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庭笈的一生是曲折多变的一生，虽然因为历史的原因使他一度成为了反动战俘，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勇顽强、不畏强敌、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崇高精神，却可圈可点，令人肃然起敬。

解放战争中，他在东北被林彪的解放军所俘虏，他那国民党军长的身份，无疑使他被定为重要的战犯，被关押在了北京功德林战犯改造所。

因为他曾有积极抗日，保家卫国的功绩，国家在1959年12月4日释放了他，并且在出来后为他解决了许多生活上的困难，使他的家庭能够破镜重圆。

这个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抗日英雄，这个曾经帮助过国民党进行非正义战争的战犯，他晚年的生活又会如何呢？他的家人们会因为他那个身份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抗日、重生、战俘——沉浮的人生

郑庭笈，字竹斋，1905年出生于海南省的文昌县。

这是一个位于海南岛东北部的小县城，三面临海，一年到头总是炎热且时常遭受来自蔚蓝的海上的台风的袭击。

海洋对郑庭笈的心灵和成长，造成的影响颇为巨大。

他即对一望无际的能够产生摧毁力的大海有着敬畏之情，也向往着大海中的陌生和神秘，或者说，他是向往对岸的大陆正进行的如火如荼的革命，希望能够投身于其中，建功立业。

有幸的是，家里人极为注重教育，虽然生活艰苦，还是把郑庭笈送到了海口市海南公学去上学；这种教育水平的学校，虽然在当时中国来说也不算十分良好，但对于郑庭笈的家庭条件来说已经算不错了，因此他本人也很珍惜这个机会。

他刻苦学习，潜心读书，在学校里成绩优异。

除此之外，他也关注政治新闻，他的老师和同学都想不到，年纪轻轻的他内心里已产生了离开海南参军入伍的想法，因为他无论身材、相貌、性格都更适合当一个文化工作者，他气质可以用文质彬彬来形容。

有一天，他意外得知了黄埔军校，这个由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培养中国革命优秀人才的学校，立即引起了他的无限着迷。

他细致地了解了黄埔军校报名所需要的条件和日期限制，愉快地发现自己有望被录取。

当日，他几乎一夜没睡，内心躁动不平，犹如他家乡的那片被台风吹皱起伏的海面。

1925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五期。

学校位于广州，对他而言并不是很近。

如果去黄埔军校就读，意味着他要和家人们作长期的离别，但他依然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两年后，他从黄埔军校毕业出来，怀着激动的心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此之后，表现优异，升职颇多。

1937年是战火纷飞的一年，日本人在占领平津后，狼子野心进一步的膨胀，开始将重兵开向太原。

忻口是日军当时南下太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山西太原的一个天然屏障，阎锡山决定就在这个险要之地进行会战。

郑庭笈当时任少校营长，以高昂的抗敌热情参加了这场战役。

在这里，郑庭笈第一次和日寇交战，他十分英勇无畏，异乎寻常的机智和勇敢得到了上级和战友们的肯定和赞扬。

看到日军妄图侵略自己的祖国，残害自己的同胞，感到义愤填膺，年轻时的军旅理想在这儿得到集中爆发。

在灵山争夺战中，郑庭笈在身先士卒，率领自己一个营的兵力，在一个晚上向日寇发动进攻。

日军的装备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好，密集的火力使许多战士丧生战场，永远倒在了血泊之中。

嘶吼声和炮火的隆隆声使人辨别不出是从哪个方向传来。

在战士们奋不顾身的沉重打击下，日寇也着实伤亡不下，大小军官不少被杀死。

当郑庭笈和战士们子弹快用光时，甚至惊人地以肉搏方式进行打仗，日寇逐渐士气低落，他率队终于夺回了灵山。

他在这个战役坚持到了最后，子弹全部打光，身上被炸弹震起的石块铁块打伤多处，身上流淌着的血液和汗水几乎使他失去知觉，他当时也不清楚这些血是自己的，还是被自己所杀的敌人的血飞溅到了自己身上。

当他被送往军医处时，所幸没有伤及要害，也不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可谓刚经过了死亡的边缘。

