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也有“人口普查”,咋办到的?

发布时间:02-2014:55

“我们总说坐在家里看《动物世界》,但到了北京的郊外,你就会发现,周围就是动物世界。”

文6791字,阅读约需13.5分钟

新京报记者 彭冲 实习生 谢婧雯 朱世晨 编辑 左燕燕 校对 吴兴发

似乎很少有鸟会这样自信。

密云区石城镇,一只胖胖的领岩鹨(俗名大麻雀)站在青石上,“披”着一身棕褐色的羽毛,“隐身”在周围的枯枝落叶里。面对距离不到三米远的人类,一动不动,丝毫不慌。

但这逃不过高晓奇的眼睛。

这位“鸟类博士”能熟练识别北京市的各种鸟,他拿出相机,连续按下快门。照片拍摄时间是1月5日下午四点,也是高晓奇进行野外调查时,离鸟最近的时候。

从去年开始,高晓奇参与了北京市生态环境局首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有点像自然界的人口普查。”

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副处长冯晓光提到,此次调查涉及哺乳动物、鸟类、大型真菌等十余个类群,预计在未来的三到五年时间里,摸清全市生物多样性的本底情况。

2020年的调查已经进入了数据统计阶段,在此基础上编撰的“北京生物图鉴”也开始与读者见面。生态环境局计划每一到两周发布一期,图文结合,像唠家常一样,给读者介绍北京常见的和不常见的生物,以增强人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

“我们总说坐在家里看《动物世界》,但到了北京的郊外,你就会发现,周围就是动物世界。”

▲2017至2018年,李春旺在延庆拍摄到豹猫。受访者供图

━━━━━

丛林中隐蔽的兽

光影斑驳的山地上,一个灰色的小家伙踩着散落在地的枝叶,“漫步”前行。它看起来像是一只猫,但体形似乎更为纤细;几条黑白相间的条纹从它的鼻子延伸到两眼间,看起来又像是幼年的豹子。

这是红外相机在门头沟区清水镇小龙门林场拍下的画面。

李春旺最终确认,这是北京目前唯一确认的野生猫科动物——豹猫,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主要生活在山区森林地带和林缘村落附近,仅在门头沟区和延庆区,他和同事们就发现了140余条豹猫的分布信息。

李春旺有着三十多年的野外调查经验,他是中国科学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生态学博士,也是此次北京生物多样性调查中哺乳动物调查团队负责人。

豹猫等兽类,活动比较隐蔽,生性害羞,发现有人类靠近就迅速“逃离”,要想观察到它们,放置红外相机是目前最有效的方法。

李春旺一般选择叶落的季节去布放相机。

草木枯黄,地面植被少,调查人员更容易发现动物的足迹。不论是悬崖下边,还是茂密的林子里,他总能凭感觉准确摸出那条虚虚实实的小路——那是哺乳动物漫步行走的兽道,可见动物走过、蹭过的痕迹。

把相机固定在这里和一些水源点附近的树干、岩石上,才能尽可能多地捕捉到影像。

闯入动物的领地,红外相机用镜头开始了自己悄无声息的观察。只要感应到动物的温度,便会被触发、自动开始拍照和录影。

尽管它们不过巴掌大小,有着迷彩色的外壳、便于和周围的枯枝落叶融为一体,“暴露”也是常有的事。会有野猪凑过来一对湿漉漉的鼻孔,嗅来嗅去;还有穿着迷彩服的驴友站在镜头前,用一口北京话讨论着“这是个什么”,最终通过相机上的“科考专用”四个字得出结论——这是拍野生动物用的相机,随后离开。

野外调查的经验告诉李春旺,红外相机被动物弄倒、折腾坏,或者被人拿走,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只要这个相机没被破坏,就会留下非常珍贵的影音资料。

从去年春天开始,李春旺和同事们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走遍了北京的城区、平原和山地,放置了200余台红外相机,等到今年3月,将全部收回。

