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女儿与父亲的亲情在很多时候总是超越与母亲的关系。

文学家钱钟书对此就深有体会，他曾经在得到女儿钱瑗之后这样说过：

“不生了，我要将关爱全部给到阿圆（钱瑗的乳名），她就是我毕生的杰作。”

1937年，钱瑗降生，她的到来丰满了钱钟书与杨绛所有的缺憾。

据说，初见女儿的钱钟书先生，完全是两眼发直，爱不释手的样子。

也正因为如此，钱瑗才有了“圆圆”这个乳名，父母通常称其为“阿圆”。

被两位文学泰斗培养长大的钱瑗，那自然是非常优秀的。

打开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就可以看到“阿圆”的优秀：在爷爷钱基博眼里，她是“读书种子”，在外公杨荫杭眼里，她是“过目不忘”。

而钱钟书给女儿的评价则是：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但钱瑗和爸爸最“哥们”，自然最像他。

所以，钱瑗凭着优秀的基因，以及快乐的成长基础，轻松地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

她学的是俄语，毕业之后就留校当老师了。除了俄语之外，她还精通英语，曾在1966年教授学生们英语。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钱瑗邂逅了自己的第一段爱情的主角：王德一。

据说，这个名字是钱钟书老先生给取的，他的本名是什么已经没人知道了。

据夏志清所写的《阿圆回去了——<我们仨>的悲剧》一文中这样记载：在紧张生活下，阿瑗根本没时间去恋爱，大概已经30岁出头了，她在工厂里做工，交识了一位和善忠厚的工人王德一，也就同他结婚了。

其实，这个说法并不一定准确，因为钱瑗结婚时是1964年左右，当时也不过30岁，而且是按传统的虚岁计算方法。而王德一是钱瑗的大学同学，毕业于历史系，两个人应该年纪相差不大。

可以想象，这样的两个人是有着共同语言，共同成长经历的，所以这段爱情肯定会很甜蜜。

钱钟书先生对于自己这位女婿是深深认可的，当年女儿结婚的时候，他举双手赞成。而杨绛先生也很高兴，甚至为女婿修剪头发。

可惜，由于时代的原因，王德一在结婚不久之后，最终不堪忍受生活的苦痛，选择了结束生命。这对于钱瑗是一个很重的打击，一段婚姻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剧终。

可以说钱瑗的悲剧人生就在这个时候开启，她带着一颗悲痛的心离开了与丈夫居住的宿舍，回到父母身边生活。

好在有着父母的关爱，钱瑗慢慢走出了人生的低谷，可是她始终不敢提及婚姻。也正因为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都保持着单身。

一直到1974年，钱瑗因为经常帮助一位扫大街的唐妈妈，结果这位老太太竟然给她介绍了一个结婚对象：自己的儿子杨伟成。

当时，杨伟成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建筑设备专家，比钱瑗大了十几岁。而且，他有过一段婚姻，并且带着两个孩子一起生活。

当时，杨伟大的大儿子已经18岁了，正是叛逆的时候。

钱瑗本来是不想结婚的，但王德一去世已经8年，自己的父母渐渐老了，如果她总是不结婚，想来父母是不会安心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钱瑗决定再婚。

这一年，钱瑗已经38岁，一个女性最美好的青春马上消失迨尽。而且，到了这个年龄，钱瑗已经不适合再生育了，毕竟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现在这样的发达。高龄孕育生产，其后果之可怕人人都知道。

同时，杨伟成还有两个孩子，这就意味着钱瑗必须要用心去赢得他们的认可，否则这场婚姻的最终结果依旧未卜。

对此，钱瑗心知肚明，所以她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热情来打动两个孩子。亲生母亲在对待孩子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理由及借口来为自己开脱的，不论什么事。

钱瑗对自己的两个继子女也是如此，最好吃的留给他们，最好的东西留给他们，吃苦受累则都留给自己。

当时物质匮乏，为了改善生活，钱瑗每周都会为两个孩子吃的东西费尽心思，从北师大，一直到灯市口，处处留下钱瑗搜索的身影。

甚至为了找一点西式点心，她不知要换几次公交车，跑多少路。有时带着一包点心回到家里，都已经是深夜时分了。

这样的付出，钱瑗收获了继子继女的认可，后来，他们甚至为这位伟大的继母出版了一本《我们的钱瑗》的回忆录，书中写的都是两个人与继母钱瑗相处二十年时间的点滴。

由此可见，钱瑗对待第二次婚姻是非常用心的，虽然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儿女，可是她收获了来自继子继女的爱。

只不过，这样的付出苦了她自己，以至于在她健康的身体上留下了疾患的基础。

到了九十年代初，钱瑗的身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她显然对自己这样的结局早有预料，不但“配合”家人佯装不知身体有病，还更加积极地工作：写稿子，指导学生。

当时，家人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但又不想说破，只是不断提醒她：一定要好好休息。可是钱瑗只是一笑置之：“这是还文债，答应很久的事了，欠债总是不好的。”

显然，钱瑗已经对自己的人生一目了然了，她在努力将没有完成的“债”还掉，这样的人生才会没有遗憾，不是吗？

1997年，60岁的钱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肺癌已经无治，父亲还住在医院里。母亲陪在自己身边多日，为了不让母亲目睹自己的痛苦，她坚持母亲不要来看自己，说：你应该去守着父亲才对。

据说，钱瑗在临走的那一刻是睡在母亲杨绛身边的，她非常安详地睡着走了。父亲在好久之后才知道，因为母亲怕父亲没办法接受这一事实。

可一个做父亲的，如何能在心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

所以，一年后钱钟书老先生也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他没有提及，可内心的伤恐怕早已不治。

因为这就如同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说的那样：剩下我一个人，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