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少时心怀壮志，十五岁便开始壮游，比十九岁才开始壮游的杜甫还早四年。且他的壮游也与众不同，一面访道求仙，一面自荐求仕。
他除了游历访道，便是隐居读书，常驻的隐居处是大匡山。十五岁那年的秋天，他开始到大匡山脚的大明寺读书。这一读，就是两年。他后来在《赠张相镐二首》诗中曾提及这段读书经历：“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所谓的“奇书”，应是指儒、道经典。他素有向道之心，读道家经典并不奇怪；而读儒家经典，欲“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说明他少时便有出仕报国之志。
道，讲的是出世求仙。儒，讲的是入世求仕。儒、道同修，让李白变得不平凡，却也使他的仕途注定不平坦。也许因有出世之心，自命清高，李白并不想像世俗之人一般参加科考，而是自荐求仕。他的才华毋庸置疑，不过态度却有问题，而这显然是他一生仕途受阻的致命伤。
二十岁那年春天，他出游成都，专程拜谒益州长史苏颋，希望能得到他的赏识，举荐他出仕。苏颋的确赞赏他的才华，对下属官员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不过苏颋并无举荐他之意，只是鼓励他继续深造。
之后，他又去游览峨眉山 ，也写了一首《登峨眉山》——
看来，求仕受挫，游历排遣，是他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平衡心态的关键“套路”。
诗中的“宣父”指孔子，连孔子都“畏后生”，你又有什么了不起的，起码我比你年少，竟敢轻视我？这首诗，颇类广东俗语：“宁欺白须公，莫欺少年穷，终须有日龙穿凤，唔信一世裤穿窿。”看来，中国人特有的阿Q精神，在一千多年前的李白身上已然显现。
无论古今，仕途顺遂与否，态度都是关键。而一再求仕受挫的李白，好像还没意识到自己的态度问题，以为是因自己的才学还不够，所以又回大匡山隐居读书。因他再回大匡山时，正是一个雪后的冬日，于是写了一首《冬日归旧山》——
二十一岁的李白在大匡山修学三年后，可能自认为已积蓄了足够力量，于是开始放眼天下，决定离蜀远游，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临行前以诗铭志，在《别匡山》一诗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