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死后获赐“文正”的仅有八人,依次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这八个人中,七人都是死后由当朝皇帝赐给“文正”谥号的,仅有汤斌是个例外。
汤斌是康熙朝著名的清官,与于成龙、张伯行齐名。然而康熙皇帝对他的整体评价并不高,说他是“伪道学”,汤斌晚年活得十分委屈,屡屡受到康熙的指责,去世之时康熙对他也没有任何表示盖棺无定论,更没有赐给谥号。
汤斌其人
汤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顺治九年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历任国史馆检讨、陕西潼关道员、翰林院侍讲、日起居注官等职。康熙二十三年出任江苏巡抚。
汤斌为官以清廉著称,他赴江苏巡抚时,乘着牛车,穿着布衣,随从只有一个老仆。在个人生活方面,汤斌极为节俭,他的夫人、公子均著布衣,每日所食不过韭菜、豆羹之类,民间素有“三汤”之说。
汤斌在江苏巡抚任上虽然仅有两年多的时间,但政绩十分突出,在兴教易俗方面雷厉风行,凡是他认为不合礼制,有碍风化的陈规陋俗一概革除。
在汤斌的大力倡导下,吴地风俗渐有改观,民风重归淳朴,百姓对汤斌无不怀有敬畏之情,一旦某人有不善行为时,亲戚邻里便会警告说:“你怎么还不知悔改,难道不怕汤大人知道?”
当然,汤斌的最大政绩在于整顿吏治。其时,江苏州县官官吏征收钱粮,勒索火耗,任意加派的现象十分严重。每征正税银一两,百姓还得额外多交耗羡八九分至一钱不等,江北地区更甚,多达一钱五六分。至于其他的杂项更是恣意横征,百姓苦不堪言。
汤斌上任后,屡颁禁令对滥征、乱征者给予严惩。为了肃清吏治,汤斌又严禁请托、馈送等不正之风,并要求下属官员在关帝庙前发誓要断绝私交。此外,在汰冗役、清漕政、行保甲、革杂费、禁私派等方面,汤斌也卓有成效。
汤斌是清初时期不可多得的一位廉正爱民的官员,深受江苏百姓的爱戴。他在江苏巡抚任上仅仅只有两年多一点,但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在他的治理下,吴地民俗有所改观,吏治也为之一清。
康熙二十五年,汤斌被擢升为礼部尚书,并被康熙帝委任为太子老师。离苏之日,当地百姓几乎全城痛哭,甚至纷纷用农具将水陆通道堵塞,试图以挽留汤斌。面对善良淳朴的民众,汤斌不得不颁下最后一道告谕,表示自己今后虽“身在京华,此心尤当往来于此地。”
在京为官受尽委屈
汤斌回京后,授礼部尚书任《明史》总裁,并侍讲皇太子。他在京城租了一套普通的房屋,冬天只穿一件老羊皮袄御寒。入朝时,宫中侍卫不论识得不识得,都知道“穿老羊皮袄的就是汤尚书”。
这一时期朝堂之上掌权的是明珠、余国柱一党,此外还有一个徐乾学上蹿下跳。徐乾学与明珠不合,他仗着康熙的宠幸,时不时会向明珠发起挑战。明珠便想利用汤斌来反对徐乾学,所以才在康熙面前举荐他为太子老师。
明珠没想到,汤斌是个忠直之人,根本不给他情面。康熙二十五年,各省大旱,康熙下旨百官共议抗旱之法,御史董汉臣上疏言事得罪了明珠。很多大臣因此附和明珠,纷纷弹劾董汉臣,建议康熙定其死罪。
汤斌站出来为董汉臣说话,他大臣应诏直言,没有定死罪的道理。尽管康熙最终免了董汉臣的罪,但汤斌却因此得罪了明珠。这样一来,徐乾学就看准时机,希望将汤斌争取过来以为己用。
徐乾学比明珠心眼多,在排斥异己方面更是手段高明。康熙二十六年,徐乾学怂恿汤斌,让他上奏朝廷,希望在江苏设立海关与民争利,但遭到了汤斌的拒绝。廷议时,汤斌就说:“与民争利的事,岂能有于地方有益?但只得其人还好,若不得其人,四处立关巡拦,害民无穷。”
事后,徐乾学就到康熙面前把汤斌的话曲解一番,康熙又将明珠召来询问一番。很显然明珠也不会替汤斌说好话,反而是火上浇油,说汤斌教授太子无方,康熙对汤斌益发不满。
康熙对汤斌的评价前后也很不一致,时好时坏。此前总体评价还是很高的,说他“精通道学自古为难,朕闻汤斌曾与河南之人相与讲明,如此尚与道学相近。”后来又说:“昔江苏巡抚汤斌,好辑书刊刻,其书朕俱见之,当其任巡抚时,未尝能行一事。”
客观地说,当时明珠、徐乾学等人在康熙面前大讲汤斌的坏话,康熙难免受到蒙蔽,但作为一个明君,康熙在汤斌一事上显然又是误信谗言,识人不明。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汤斌要想有所作为,显然是不可能的。经过几次打击,康熙二十六年十月,汤斌病死于任上,朝廷对此也没有任何表示,而此时他来京任职才不过一年多时间。可以说,汤斌是带着遗憾和委屈走完他的一生的。更让人感慨的是,汤斌去世后,家当仅有8两银子,连棺材都买不起,幸好同僚资助20两银子,才得以下葬。
雍正十年,汤斌终于得到朝廷的平反,雍正帝将其入祀贤良祠。乾隆元年,乾隆帝感念汤斌一生之功绩,更是一步到位赐其“文正”谥号,时隔两朝一代名臣汤斌才得以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