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
6月7日,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诚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储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用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曾国藩
从曾国藩这则日记里,丝毫看不出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影子。或许是因为那时候交通落后、信息不畅,战争爆发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曾国藩耳里;或许是因为曾国藩正在参加翰林院的散馆考试,无暇顾及这场远在万里之外的对外战争。
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展开,曾国藩开始关注这场战争了,并在日记中有所体现。
1841年1月10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上年六月,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夷性同犬羊,贪求无厌。上年十二月十五,攻破沙角炮台。正月初五日报到后,又直逼虎门。正月初八报到,皇赫斯怒,于初六日通谕中外。初九日,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本日又策侍卫四人往广东,备差遣。”
第一次鸦片战争
这时候,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进行了半年时间。英军一度沿海北上,攻占了浙江定海。在清朝直隶总督琦善的忽悠下,英军回到了广州。琦善南下广州与英军谈判时,惹恼了英军。英军在1月7日悍然攻击虎门的大角、沙角炮台,造成清军700多人伤亡。道光皇帝震怒,派遣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御敌。
由于琦善擅自与英国方面签订《穿鼻草约》,割让香港,赔款600万银元,引起道光皇帝的强烈不满。道光皇帝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发往军台效力。1841年1月25日,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是日奉上谕,琦善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
琦善
1841年2月25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遇梁俪裳,谈广东情形,晚归。”梁俪裳是来自广东番禺的官员,与曾国藩关系很好。1840年,曾国藩为了准备翰林院的散馆考试,曾经与几个好朋友圆明园挂甲屯的吉升堂客店租住了一段时间,其中就有梁俪裳。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对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两个京城官员遇上后,会以这个为话题,谈论很久,到晚上才各自回家。
众所周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几乎是屡战屡败,没有取得一场像样的胜利。当时,举国上下都在分析清军战败的原因。曾国藩也不例外。
清军抵抗英军
1842年2月24日,曾国藩给父亲曾麟书写了一封家书说:“浙江之事,闻于正月底交战,仍尔不胜。去岁所失宁波府城,定海、镇海二县城,尚未收复。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
在曾国藩看来,清军之所以总是吃败仗,是因为汉奸助纣为虐。
到1842年夏季,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败局已经基本确定。1842年8月4日,英军舰队抵达南京下关江面,黑洞洞的炮口对准南京城。南京城岌岌可危。在英军坚船利炮的威慑之下,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被迫与英军签订了《南京条约》,结束了这场持续了两年多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南京条约》
1842年9月17日,曾国藩给父亲曾麟书写信,提到了《南京条约》签订的相关情况:“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曾国藩提出自己的希望:“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化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在曾国藩看来,《南京条约》的签订实在是迫不得已,但如果签订后,能够带来永久和平,倒也不失为上策。
如果单单从家书来看,大家一定会将曾国藩看成支持议和的主和派,其实并非如此。曾国藩是一位主战派。
曾国藩
1842年底,当第一次鸦片战争早已尘埃落定时,曾国藩还写了一组诗《岁暮杂感十首》,感慨“国仇犹未雪,何处着迂儒”,怀抱着报仇雪恨的理念。
1843年3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5次击败英军的台湾兵备道姚莹,遭到权贵耆英等人陷害,被革职逮问。一时舆论哗然,都为他鸣不平。当姚莹被羁押至京城时,曾国藩冒着极大的压力,与30多名官员在京郊长辛店迎候。
正是在曾国藩等人的声援下,姚莹没有受到严惩,以同知直隶州身份发四川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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