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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建都的第一位皇帝应该要算孙权,下面我就南京建城史和孙吴建都南京的一些情况做一回答:
一、南京的地理因素与历史沿革
1、南京的地理因素
古人有言:“欲王西北,必居关中;欲营东南,必守建康”。这是对于南京重要历史地位的高度概括。而南京作为我国著名古都和南方政治、文化中心的辉煌历程,正是开始于孙吴时期的建业。
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北部顶端,它的后方有富饶的江南平原。北临长江,与广阔的江淮平原隔江对望。江南地区拥有发展农业的优越自然条件,其地区经济在东汉以后持续发展,这为南京的兴起、发展提供了条件。
南京地区多山峰丘陵,其西部是皖南丘陵,东部是宁镇山脉东南部又有茅山山脉余支。宁镇山脉西段穿过南京境内。其中钟山是宁镇山脉今南京地区海拔最高处,也是本地区历史上最著名的山峰。钟山余脉大多处于今南京城区之内,与南京城市发展关系甚为密切,具有代表性的有龙脖子山、富贵山、覆舟山和鸡笼山等。主要岗地则有鼓楼岗、五台山和清凉山、此外,沿今南京市南部和西部还有雨花台、凤台山、冶山、四望山等。宁镇山脉西段北支,主要是栖霞山、乌龙山、燕子矶、直渎山、幕府山、狮子山,这一列山地,紧邻长江,历来为江防要地。
南京形势山环水绕,在其城市发展历程中,河流的作用甚为显著。长江和秦淮河是南京历史上最重要的两条河流。长江将南京和中国的其他区域连接在一起,使这座城市拥有全国影响力。长江自西南向东北流经南京,奠定了这座城市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
南京城的北面有三道防线:
其一、长江南京段江面宽阔,直到唐代仍宽达40华里,在交通工具不甚发达的古代,这无异于横亘在南北之间的一道天堑。
其二、长江以北是广阔的江淮平原,这是长江与黄河之间的缓冲地带,历代定都金陵的政权,尽管立足于江南,但仍力争保据淮南,如东晋、南朝前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杨吴及南唐政权。而一旦定都此地的王朝失去淮南,其形势则岌岌可危。
其三、燕子矶等山岭峭立在大江南岸,使军队难以从此处登岸,北方军队若要从正面渡江进攻,必须取道西面的采石,或者取道下游的镇江南京的地理形势不仅利于防守,也在于它的便于进攻。长江南京段北岸与其南岸地形正相反,是平坦的滩涂,故易于从江南渡江北上。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此地的纬度最高,距中原最近。南方军队一旦渡江北上,即可越过一马平川的江淮平原,直指黄河流域。
在我国历史上,长江以南地区曾出现过一些独立政权,其中不乏乘中原局势混乱之际,凭借相对复杂封闭的地形以求一时苟安者。然而、定都金陵者、大多有挥师北定中原之志。
金陵得天独厚的防守形势,历来为兵家所看重。我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南北政权对峙的局面,定都金陵的南方政权,凭借江淮平原、长江和沿江山地这二道防线长期与北方政权抗衡。故北方政权进攻江南之前,必须经过长期的人力、物力准备。
历代有志经营中原者,都高度重视金陵。明末清初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所著《读史方舆纪要》中总结金陵地理形势道:
“前据大江,南连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舟车便利,则无艰阻之虞,田野沃饶,则有转输之籍。金陵在东南,言地利者自不能舍此而他及也”。
2、南京的历史沿革
金陵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引起南方诸侯国的重视。其时,吴、越、楚之间持续争霸战争,他们相继在位于“吴头楚尾”的金陵,占据岗地,建立城堡。
按照有关地方史籍的传统说法,金陵之见诸史籍始于春秋时期,当时其地属于吴国。今南京城西部朝天宫所在的冶山,古时又称冶城山,传说是吴王夫差炼剑之处。春秋末期,吴、越间的战争以越国的胜利而告终,越王句践遣范蠡在今南京的内秦淮河畔、中华门外长干里筑城,称越城,民间又称范蠡城,其遗址至清末仍依稀可寻。战国中期,越楚大战,越国战败、金陵归属楚国,楚国在此地设金陵邑,这是迄今可见的南京历史上第一个正式行政建制。南京的古称“金陵”就是来源于此。