那些小小的“盒子”们已经在外“生活”近一年,他不知道里面盛着什么样的收获,但内心的期待仿佛是要拆开一款款盲盒。

▲李春旺和同事在野外工作。受访者供图

━━━━━

清晨的大山是个“宝藏”

这些隐蔽的“小盒子”并不总是万能的。

老鼠等啮齿类动物,体形小,夜间行动迅速,红外相机往往不是“对手”;蝙蝠多栖息于悬崖峭壁的山洞里,而刺猬、黄鼬一类的夜行性的动物,常在人类聚集的城区出没……在这些地方,红外相机不宜布放。

李春旺和同事们想了更多的办法。

他们在傍晚时分放置活捕笼,早晨一早去收,对老鼠进行分类判断、拍照和取样后,再把它放走。寻找山洞里的蝙蝠太过危险,但在城区一些桥的涵洞和废弃的房屋建筑物里,也可以捕捉和拍摄蝙蝠。

针对刺猬、黄鼬,李春旺往往在晚上来到城区的公园,打着手电筒寻找踪迹。

“北京很大的,不可能每个地方都跑到。”为了更精准地确定兽类数量,李春旺和同事根据它们的栖息地情况、地形地貌等,划定了30个10乘10公里的网格,涵盖北京所有的区,覆盖了山区、平原农区和城区。

在每个网格中,他们会再选择至少两条线作为“样线”,这些样线就是他们的行动路线。中科院参与哺乳动物调查的共有8人,3人为一个调查小组、一起走样线。

沿线走的时候,他们要寻找动物的足迹、粪便、啃剩的枝叶,拿望远镜观察是否有动物出没,用手机GPS记录下行走路线和沿途获得的数据。幸运的话,还要用相机拍下动物的影像。

“(一条样线)长度大概在5公里到7公里的样子,我们通常会走得更长一些。”李春旺和同事常常早上七点出发,下午三四点钟下山回城,一天下来,他们最多能走一条样线。

夏天天亮得早,李春旺早上不到六点就起床。他知道清晨的大山是个“宝藏”——或许有机会和狍子、斑羚、獾打个照面,如果睡个懒觉,等到明晃晃的阳光不那么新鲜的时候再进山,动物早都躲起来了。

“除了夜行性的,很多哺乳动物都是晨昏型的。”李春旺解释道。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李春旺就一头扎进秦岭做调查,到如今已是三十多年,看惯了动物的各种姿态,反而觉得队里年轻人的适应过程是有趣的,“一开始很害怕,很回避,到后来慢慢克服困难。在野外他们跑得很开心,工作一天回来还要发个朋友圈。”

但在安全问题上,李春旺一直没有松懈,他每天都会跟队员重复注意事项,“要注意回避野猪和蛇,尤其是在夏天繁殖期,带着幼崽的野猪往往会有一定的攻击性。”

他提醒年轻人,走路不要看手机,如果需要做观察和记录,就停下来。他曾在野外边走边记,有条腿不小心陷进暗河里,相机狠狠地撞到胃部,李春旺疼了好半天,喊也喊不出来,下山都比别人慢了半个多小时。

▲2017至2018年,李春旺在延庆拍摄到野猪。受访者供图

从2017年开始,李春旺开始在北京的部分地区做野外调查。曾有欢腾的大野猪拖家带口、一家子整整齐齐地跑进他的红外相机镜头,他也拍到过受了外伤的狍子,反复出镜的獾,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斑羚。

“我觉得北京的生态环境是得到了改善的,人的素质也提高了,很多动物出现在公园和居民区,比如奥林匹克公园里,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李春旺说。

▲红隼悬停,高晓奇于密云区不老屯镇拍摄。受访者供图

━━━━━

“我看见灰喜鹊和雀鹰打架”

