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据李濂《汴京遗迹志》所说:“教民树艺,田宅桑枣,道路榆柳,皆蔚然成效”,“境内水可渠、可堰者,谕民凿筑,以资灌溉,民多获利。”
于谦有能力又爱民,行使监察本职打击作奸犯科之徒的同时还造福一方,故而深受山西、河南人民爱戴。
明成祖朱棣不喜欢于谦,只给于谦安排了一个七品御史,但是他的孙子宣宗喜欢于谦。
公元1426年,宣宗的叔叔、汉王朱高煦参照朱棣的做法,也要来一次“靖难之役”,失败后被抓进监狱。
朱高煦人高马大脾气暴躁,很多官员都怕。于谦接手审理朱高煦,言辞斥责之下朱高煦的气势完全被压倒了,跪地发抖连连回复自己死罪。
宣宗觉得于谦是可造之才,五年内就把于谦升任三品大员,担任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
在宣宗这样相对贤明的君主手下,于谦本可以大展拳脚,但不幸的是,宣宗在位十年就死了。即位的英宗朱祁镇年幼,国家大政被宦官王振把持着。
王振这厮专横跋扈,视国家大事为儿戏。不仅搞得朝堂之上乌烟瘴气,还把大明王朝陷入灭国之灾。
公元1449年,蒙古持续骚扰大明边境。年轻的英宗不懂边防军务,在王振的怂恿下发兵二十万御驾亲征。
虽然这二十万大军都是明军精锐,但是大军仓促出征,战争准备严重不足,情报、作战计划、后勤和组织都搞得一塌糊涂。
于谦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邝埜竭力劝谏不可出战,但是英宗只信任王振,没有采纳反对意见。
不仅是邝埜,六部尚书、文武百官大多都是反对意见,但是这么多人的反对,也不及王振一个人的话好用。
王振不仅坚持出兵,还把邝埜和另外近百名高官一起带着随军出征,但是邝埜和其他官员一样,无权干涉军事行动,一切行动都是王振一人说了算。
王振把明朝中央的主要官员都一起带上了战场,是为了讲排面?是为了和反对者赌气?不知道,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王振不懂军事。
战争的结果是惨烈的,蒙古军在头领也先的指挥下以弱胜强,消灭了大明最精锐的二十万大军。
英宗被俘,邝埜等五十余名高官死于乱军之中,大明王朝的权力中枢也遭受了致命打击。
取得大胜的蒙古军带着英宗包围了京师,一时间大明王朝朝野人心惶惶,徐珵等人甚至建议迁都南京。
晋、宋两朝迁都南渡的历史是极其惨烈和屈辱的,难道明朝还要重演历史的悲剧吗?
留守京师的于谦,由于上司战死,成为明朝军队的最高统帅,不得不担负起收拾烂摊子的重任。
于谦的手段快如雷霆,迅速拥立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为新皇帝(即为景帝),使得也先妄图用英宗威胁大明投降的企图失效。
于谦快刀斩乱麻,把王振的党羽全部清理干净,赶走了建议迁都的徐珵等怯战官员,统一了朝堂思想、稳定军心。
作为军事负责人,于谦严厉整顿军务,大胆起用石亨等年轻和有罪的军官。同时,于谦下达命令各地援军迅速进京勤王。
进攻京师的蒙古军队发现自己踢到了铁板之上。于谦并没有采取常见的婴城固守战术(即据守城池等待援军),而是积极防御和进攻。
白天,京师守军于城外列阵与蒙古军队死磕;晚上,于谦派出军队偷袭蒙古军驻地。
战斗之中于谦身先士卒,亲自披甲上阵站于队列排头激励将士,并下令: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激战五日,蒙古军死伤枕藉,无力再战。加之明军援军将到,蒙古军被迫撤走。
蒙古撤军前,想要用被俘的英宗敲诈明朝一笔钱财,被于谦拒绝。蒙古军无奈,不久后无条件放回了英宗。
遭受重创的蒙古军队,再也没有实力组织大规模的侵扰行动。自此,大明王朝度过了开国以来最大的危机,于谦成功为大明续命近二百年。
王朝的危机解除了,于谦的危机却到了。作为一名典型的儒生,于谦的心里只有国家社稷,他工于谋国,拙于谋己,从来没有给自己准备什么后路。
在迎战蒙古军队期间,于谦拥立郕王为新帝,并且拒绝蒙古的敲诈,使得英宗无法提前返回,得罪了英宗。
局势稳定后,景帝朱祁钰没有履行登基时的承诺,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而非英宗的儿子,这件事使得英宗更加仇恨于谦。
