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沙俄政客巴枯宁（下图）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文中，首次提到“黄祸论”，他相信反基督势力必将从亚洲出现，由于历史上匈奴、蒙古曾经西征欧洲，于是巴枯宁宣称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

之后数十年内，一边是中国积贫积弱，任由西方肆意欺凌，一边是欧洲大肆宣扬“黄祸论”，号召白种人联合起来对付黄种人。

从历史上看，传统华夏民族从未威胁过欧洲；从近代来看，中国已经积贫积弱，国力陷入了最低谷，对欧洲更没有威胁........既然如此，为何欧洲为何还会宣传“黄祸论”？

洋务运动时，“黄祸论”首先出现在沙俄

“黄祸论”首先出现在沙俄，并不让人奇怪，因为在沙俄看来，“一个强大的邻居必然不是一个好邻居”。

当时，沙俄东方战略有两个目标：一方面防止清朝威胁到远东地区，一方面还想继续侵占清朝领土。在国际方面，英国支持清朝洋务运动，增强一定的国力，以抵御沙俄南下的战略，让沙俄比较焦虑。在这种情况下，沙俄宣传“黄祸论”，本质上是想取得欧洲舆论的支持，以切断欧美对清朝的“支持”，由此达到削弱清朝实力、便于其侵略的目的。

“黄祸论”出现之后，起初在欧洲影响并不大，但在美洲、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地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黄祸”声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排华浪潮。而随着“黄祸论”愈炒愈烈，华人地位愈来愈低，中国人的形象愈变愈丑陋，以至美国出现侮辱、戕害华人“不需要理由”的可怕论调。（下图，“头戴清朝帽子的老虎吞噬白人”的画像）

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黄祸论”的主角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战胜了清朝，影响了沙俄的利益，也彻底暴露了清朝的虚弱事实，于是这时“黄祸论”的主角变成了日本人。

首先，沙俄想拥有一部分“黄色俄罗斯”——占据东北，但日本的崛起，以及日本占据辽东半岛，必然会成为沙俄战略目标的阻碍。

其次，德国崛起之后，威廉二世一直奉行“建立大德意志，争取阳光下的地盘”，清朝暴露出的虚弱，让德国也想在中国拥有一块地盘。而德国想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获得沙俄等的支持。

因此，德国与沙俄有着共同利益，都想打破英国对中国的垄断，于是打着“黄祸论”的旗号，以实现遏制日本、瓜分中国的目的。德国外交大臣比贝斯坦对俄国外交官表示，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果融合，即如果日本带领人口庞大的中国进行改革与扩张，那么蒙古人席卷西方的“黄祸”或将重新上演，“这种利益对全体黄种人来说都是共同的，而与欧洲列强的利益背道而驰。”之后，俄德法三国不惜以武力威胁，强迫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李鸿章访问德俄时备受欢迎，山县有朋访问德国时备受冷落，既是德俄打压日本，也是在分化所谓“黄种人”的内部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三国干涉还辽期间，德皇威廉二世下令绘制了一幅油画，作为国礼赠给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这幅油画的名字就叫做《黄祸》——欧洲历史上最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宣传品”（下图）。

义和团运动中，中国成为“黄祸论”焦点

甲午战争之后，沙俄与德国看似干涉还辽，为中国争取了利益，但实际上都欺骗了中国。德国与沙俄沆瀣一气，互相配合，德国占据胶东半岛，沙俄占据太平洋出海口旅大军港，列强掀起了一股瓜分中国的浪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义和团运动应运而生。

义和团运动席卷北中国，让列强大感震惊，不光是愚昧迷信的手段，还有强大的群众号召力，于是中国立即成为“黄祸论”的焦点，当时西方的新时尚是从负面角度解读和讨论中国。清朝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下图）指出：“可以断言，将来人们需要对付黄种人问题，或许就是‘黄祸’问题，就如同太阳明天要升起一样，必定无疑。”