在这次生物多样性调查中,高晓奇是专门找鸟的人,能熟练辨识北京的各种鸟。

要想发现鸟,一靠看,二靠听。

六年的野外调查将高晓奇的感受力打磨得愈发敏锐,他甚至能感知到鸟翅膀扇动起来的风。“有的鸟会唱歌,有的鸟会发出特定声音,当听到小鸟紧张而急促的警报声的时候,往往就需要观察周围是否有 “危情”——比如猛禽飞来。”

有些鸟,如猫头鹰,白天很难发现它,高晓奇便会用一些录音回放设备播放它的叫声。“有时候同类鸟会回应,就能确认周围是否有这种鸟。”

有的水鸟离人太远,高晓奇总会备好单筒望远镜,诸如密云水库,面积大,鸟离得太远,仅凭肉眼难以分辨清楚;有的猛禽飞得快,长焦相机就派上了用场,“看不清的时候,可以先用相机记下来。”

夏天的时候,日出早,高晓奇和同事凌晨四点就要起床。

2021年年初迎来了21世纪以来的最低温。高晓奇记得,降温那几天,他正在北京郊外的怀柔和密云,“手刚掏出来,一下子就凉了。”好在还是能看到很多鸟在觅食,一只只都鼓鼓囊囊的,“这些鸟不是胖,而是为了御寒,让羽毛蓬松起来,创造隔热空气层。”

人没有这样的本领,只能裹得更厚。

“爬山本来就很累,穿多了对体力也是一个考验。”电子设备也遇到了考验,锂电池的相机和数据记录设备,续航时间开始缩短。下雪后,山阴面铺着一层雪、藏着一层冰,看不清状况的调查人员开车上山做调查,差点下不来。从那以后,要去山上的观测点,高晓奇都选择步行。

他不觉得这是一件辛苦的差事,只觉得有意思。

他见过伯劳鸟吐轴,这是一种性情凶猛的小型雀鸟,“有些食物伯劳鸟吃了后消化不了,就会把这些东西吐出来,叫‘吐轴’。”

红隼是隼科的小型猛禽,也是北京最常见的猛禽。高晓奇曾见过红隼在半空中“刹车”,羽毛和翅膀小幅度抖动,但既不向前飞、也不往下落,而是定在空中不动,像是被钉在了空气里,一双眼睛认真地观察地面环境。

灰喜鹊和雀鹰也爱骂骂咧咧地打架。“雀鹰有时候会闯入灰喜鹊的领地,但是灰喜鹊非常团结的,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会迅速组织起来把雀鹰给赶走。”

高晓奇最偏爱的,还是北京的大嘴乌鸦,“鸦科鸟是最聪明的一类鸟,它们会利用工具满足需求。”他见过大嘴乌鸦抓着坚果站在高处,等待时机,汽车一开过来,它就把坚果丢下去。坚果壳轧碎了之后,它再过去享用。

▲高晓奇在怀柔区琉璃庙镇观鸟。受访者供图

━━━━━

每一种鸟都不能少

在高晓奇看来,这一次调查,北京的每一种鸟都不能少。

“北京所有的区都在调查范围内,会先选出有代表性的、可抵达的、生物多样性高的一百平方公里的网格,将其作为一个样区,全市一共有40余个。”这40余个样区,高晓奇和同事一年内要跑4遍,也就是160多平方公里。

高晓奇同样使用样线法。

“简单来说,沿着样区里一条两公里的线走,观察、记录两边的鸟。”为了防止重复记录,对于飞行中的鸟类,调查队伍要控制好行走速度,不能走得过慢,而且只记录朝自己方向飞来的鸟。“以一个方向为准,要不然,因为鸟是飞来飞去的,有可能它飞过去你记了一次,转了一圈飞回来你又记了一次。”