更不幸的是,景帝废立太子的做法并没有取得广泛的支持。立新太子后仅一年,新太子朱见济病死,景帝也患病不起。
英宗抓住机会,在徐珵、石亨、曹吉祥等人的帮助下发动宫廷政变重夺皇位,幽禁景帝、逮捕于谦。
于谦作为明军的统帅、挽救大明朝的第一功臣,政变之中就没有人帮助他吗?还真没有,于谦是清官、是忠臣,更是一个孤臣。
景帝是在于谦的帮助下登上帝位,但是他对掌握大权的于谦心生猜忌。他明知罗通等人与于谦不和,却安排罗通等人分了于谦的兵权。
石亨是于谦在抗击蒙古军期间提拔的将领,因为战功卓著成为明军主要将领之一。
也许是心存感激,1451年石亨向朝廷举荐于谦的儿子做官,刚正不阿的于谦不同意也就罢了,竟然还为这事弹劾了石亨。
就这样石亨和于谦结了仇,成为这次宫廷政变的主要参与者。
于谦还在明军中大力反腐,打击犯法军官,而且不避亲疏,即使是他亲手提拔的官员也同样被处理,有的还送了命。
反腐和整军是好事,但是大环境不好,于谦的行动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反而得罪了明军的军官团。
身为明军最高军事长官的于谦,竟然和明军高级将领、底层军官们的关系都不热络,这就注定了他在政变中得不到军队的支持。
于谦不结党营私,不参与任何派系,朝堂之上他没有任何同盟者,无法阻止英宗的复辟。
当年王振认为于谦不是自己的人加以打击,其实于谦谁的人都不是,他只把自己当作大明的人,是大明第一忠臣。
英宗也想杀于谦,但是考虑到于谦对大明的功绩,又于心不忍,想饶于谦不死。
徐珵记恨于谦给自己带来的耻辱,不愿意放过于谦。徐珵当初建议迁都,于谦说他该杀,在群臣的怒骂中徐珵脸面丢尽,前程尽毁。
徐珵希望能得到于谦的原谅,但是他给吏部留下的印象太坏,即使有于谦的举荐也得不到重用。徐珵没有反思自己,觉得还是于谦捣鬼。
徐珵要杀于谦,对犹豫的英宗说:“不杀于谦,此举无名。”
徐珵的意思很清楚:我们发动政变,是因为于谦拥立郕王为帝的行为非法,犯下此罪不杀,我们的政变就名不正言不顺了。
英宗下定决心,1457年于谦被处死。
于谦身死的同时,一队锦衣卫杀到于谦家里抄家,但是除了搜出一箱箱书籍外一无所获。见此情景,良知未泯的锦衣卫军官潸然泪下。
皇太后得知于谦遇害,作为京师保卫战的亲历者,她深知于谦为大明做了什么。皇太后心中愤怒,哀叹数日,以不吃不喝来表达不满。
曹吉祥的部下指挥朵儿都哭祭于谦,遭到曹吉祥鞭笞,但是次日其还是去吊唁于谦。
帮助英宗政变的主要参与者后来的命运也并不好。徐珵和石亨内斗失败,被充军发配;石亨因罪入狱,后死于狱中;曹吉祥最惨,因谋反被灭族。
公元1644年4月25日,北京。崇祯帝心情烦闷,回想多年来,大明朝在连年征战中损兵折将,不仅安内无功攘外无能,内忧外患反而愈演愈烈。
李自成的大军已经杀到城外,形势危如累卵;屋漏偏逢连夜雨,守城明军中又暴发疫情,大明王朝可能已经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崇祯想招更多的军队和李自成对抗,可是国库已经没钱了,内帑也花完了。崇祯要求大臣们捐钱,可家产亿万的大臣们却都吝啬如铁公鸡。
崇祯帝落寞地走向煤山,停在一棵歪脖子树下,这里便是他为自己选的葬身之处。
崇祯想不明白,偌大的朝廷,为何尽是溜须拍马贪财之辈,无一人愿意挺身而出为自己分忧。
大明朝既不是没有忠臣也不是没有良才,但是187年前的一场政变,使得人们认识到,忠于明朝是要付出代价的。
明英宗没想到,他杀掉的不仅仅是于谦,而是杀掉了天下人对整个王朝的信心,以至于子孙孑然一身在危难中自缢。
1.《从于谦的人际关系论其人生悲剧的成因》;钱国莲叶仁美;《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2.《于谦与明宣德、正统间的河南地方社会》;牛建强;《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2008年01期
3.《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名臣于谦小传》;费非;《新闻世界》2011年06期
4.《于谦:清官的楷则》;阎崇年;《北京观察》1998年11期
于谦小传》;费非;《新闻世界》2011年06期
4.《于谦:清官的楷则》;阎崇年;《北京观察》1998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