相反，在义和团运动中，日本紧紧跟在英国后面，比如就出兵镇压义和团时，俄罗斯毫不犹豫地出兵，但日本得到英国点头之后才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中，日军有一个师团兵力，成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伤亡也最为惨重。根据西方史料，八国联军中日本军纪最好，事后撤军速度最快，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也就是说，之前“黄祸论”的主角日本，在义和团运动中赢得了喝彩，而中国却成为“黄祸论”的焦点。

关于义和团运动，如今基本都是负面的评价，但当时中国频遭西方戏弄欺骗、瓜分侵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爆发，其实也是在探寻救亡之路，只是路走歪了，走到了邪路上。因此，如今不仅不该嘲讽义和团运动，反而对其应该存有一定的敬意。

日俄战争中，日本成功规避了“黄祸论”

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实施“联俄拒日”的战略，但德俄先后欺骗了清政府，于是对德俄为首的列强失望与愤恨之余，清日关系开始迅速升温，比如远在湖北的张之洞，就非常赞同日本使者“今日西洋白人日炽，中（中国）东（日本）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的观点。之后十年，清日关系密切，甚至有人谋划清日“合邦”。

但到了日俄战争时，清日这种密切的关系却成了日本获取欧洲支持的重要阻碍。战争之前，日本获得情报：沙俄将通过鼓动“黄祸论”，来获得欧洲的支持，即沙俄将日俄战争包装成“白种人与黄种人的人种战争”，以此获得欧洲的支持，阻止英国对日本的支持。（下图，俄国宣传漫画）

显然，在当时的欧洲，如果任由“黄祸论”发酵，那么欧洲英国等对日本的支持，很可能会大幅度减少，从而让日本输掉这场战争。为此，日本极力淡化这场战争的种族色彩：

首先是公关舆论战，日本在欧洲撰写了大量“新闻通稿”，来为日本辩护，即战争只是为了遏制沙俄南下扩张，是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发展。甚至，为了获得新闻巨头的支持，日本国内全力支持“舆论战”，不惜重金购买版面，让欧美媒体集团大赚一笔。

其次是清政府中立，一旦清日结盟联手拒俄，那么就坐实了“黄种人联手对抗沙俄”，会激起西方白种人的反弹，将日俄战争演变为“黄白”大战。其实，“联日拒俄”是当时清廷的呼声，但在日本的公关下，最终清政府保持中立。当然，在日俄战争中，日本以种族大义为工具，忽悠了不少中国人抗俄，甲午英雄吴佩孚、马玉昆等，都为日军提供过后勤与军火，甚至很多中国人直接参与攻打俄军。

日俄战争中，虽说日军惨胜，却意义重大，鼓舞了中国人的民心：黄种人也能打败白种人，亚洲人也能战胜欧洲人。于是，原本充满歧视贬义的“黄种人”之称呼，却在这种情况下慢慢的被中国人接受了。

日俄战争后，日本崛起已成事实，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英法与日本结成了一个宽泛的同盟，而将美国与德国排除在外。于是，利益受损的美德俄看来，以日本为首的“黄祸”依然存在，后来受德国邀请，中美德三国考虑建立同盟，而德国与美国都认为“一个发达的中国，不仅不会增加黄祸之患，反而将在远东大陆上成为一个反对日本扩张势力的堡垒”。不过，不久之后美国“出卖”了同盟，单独与日本签署了协议，双方各取所需。

可以说，所谓“黄祸论”首先是无中生有的污蔑与歧视，其次是一个获取利益的工具、宣传口号，并不是沙俄与德国有什么为白种人群体利益奋斗的高尚情操。德国学者海因茨·哥尔维策尔就曾指出：“‘黄祸论’是帝国主义时期的一个口号”。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宣传“黄祸论”时，却毫不在意将“白祸”在中国越演越烈。

二战后，“黄祸论”已经少有提及了，但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陈旧腐朽的思想依然还在欧美更换名头传播，“中国威胁论”、“中国人口论”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是“黄祸论”的延续，傅满洲（上图，1973年出现）这个形象更是这一思想催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