调查队伍采用抽样估计的方式来计算北京市鸟的数量。

“比如在进行黑头䴓(䴓科䴓属的鸟类,俗名贴树皮、桦木炭儿、松树儿。)数据调查时,选择一个针叶林进行调查,然后用这个针叶林的黑头䴓分布密度乘以北京市针叶林总体面积,可以测算北京市所有针叶林的黑头䴓的数量。同理,可以以一块田野为样本测算北京市所有田野的黑头䴓数量。”

一趟线走下来,如果树林茂密、鸟类繁多,通常需要两个多小时。

▲领岩鹨,高晓奇于密云区石城镇拍摄。受访者供图

队伍一般有六个人,有的负责观察拍照,有的负责记录沿途所见鸟类的数量和栖息高度等信息,有的负责录下鸟类的鸣叫声。一行人总是保持安静,生怕惊扰到鸟;他们多数穿着迷彩服,“不能穿得鲜艳,要和环境融为一体。”

日出前半小时到日出后三小时,以及日落前的三个小时,是鸟最活跃的时间段。“鸟休息了一夜也饿了,日出后第一件事就是觅食。”在这段时间去观测,调查人员才能找到尽可能多的鸟。

一年中,高晓奇和同事要出动4次,分别在鸟的夏季繁殖季、秋季迁徙季、冬季越冬季和春季迁徙季去野外调查,一去就是25天。

目前,高晓奇完成了三次调查,虽然红外相机的数据还没有回收,他已经记录到了200多种鸟。等到春天来,鸟儿回迁,他和同事要再去走一次样线,据他估计,“这个数字可能要增加至300。”

有数据统计,在二十国集团(G20)所有国家的首都中,北京的鸟类种类排名第二,仅次于热带的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从生物多样性的分布规律来讲,温带的条件并没有热带好,北京能有这样一个排名,属实不易。

高晓奇说,在钢筋林立的北京,人们可能想不到,就在几公里外的山林里,每个生命都活得生机勃勃。“虽然大家都感觉大都市的城市化进程很快,但是在相关部门的保护下,我个人感觉,北京的山区自然环境还是保护得非常好,而且近些年还有变好的趋势。”

▲刘冬梅拍下的马鞍菌属。受访者供图

━━━━━

确定一棵蘑菇的身份

“和动物不一样,反正它只要长出来就长在那里了,直到腐烂。”

“它”是大型真菌,也就是“肉眼可见、伸手可摘”的一类真菌,是这次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中,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刘冬梅博士的调查对象。

7月到9月是北京的雨季,也是大型真菌集中生长的季节。

刘冬梅和同事便每天清晨带着采集刀(铲)、采集篮和照相机出门,有的大型真菌长在地面,有的挂在树干上,有的和昆虫共生,还有的晶莹剔透,隐蔽在枯叶枯枝里,人一不小心就能踩倒。

和动植物相比,人们对菌物等微生物的探索是一个处女地,但这不代表菌物不重要。“微生物和动植物的地位是并列的,它具有分解的功能,把营养物质归还到大自然界当中,促进物质和能量循环,有很重要的生态功能。”

正是因为已有的可参考的材料不多,而且很多大型真菌的形态往往相似,所以,要确定一棵蘑菇的身份,刘冬梅往往需要把它带回实验室,用微观、分子手段做鉴定。

“手拔的话可能会拔断,尽量不破坏它,很小心地采出子实体(肉眼可以看到的部分),然后放到采集篮里,要用吸水纸给它包上,防止破坏失水。”刘冬梅等调查人员细心地对待这些柔软的生物,晚上回到驻地,她们把一棵棵菌物放在脱水干燥器里烘干,小心割开,观察,测长度,再带进实验室,进行分析。

等到完成这些工作,往往已是午夜。

▲刘冬梅拍摄的地星属。受访者供图

“但总会发现一些东西把你的疲惫感减轻一些。”一次,在平谷四座楼自然保护区,刘冬梅一行人在山上待了一天,中午只吃了面包和饼。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她感觉身体又累又沉,突然一簇鹅膏菌闯进她的视线,“长得很大,又很可爱。”就像是被玩具叫醒的小孩,刘冬梅一行人一下子就精神起来了。