对于先秦时期金陵历史的记载大多是后代的追述,故有许多史实模糊难定。地方志中一般将越灭吴的第二年,即周元王四年(前472)定为越城建立的年代,将楚越战争后,楚尽取吴故地的一年,即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定为楚国建金陵邑的年代。
秦统一六国后,改金陵为“秣陵”。同时又在今南京范围内析置丹阳、江乘两县。《史记》载秦始皇东巡.曾从江乘渡江。西汉初期,金陵先后属楚、荆、吴三王国,汉景帝时属江都,汉武帝将全国分为十三刺史部,金陵属扬州刺史部下辖的丹阳郡管辖,西汉的扬州刺史部设在寿春(即今安徽寿县)、丹阳郡治在宛陵(今安徽宣城)。西汉的今南京地区内设有五县,即秣陵、江乘、丹阳、胡孰、棠邑。汉代实行郡国并行制,秣陵、丹阳、胡孰三县一度改为侯国。东汉金陵的行政设置大体沿袭西汉,但侯国中仅余一胡孰侯国,改写成湖熟。
从上述记载来看,有关金陵的先秦历史大多源自于传说,但是这些传说至少可以说明两点:其一,金陵在先秦及秦代已是一个受到高度重视的军事要地,春秋战国时代它是东南地区的吴、越、楚三国争夺的要地,并且这三个政权都相继在此地修筑军事堡垒;其二,金陵自古以来就是长江南北交通要道,秦始皇巡视东南,往返都从这里渡江。
尽管如此,孙吴建立以前的金陵地区,只是分散的几个小县城。此时,江南最大的都市是春秋时代的吴国都城姑苏,即吴(今江苏苏州)。东汉末年,孙坚、孙策父子崛起于东南。孙吴政权草创初期,拥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等郡,仍以吴为统治中心,其后,孙权又将政治中心迁至京(今江苏镇江),在此地指挥了著名的赤壁之战。
二、孙吴建都建业的曲折过程
在此前后,孙权及其谋士们开始将目光投向金陵。张纮在赤壁之战前就劝孙权移镇金陵,他说:
“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岗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岗,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子所命,宜为都邑。”
据传,赤壁之战时,诸葛亮和刘备路过金陵详细观察地形,至京后,也劝孙权移都金陵、所谓“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说也是产生在此前后。当然,这些传说不尽可信,特别是根据赤壁之战前后形势来看,诸葛亮当时并未途经金陵。但是可以明确的是,战乱年代的政客谋士都高度重视金陵的战略地位。
赤璧之战后,孙权又与刘备争夺长江中游的控制权,移镇金陵已成必然之势。与金陵相比,吴的地理位置偏于东南而长江在金陵以下的江面宽阔,且波涛汹涌,不利行船。水军在孙吴立国过程中作用甚重,孙权认为此地大小江河交错,水道丰富,可以建造、训练大船,而这时孙吴正致力于建水军,故理当移镇此地。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孙权终于迁治金陵,将其地改名为“建业”,以示建帝王之业的雄心。同年,又在原楚国金陵邑的基础上修筑石头城,作为水军根据地。
这时,长江中游的激战正酣。孙权将建业交给建武将军吕范镇守,并任命他为丹阳太守、扬州牧。在此期间,随着战事的发展,孙权的统治中心不断迁移。他先后迁居陆口(今湖北蒲县北江边)和公安(今湖北公安县北江边),魏黄初元年(220),孙权从公安迁鄂(今湖北鄂州市),改名武昌,并受魏文帝曹丕册封为吴王。孙权以武昌为政治中心达10年之久。吴黄龙元年(229),孙权在武昌称帝,这年秋,才又迁都建业,这是我国古代王朝首次在金陵建都。
孙权建都建业的决策,是经过多年的酝酿以后才决定的。从继承父兄遗业至称帝,孙权的政治中心长期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而在长江中下游之间迁移,先后作过东吴政治中心的有吴、京、建业、公安和武昌五处,直至三国鼎立之势形成后,孙权最终决定定都建业。
至孙权的孙子、吴后主孙皓时期(264~280),西晋已经统一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地区,东吴政权岌岌可危。但是孙皓却忽然决定要迁都武昌,并勒令长江下游人民逆流而上供应武昌都城的所需物资。这个决定遭到东吴朝野的广泛抵制。
