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青春期的儿子对我颇为冷淡。
我替他担心蚊子,他说:“没有蚊子,妈妈,你现在嗡嗡嗡的说话声倒是很像一只蚊子。”
作为一个非常看重亲密关系的人,我心里多少有点失落。
周末外出应酬的话,我会觉得对不起孩子,哪怕他不需要这份陪伴。
这更像我的价值观的表达:尽管在亲子方面没有做得多好(能力问题),但在价值观上,我认为亲密关系是生活里非常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事。
这个说不清是好是坏的观念导致我为一部喜剧电影流泪。
电影名叫《托尼·厄德曼》,是德国女导演玛伦·阿德执导的第三部电影。
电影《托尼·厄德曼》海报
这是一个夸张而荒诞的亲情故事。
一个年逾六十的父亲,试图参与到成年女儿的生活中,甚至想指导她的人生——当然,结果是狼狈和滑稽的,有点像我为儿子赶蚊子事件的放大版。
父亲专程赶到罗马尼亚,就是为了当面给女儿送上生日礼物——一个奶酪擦子。
这个厨具在父亲看来是高品质生活的象征,而忙碌的女儿只觉得父亲的到来是添乱,礼物更是一个无聊且没用的累赘。
接下来,女儿继续忙乱不已,父亲试图帮忙,结果全是帮倒忙。
他几乎是被女儿赶走的,但他舍不得走,又化装成一个叫托尼·厄德曼的人,在酒吧里“偶遇”女儿,试图继续参与女儿的生活。
父亲有着令人尴尬的不合时宜的幽默,他逃避现实,没有真正理解女儿的生活处境。
作为一个离婚独居的寂寞老人,他的生活里有价值的也许只有这份父女关系,为此,他不惜放弃自尊。他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和不合时宜的努力,令人恻然。
世界就是这么滑稽,有时候父母千辛万苦付出,孩子却不想要;也有孩子苦苦索求,父母却不给。
关于后一种现象,有一部更出名的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海报
松子的童年在讨好父亲中度过,好像父亲的态度就是她的全部。
她有一个很爱她的妹妹,但她恨这个妹妹,因为父亲就是因为过度关注妹妹才忽略了她。
她长得很美,却没有自信,一生里的亲密关系全是失败的,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
松子也许是令人同情的,但她的问题在于,对父爱的渴求使她完全放弃了生活的其他部分。
她为所欲为地做了很多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负责的事:为了可以早点洗澡,就承认偷了钱;为了让对方不揭发她,就让对方看她的身体。
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都应该归咎于父亲不爱她吗?
应该归咎于她过分地需要一份爱。
没有得到这份爱,她仿佛有了对命运撒娇耍赖的理由,可以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自毁,仿佛不为父亲所爱的自己,就不值得爱。
不管是松子,还是我,也许还有《托尼·厄德曼》中的父亲,都有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假如你得不到一份亲密关系,或者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亲密关系,那么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就不值得?
答案是否定的,松子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我,作为一个被这个问题困扰的人,确实感到焦虑。
有人说,真正幸福的人生状态,是无所依附的状态。
也有人幸运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比如中国导演毕赣——电影《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导演,他拍这两部电影都是在解决自己的内心问题,就是童年时不被母亲所爱的心结。
有影评人特别指出一个细节,毕赣小时候一直以为月亮是跟着自己走的,月亮在关心自己,但他不敢向老师求证,因为害怕一旦求证就会破坏这份幻觉。
我们由此可以想象他童年时的孤独。
毕赣是一个克服了原生家庭伤害的成功案例,他选择用电影来承载和表达自己的痛苦。
但世界上能成为导演的人不多,不为父母所爱的人却不少,不为子女所爱的人也不少,他们如何找到自救的途径,有没有能力和才华自救,如何才能不成为另一个松子——起码我愿意对此保持警惕。
作者:陈思呈。来源:《读者》杂志2019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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