大型真菌中,她很喜欢鲍姆桑黄孔菌。这种菌既可以生长在活的阔叶树上,也能在垂死木上生存,可以把木材分解成木质综合纤维素,让物质回到自然界当中。

在北京,这种菌原本只在海淀区有发现,这次调查,刘冬梅一行人在延庆也发现了它。

“它长得挺可爱,形状像耳朵,边上有点黄,中间有点黑,我们在延庆还拍了一些照片,当时还挺兴奋的。目前好像有研究发现桑黄对抗肿瘤有一定作用。”

对这些菌物感兴趣的,不只有刘冬梅等科研人员。

她在城市公园里曾遇到过挎着小竹篮、采摘蘑菇的市民,“有的市民很热情,对我们的工作也很好奇,知道我们做什么之后,还会问问哪些蘑菇能吃。”有游客在直播分享自己的见闻,觉得大型真菌调查工作有意思,也把蘑菇拉进了直播间。

“大型真菌和人类生活密切相关,这次本底调查,就是要试图了解北京有哪些物种、分布情况,还有它的经济价值,哪些是食用菌,哪些是药用菌,哪些有毒。”刘冬梅说道。

▲昆虫调查组布设马来氏网。受访者供图

━━━━━

见证每一种生物的“成长”

为何要在北京全市范围内开展生物多样性的调查?

“不了解北京都有什么物种,就很难去制定政策或者一些措施,因为你没有本底数据。”高晓奇解释道,这次调查,就是使用标准化的调查方法,搞清楚各种生物在北京各个区的分布规律,再对其现状和受威胁状况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和监管措施。

到目前,这项调查工作已开展1年时间,2020年的调查也到了数据整理阶段和扫尾阶段。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副处长冯晓光提到,此次调查涉及维管植物、哺乳动物、鸟类、鱼类和大型真菌等10余个类群,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内持续进行。

冯晓光进一步总结说,通过调查,人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处的生态环境,“而且我们也想试着逐步把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纳入到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当中。”

在现有调查基础上编撰的“北京生物图鉴”也开始在微博上与公众见面,每一期图鉴介绍一种生物,截至目前已发布8期。

从敏感胆小的豹猫到敏捷机警的黑鹳,从水里的水毛茛到林间的鲍姆桑黄孔菌,人们开始熟悉这些“生物居民”。冯晓光提到,他们后续会争取一到两周出一期,至少持续到今年的五六月份。

“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人们感受到一种亲切感,觉得这些生物就在身边,就跟唠家常一样,或者像谈论身边的小宠物一样,引起群众对这项工作的关注,也增强大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

▲水生植物调查组调查工作。受访者供图

李春旺说,他从不怀疑人热爱生物的本能,“因为人自己就是生物。人对生物是感兴趣的,孩子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去动物园?孩子们是喜欢(生物)的。”

他很喜欢去看公园里的松鼠。

“其实它是几种离人距离最近的动物之一,在城区都能见得到,也是很漂亮的一种动物。”有时候,松鼠会忙着搬家,把自己在一个树洞里储存的全部“家当”搬到另外一棵树里。

看看动物们努力又从容地生活,似乎也成了现代人解压的方式。高晓奇希望,这个城市的每一种生物都有机会继续成长,而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去见证。

他一直忘不了,在怀柔的雁栖湖,他和同事正在走样线、找鸟,忽然发现前面远远的一处山顶上,一只比羊还要大的中华斑羚正站在高处的岩石上,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们。“这不是能轻易在野外亲眼见到的动物。”高晓奇很兴奋。

他一遍一遍感叹,“北京市的生物多样性基础其实特别好,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环境需求的不断提高,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将给市民带来巨大福祉,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保护。”

值班编辑 花木南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