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7日,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播出了一部4集电视剧《帝国商行》。2012年,由葛青导演的剧情电影《帝国商行》上映。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所反映的都是曾经在清朝盛极一时的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是指设立在广州口岸的13家洋货行,负责经营进出口贸易。它的出现,源于乾隆皇帝的一口通商政策。
清朝初期,中国开设有4个通商口岸,分别是位于广州的粤海关、位于福州的闽海关、位于宁波的浙海关、位于上海的江海关。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满粤海关的各种陋规,前往浙江宁波进行贸易,惹得乾隆皇帝不高兴。乾隆皇帝干脆发布上谕,从1757年开始,撤掉了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只保留广州的粤海关。
乾隆皇帝
这就是著名的一口通商政策。
一口通商政策实施后,所有的外国商人都必须来到广州开展贸易活动。为了方便贸易和管理,清廷规定,由官府指定若干家洋货行统一与外国商人开展进出口贸易,并对外国商人进行管理。
官府指定的洋货行数量并不固定,最多时有26家,最少时只有4家。其中,最负盛名,经营最久的洋货行有13家,分别是伍氏怡和行、卢氏广利行、潘氏同孚行、谢氏东兴行、梁氏天宝行、潘氏中和行、马氏顺泰行、潘氏仁和行、吴氏同顺行、易氏孚泰行、罗氏东昌行、容氏安昌行、严氏兴泰行。由此,他们被统称为广州十三行。
晚清时期的广州街头
世界上什么生意最好做?两个字:“垄断。”显而易见,广州十三行凭借朝廷给予的特殊政策,形成了进出口贸易的垄断地位,自然赚得盆满钵满,出现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商人,如被称为“广州四大富豪”的潘有度、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总资产超过了清朝一年的财税收入。光是伍秉鉴一家,家产就达到了2600万银元。名列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的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阵营。
广州十三行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这里有三层含义。
一是广州十三行给朝廷带来了丰厚的关税收入。
一口通商的广州港口
在一口通商政策实施以前的1754年,广州粤海关的关税收入每年只有52万两银子。一口通商政策实施后,广州粤海关的关税收入迅速增加,到1790年就第一次突破100万银子大关。1812年,广州粤海关的关税收入为135万两银子。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834年,广州粤海关的关税收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80万两银子。
在嘉庆、道光年间,全国24个税关总收入约为300多万两银子。广州粤海关的关税收入,占到全国关税收入的近一半。
二是广州十三行充实了皇帝的钱袋子。
在广州粤海关的关税收入中,有一部分要以备贡银和公用银的名义直接送到内务府,供皇室开支使用。备贡银的数额为5.5万两银子,公用银的数量为30万两银子,合计35.5万两银子,约占关税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清朝的广州
这些银子做什么用呢?“供应内廷差务要款,即如坤宁宫、奉先殿、御茶膳房供用,自鸣钟讨领诸大端,较之外省军需尤为紧要。此外复有紫禁城内值班八旗,内务府三旗官兵,每日口分,万难一日延缓。”
精明的广州十三行商人,为了保持特许经营权的稳定持续,经常向朝廷捐输报效,捐出大笔白花花的银子。1787年,清朝打响平定台湾林爽文之战,急需用钱。广州十三行商人捐出了30万两银子,作为军费。在那以后,只要遇到战争、灾荒、治河等大事,广州十三行商人慷慨大方地捐钱捐物,平均每年捐出10万两银子。
1841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占领了广州城。在广州主持军事的靖逆将军奕山与英军签订《广州条约》,赔偿600万银元,让英军退出,相当于“赎回”了广州城。战后,广州十三行商人承担了三分之一的赎城费,即200万银元。伍秉鉴出资最多,为110万银元。
第一次鸦片战争
三是广州十三行为皇帝提供了奇异的洋货。
在故宫博物院里,珍藏着各式各样精美的钟表,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外国,经过广州十三行运送到皇宫,成为皇帝的玩赏之物。乾隆皇帝特别喜欢西洋钟表,多次下旨给粤海关的官员,要他们购买更加精美的西洋钟表:“着传与粤海关监督,嗣后办进洋钟或大或小具要好样款,似此等粗糙洋钟不必呈进。”
除了西洋钟表,广州十三行为皇宫提供了大量奇异洋货,如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等,甚至包括宠物,让包括皇帝在内的皇室成员率先与西方生活接轨。
故宫的西洋钟表
广州十三行得益于一口通商政策。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轰隆炮声,打破了广州十三行商人的美梦。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被迫开放了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为通商口岸。广州不再一家独大,在与上海的竞争中衰落了下来。
广州十三行失去了进出口贸易的垄断地位,难寻昔日辉煌,风光不再,逐渐消失。如今,我们只能通过黄埔古港、锦纶会馆、叶家花园、潘园等遗迹,来想象“洋船泊靠,商贾云集,殷实富庶”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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