他为了纪念这场对自己意义重大的战役给自己取了“重生”这个号。

在忻口战役中，郑庭笈杀敌勇猛，但他也惊诧地看到了日本机械化军队的优势，摧毁一辆坦克或飞机，总是要献出大量的战士的生命。

双方之间的军备差异，令他诧异的同时又感到心痛，年轻的生命消逝在眼前，可他无能为力。

郑庭笈后来也参加了援缅远征军，他被编入了戴安澜部下；这个伟大的战役中，他仍然保持着炽烈的爱国热情，因此他勇气依旧令人起敬。

到了南缅同古后，战争的火焰一下子燃烧到了他的面前。

当时作为盟军的英国军队被日寇打得四处逃散，十分狼狈，也使得郑庭笈的部队被暴露在了日寇的射程之中。

郑庭笈反应及时，动员起来，当即和日寇展开拉锯战。

当时真是激烈异常，战士们几乎和日寇面对面射击，全凭战士们的坚定意志方能在这里持枪而斗，日寇被扫射倒下的也不计其数。

同古这个地方多是零零散散的房屋，两边还是深不可测的河流，这样地形并不容易守住，战士们抢夺了一间屋子作为掩护，又瞬间失去，从而要去抢夺旁边的另一间屋子作为掩护。

在日寇的飞机轰炸之中，郑庭笈率领战士们冲破敌人的重重埋伏撤出了同古，而他也在这里身负重伤。

总体而言，郑庭笈是一个有勇有谋的爱国将领，他参加了多场战役，杀敌颇多，展现了中国军人的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精神。

到了1948年，郑庭笈因为对抗日有功，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这是他在国民党得到的最高职位，但并不长久。

因为时值辽沈战役打响，郑庭笈在一次战斗中被林彪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所俘虏，开启了他人生经历的重要的转折。

特赦、重圆、安定——享天伦之乐的晚年

他被关在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是个充满历史意韵的监狱，它是清政府时期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劳改机关，后又经过段祺瑞政府精心改造，新中国成立后把它作为改造战犯的反动思想和救赎反动经历的改造所。

郑庭笈在这里还会像年轻时一样向往大海的神秘的波涛汹涌吗？

他自己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他比以前更想念家乡，更想念家乡那片没有台风没有暴雨时的蔚蓝的海洋。

他对前途的迷茫和恐惧终究是有的，他在这个改造所经常坐在地板上，思索着种种与自身相关的事情。

他给自己取的号叫“重生”，那么，他未来还会有“重生”吗？

“以后会怎么处理我们？”“我会有出去的一天吗？”“祖国和人民还会原谅我吗？起码我也做过好的事情。”

1959年，因为郑庭笈往日的良好表现，他有幸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和他一起被释放的还有爱新觉罗·溥仪、王耀武、杜聿明、陈长捷、宋希濂等人。

当他走出改造所那扇沉重的铁门后，他的身份不再是国民党战犯，而是新中国的一个公民；他当时的心情也许只有他自己方能体会。

到了第二天，他又被人请到中南海西花厅的会议室，郑庭笈也不知什么原因他会被人特意接到这里，内心颇为忐忑。

随后看到走进来的是周总理和陈毅，郑庭笈高兴极了，热烈地和他们握了手，表示感谢他们的特赦和不杀之恩，又和周总理叙了叙旧（周总理曾经是黄埔军校主任，郑庭笈在黄埔时期就和他结识)。

而周总理却回应，他在抗战中功不可没，特赦是国家和人民的意愿。

原来，周总理接待他不仅仅是以黄埔军校主任的身份祝贺一个黄埔军校优秀学生重获自由，也是以老相识的身份想帮郑庭笈和妻子复婚，重建家庭。

看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还关心自己这个刚释放的犯人的家庭，郑庭笈不禁眼泪夺眶而出。

十一年的战俘生涯甚少有人关心他，就连家人们也因为害怕和他这个战犯有瓜葛，探望和来信都寥寥无几。

所以，当知道周总理的好意以后，这个不易流泪的硬汉流出了感激的泪水。

他的妻子冯莉娟在他被俘后，因为放不下他，拒绝跟随国民党人逃往台湾。

冯莉娟携带着儿女在北京艰苦地生活着，后成为了金属厂的工人，生活方有好转。

她担心儿女们上学会因为他们的父亲战犯身份的影响，不情愿地提出了离婚。

在周总理的鼓励和帮助下，郑庭笈找到了妻子。

两人见面，万般心绪难以言喻。

冯莉娟虽然心里始终没有忘记他，对于复婚的要求还是犹豫再三，因为顾虑到他的身份经历可能仍然对儿女们的前途造成不好的影响。

后来得知这也是周总理意愿，她方才放心而欣慰地同意了复婚。

接下来是工作安排问题。

这些特赦的犯人该何去何从？是周总理一向关心的问题。

郑庭笈刚出来的几年被安排到了红星公社进行劳动，后来周总理想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安排方案。