孙吴是依靠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而建立的政权,此时,江东世族强烈反对孙皓的迁都,而百姓又不堪忍受由迁都而陡然增加的财力、人力负担,起兵反抗。当时的孙吴盛行着一首歌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孙皓的迁都,终以失败而告终,吴宝鼎元年(266),孙皓又还都建业。
三、孙吴后的南京地位
西晋太康元年(280),西晋龙骧将军王濬率水军攻至石头城下,孙皓出降,孙吴灭亡。西晋灭吴后、为抑制孙吴的残余影响,贬抑建业地位。西晋太康三年(282),原建业县被分为建邺、秣陵两县,建邺管辖秦淮河下游以北地区,县治设在原建业都城宣阳门内,即今南京市淮海路以北;秣陵管辖秦淮河下游以南地区,县治在东汉时期的旧陵县治,即今江宁县秣陵镇。西晋还在孙吴建业辖区内设临江县,这就是南京的另一古称“江宁”的由来。西晋还恢复了湖熟县和江乘县。
西晋时期,金陵仍属丹阳郡,但丹阳郡范围有所缩小,只管辖上述秣陵、建邺、临江、湖熟、江乘、丹阳六县,以及今句容、溧阳、高淳、当涂和芜湖一带,而将今皖南的中部另设宣城郡。这是对原孙吴都城的辖区实行分而治之的办法。三国时代及西晋初期,南北扬州刺史部并存,南扬州原属孙吴,北扬州先后属曹魏及西晋,治所在寿春。西晋统一南北后,将南北扬州合并,治所设在原建业城内,故在西晋时期,金陵仍是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至西晋晚期的建兴元年(313),为避晋愍帝司马邺之讳,改建邺为建康。这一名称被东晋、南朝沿用。
建兴四年(316),西晋灭亡。此前、永嘉元年(307),西晋琅琊王司马睿已出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驻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其时,中原再次陷入战乱,王导劝司马睿移驻建邺,以占据政治、军事上的主动。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建议,渡江进驻建邺、王导等同行。
318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即晋元帝。东晋时,为安置大批南渡人口,实行侨置州郡县制,江乘县境内设有琅琊、东海、东平、兰陵等侨郡,属侨徐州管辖,侨徐州治京口,后曾一度移住建康。东晋初以江宁县为琅琊王国,在建康宫城外设怀德县,安置来自原琅琊国的移民,怀德县后更名为费县,后又从江乘县分置临沂县,与东晋初所置费县、阳都、即丘同属琅琊郡管辖。
东晋时,建康地区还设魏郡、广川、高阳等侨郡,以及肥乡、元城、广川、北新城、博陆等侨县,属扬州管辖。东晋时期,侨置郡县废立频繁,惟有琅琊郡一直保存到南朝梁时。刘裕废晋建宋后,建康境内的建康、袜陵、丹阳、江宁、湖熟五县属于丹阳郡管辖,费县、阳都、即丘、临沂四侨县以及缘江的江乘县属南琅琊郡管辖,后费县、阳都、即丘被废,南琅琊郡仅辖有临沂、江乘二县。
南朝齐因袭刘宋时期在建康的建置。南朝梁时,在秣陵县境内梁武帝的出生地同夏里置同夏县,又废湖熟县,更南琅琊郡名为琅琊郡,同时将原丹阳郡分为丹阳和南丹阳两郡。南丹阳郡在南朝陈时被并入丹阳郡,陈又废琅琊郡,改设建兴郡,属扬州,辖同夏、江乘、临沂、胡孰等县。
隋开皇九年(589),隋朝灭陈,统一南北。同年,隋于石头城置蒋州。隋大业年间(605~617),隋朝将六朝时期的建康、秣陵、同夏三县并入江宁,废临沂、丹阳、湖熟三县,江宁县治迁至冶城附近。隋代又将扬州州治迁往江都,从此扬州成为江都的专称,而金陵则由统一的南方政权的国都降为普通州县。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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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棣t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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