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读者私信,询问御史《清史稿》为何不叫《清史》,而且还排在了二十四史之外?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如果细说起来恐怕一天都讲不完。由于篇幅有限,御史只能讲个大概。
《清史稿》之所以有个“稿”字,主要是学界对这部史料存有很大的争议,民国政府也没有正式将其定名为《清史》,官方也没有进行大规模刊印,处于未定型的状态,不过通常情况下都将《清史稿》定义为二十五史。
纂修《清史稿》的历史背景
中国历朝历代修史都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后代修前代史,只有这样才能较为客观实际。而《清史稿》的主修人员都是清代的遗老,换言之这就是本朝人给本朝修史,如此则难免有歌功颂德之嫌疑。
民国三年,北洋政府提议要成立清史馆,着手编纂清史。这个时期比较特殊,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他想借着修清史的机会以网罗前清遗老,获取他们的拥戴。北洋政府所聘请的修史人员也大多是前清遗老,由赵尔巽担任馆长,于式枚、刘廷琛为辅馆长。
如果对清史有所了解的读者,应该都知道这三个人一个是清末的总督,一个是侍郎,一个是京卿,清灭亡后他们都在青岛做寓公。不过于式枚和刘廷深知道袁世凯修清史的目的并不单纯,所以他们拒绝从命。不久北洋政府开清史馆于东华门内,赵尔巽主持清史馆工作长达十余年。
开馆之初,首先是商定清史的体例。当时有不少学者在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大体可分为两派主张,少数人认为应该引用新史体裁,多数人则主张仍沿用旧史体例。
经过最终的商榷,清史的体裁大体沿用《明史》,排列目录为:本纪十二,志十六,表十,列传十五,其中少数内容稍有变通。
《清史稿》编纂的过程
《清史稿》的纂修过程一波三折,主要分为三个时期。总得来说,第一个时期较为混乱,第二期稍有头绪,第三期较为整齐。
1、民国三年至六年
赵尔巽是一个纯粹的封建官僚,历任盛京将军、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执政尚可但在史学上并无多大造诣,学术著作也非其所长,尤其不善于组织。因此开馆之初所聘请的人员虽多,升任馆长的他总是千头万绪,始终没有正确的方向。
加上他也没有根据各人所长分配得宜,又不明分类组织之法,缺乏周密的组织和计划,各自为战,全无章程条例可言,如一盘散沙。
这个时期的清史馆工作并没有步入正轨,参与编纂的人员又懒于翻书考证,仅是根据国史之传而进行添加删减。虽然历经三年之久,但所纂之稿几成废材。
2、民国六年至十五年
经过了前一阶段的杂乱无章之后,赵尔巽也吸取了一定的教训。他从两个方面进行着手整顿:一方面是将一部分人停薪解退;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从总结前一时期的混乱中,整顿组织定下章程,纪、志、表、传分别确立了专人负责。
经过一番整改,清史馆很快走上了正轨,但问题又来了,这一时期经费又出现了问题。张勋复辟时,清史馆闭门数月,后虽恢复,但工作人员的薪水大幅下降,甚至欠薪不发。
这一时期正值军阀混战,东华门时启时闭。所谓盛世修史,显然这一时期政治动荡并不适合修史,清史馆的工作被迫停顿,经费又没有着落,很多馆员纷纷散去,致使全局停顿。
3、民国十五年至十六年
随着北伐大军占领长江各省,一路挺进,北京岌岌可危。赵尔巽原本打算再花上个三至五年时间才最终定型清史。然而仅仅过了半年,赵尔巽不得不迫于形势,又以“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为由,仓促决定正式刊印清史。
此消息一出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很多学者认为清史稿问题很多,主要是:原稿繁杂,颇为费事;引用笔记野史过多,与官方记载多有出入,不少原稿尚需进一步修正重写;书法体例也尚未划一,其他如《食货志》等也需进一步更正。更因没有一人通阅全稿,其中重复、遗漏、抵牾之处更无从得知。
《清史稿》之问世与争议
应该说清史的纂修还是比较仓促的,还存在许多的问题,短时间内是不应该刊印出版的。但是赵尔巽却坚持要刊印,他还说:“吾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
不久赵尔巽卧病不起,刊印清史稿之意愈切。是年赵尔巽病故,由柯劭忞代理馆长,袁金铠总理发刊事宜,金梁任校对。然而,柯劭忞与袁、金两人不合,加上金梁又怀有个人目的,对《清史稿》的发刊急不可待,根本就未加详细校对还私自偷改史稿,随印随发。
1927年12月,《清史稿》开始陆续发行,问世后多遭非议。1929年故宫博物院《清史稿》审查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严禁发行,其理由是:反对辛亥革命,蔑视辛亥革命牺牲的先烈,反对汉族等等。
不过也有不少学者提出意见,认为《清史稿》虽不完善,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们主张将一些有碍之处进行修改,或主张发行一部分章节。1935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以《清史稿》关系学术甚大,待正式勘定后再行刊印。本来原定是八年之后完成,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1942年,上海联合书店将《清史稿》刊印,对关内本和关外本的主要不同之处,分别有所取舍。1977年,中华书局以关外本、关内本二次本为工作本,参考前一次的刊印本,分段标点排印,并对其中的明显错误,做了校改。
《清史稿》的总体评价
《清史稿》的编修者,原本期望将本书修成一部“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与以往二十四史同昭垂鉴于无穷”的巨著。然而事与愿违,实际上是未加修正的“未成之书”,只得仿《明史稿》之例,名其书曰《清史稿》。
由于《清史稿》的纂修者,不是承袭历代修史的宗旨,而是出于图报先朝,自命为本朝修史,一反历代修史的成例,尊清室而抑民国,开创了为前朝修史绝无仅有的先例。
开馆之初,赵尔巽、于式枚等,开宗明义就为《清史稿》定下了基本准则,即“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厚泽深仁,休养生息,上无失德之君,下无抗命之臣,固属前代所希有。而武功赫奕,开疆拓土,文教昌明,轶唐绍汉。急宜及时记载,足以信今传后。”
这些前清遗老们在纂修《清史稿》的过程中,都怀着报效“故君”的心思,难免在修史的过程中就存在不严谨、不客观的情况,眷眷故君之情流露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