出于对历史文化的爱护和珍重，周总理将溥仪、杜聿明、宋希濂和郑庭笈等人安排为文史专员，从事一些文字材料工作的同时也将他们所参与的历史事件写出来，他们所提供的资料将会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自此之后，郑庭笈也算获得了一份比较清闲的工作，并且也有了一笔稳定收入，在北京可以立足下去，使他的家庭可以过得较为充裕。

1983年，郑庭笈在78岁的高龄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从事一些政治事务工作。

他晚年最大的喜悦，就是能够和儿孙们的安稳而幸福的生活。

他经常和家人们散步在北京某个空气清新的花园，其乐融融，仿佛他从来就是个普通平凡的老百姓，而不是在抗日战场上勇猛异常的将领。

他的晚年几乎全神贯注于和家人们的相处陪伴中，如果不认识和了解他，看到这种情形，可能想象不到，这个和蔼亲切的老人，曾经竟然血战沙场，为了抗日而奉献自己的一切。

1996年，郑庭笈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大海的余波

郑庭笈的子女们并没有如同冯莉娟所担心的那样，上学、工作和生活会因为郑庭笈的那段经历而受到不好的影响。

可以说，他们都拥有自己的事业或在自己努力的行业上有一定成就。

郑庭笈的后代前三个都是女儿，第四个才生了儿子，取名叫郑心校。

郑心校的经历可作为典例说明上述论断。

和他父亲一样，郑心校的性格内质中亦具有大海般的激荡和澎湃，不同的是，他没那么强烈激进的表达。

因为母亲的选择，他从小到大都是在北京度过的。

虽然伴随着母亲生活并不富裕，但他勤奋好学，加之母亲也经常告诉他学习的重要性，使他在学校里表现刻苦，成绩优异。

他出生年份是1947年，也就是说，他刚出生不久郑庭笈就被俘虏。

直到他的父母复婚后，他才对父亲郑庭笈有所了解和接触，在此之前，父亲对他而言是一个极为模糊的存在。

郑心校在青年时期，曾远赴云南参加上山下乡运动。

他所在的农村生产队办公室中闲置了颇多中医方面的书籍，他闲暇时便拿来阅读，也正是在这里，他培养了对医学的兴趣。

后来，郑心校因病不得不回到北京。

养病期间，他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医学书籍，虽然颇有所得，但自学终究容易受限，最终他决定过段时间拜师学医。

他在当地一家医院里找到了工作，一开始从实习生做起，每个月收入不多，但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使他感到非常充实。

聪明伶俐的他，博闻强记，很快便具有了独立处理常见病的能力。

出师后，他成为了一名赤脚医生，专门给当地的穷人看病，收入尚可。

1978年，高考恢复。

在一个小医馆当赤脚医生自然不是他的目的，他远大的志向使他下定决心要去读大学，学习更丰富全面的知识。

他展现了和他父亲年轻时一般的奋进和坚持，最后以不错的成绩被北京第二医学院录取。

此后，他的医学事业一帆风顺，毕业后便在北京一家大型医院当主治医师。

经过五年时间的沉淀和成长，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被提升为院长。

1991年，他因为表现良好，被国家派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

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父亲；这对晚年的郑庭笈而言简直是莫大的欣慰，可内心深处，也有一丝伤感。

虽然郑庭笈身边的儿女子孙们仍然不少，可儿子远赴美国，意味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相见，但儿子的出色，是所有为人父的骄傲。

1996年，郑庭笈病重时非常想见到他的儿子郑心校，多次打电话叮嘱他回来。

但他的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郑心校回到北京时，他的父亲已猝然长逝。

后来，郑心校回到了心心念念的祖国，为祖国的医学事业贡献自己的才能和智慧。

如果仍然以大海作比喻，这两父子的确存在某种相同之处，那种坚韧、奋进、顽强，都是他们所具有的。

郑庭笈是向往汹涌的大海，充满冒险和斗争；而郑心校则是倾向于相对平静的大海，需要刻苦专研和奋斗。

可以看出，郑庭笈的后人们几乎没有被父亲的那段经历的阴影所牵涉，如果说真有影响，那就是继承了郑庭笈所具有的积极向上的优秀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