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被“人间蒸发”的东北军
历史研习社2020-12-14 16:57
文|逆北
刚过去的双十二，大部分人沉浸在剁手狂欢中不可自拔，购物消费成了最大的主题。似乎少有人记起，当年引起举国哗然的“西安事变”，其实也发生在双十二当天——1936年12月12日，距今已过去了84年。
西安事变的意义，想必大家都多少有些了解。但是，当西安事变在各方积极斡旋，得以和平解决后，作为“兵谏”主要发动者的东北军，却突然如“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这不由得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几十万的东北军，到底去哪里了呢？
要想大致讲清楚这些事情，咱们还得先从九一八事变说起。
01西安事变前的东北军
1931年秋，日军侵占沈阳等城市事件发生以后，关外的东北军部队，除黑龙江等地少数留守部队与日伪军周旋外，其余均奉行“不抵抗”政策，悉数退入关内。
老家一夜之间丢了，东北军内部人心涣散，士气低迷，而作为其统帅的张学良，更是成为了国内舆论的众矢之的。
对于张学良和他的部下来说，危机远没有结束。1933年2月，日寇进犯热河，镇守此处的奉系老将汤玉麟面对敌军来犯，不但不积极抵抗，反而不放一枪一弹就将此地拱手于日本关东军。这一巨大的军事失败，刺激了日寇进窥古长城以南的内地之野心，也迫使张学良被迫交出军权，下野出洋。
当张学良回国后，南京当局先是调他率军前往鄂豫皖地区同当地工农红军作战，后又把他改派西北，直接负责对中央苏区的进攻。结果，在直罗镇，孤军深入的东北军第109师被彭德怀指挥部队全歼，师长牛元峰被击毙。这一惨重的失败，与张学良身上肩负的国仇家恨交织在一起，让他不得不重新权衡继续打内战的得失利害。
巧的是，此时中共也向东北军高层抛来了合作的橄榄枝，释放了一批战俘，双方的友好往来逐渐密切，一改往日的搏杀对峙。由于争取到了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后来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支持合作，陕北的红军得以击溃胡宗南部一旅人马，暂时缓解了中央苏区所承受的军事压力。
面对西北“剿共”军事出现僵局，南京高层颇为不悦，除此之外，潜伏于东北军内部的特务汇报，更让蒋介石坐卧不宁，他决定亲自前往西安督战，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临潼扣蒋”。
（张学良与蒋介石）
由于事发突然，围绕如何处置蒋介石，出现了各种意见的交锋。最终，在中共代表周恩来、南京方面的宋美龄、宋子文等共同斡旋下，国共双方达成了初步的和解，蒋介石以人格担保日后不再对苏区用兵。笼罩在西安上空的战争阴云也暂时散去。
02张学良被扣，东北军同室操戈
就在蒋介石重获自由，即将返回南京时，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张学良是否要陪同前往？不少东北军高层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张跟随蒋介石返回南京未必有好果子吃。
不过，无论周围人怎样劝说，张学良仍然坚持陪蒋介石回南京。在他即将登上飞机之时，张学良似乎对自己之后的命运有所预料，于是留下手谕，要求“诸兄听从虎臣（杨虎城字）、孝侯（于学忠）指挥”。
如果按照派系来讲，杨虎城对于东北军而言，毕竟仅是“朋友”，而非“一家人”。除此以外，杨虎城个人自保尚且不足，更不会吞并东北军。相反，在对待东北军高级将领上，杨虎城非常克制，轻易绝不对其内务表态。
因此，得到张学良认可的东北军临时负责人，只有甘肃省政府主席、第51军军长于学忠。
于学忠原是吴佩孚手下的将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战败后，于学忠因手下部队作战勇猛而受到张作霖父子赏识，于是很快被张作霖方面网罗过来，于学忠的部队不但没有因为战败冲击受到太大损失，反而不断壮大，在西安事变前夕，发展成了一军之势。于学忠因此对老张家感恩戴德。
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这件事，他得知后本是反对的，但是无奈少帅主意已定，所以他只得勉强会晤何柱国等将领，至于具体决策，则抱含糊态度。在于内心里，他似乎对张学良的返回仍抱有一些希望。
果然，不出所料，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不久就被送上军事法庭审判，最后交由军事委员会管束，从此丧失了人身自由。张学良被扣押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在东北军中掀起了新的波澜。而更让东北军高层感到头大的是，南京方面此时又下令，命令他们撤离西安，退到渭河以北。南京中央为了表现己方强硬的态度，还派中央军精锐宋希濂部逼近关中，震慑东北军。
在这个过程中，黄永安的炮兵旅等东北军部队脱离建制，直接向南京方面输诚，更让西安的东北军高层愈发被动。
面对主帅被囚和南京方面要求撤兵的双重压力，东北军内部不得不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以应对这场危机，这就是渭南军事会议。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等东北军高层要员围绕是否接受南京方面的要求，均一筹莫展。
对于这些将领来说，如果接受了，那便等于默认了少帅失去自由的事实，这样便会让他们自己背负上“卖主求荣”的道德罪名，而且孙铭九等东北军少壮派也不会轻易答应。
如果不接受，问题更麻烦，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是为了国内各方政治势力联合抗日，而不是继续内讧下去。现在东北军为了营救张学良，公然和南京高层叫板对着干，不但不会把张学良救回来，反而容易陷自己于被动。
更何况，此时东北军内部分裂之象已现，驻守关中门户——潼关的东北军部队也被南京拉拢过去。要是真打，于学忠、何柱国等人手中的部队还不一定能占优势。
由于受到种种复杂因素的羁绊，本来该各抒己见的讨论会，一度被底层将士的强硬态势所主导。何柱国和王以哲等高级将领谁都不愿意明确表态，而参会的东北军少壮派则强烈主张“不放回副司令（即张学良），绝不从渭南撤军”。会议进程一度陷入僵局。
经过争执，东北军内部暂时达成了“除非南京放回张学良才肯撤军”的初步决定。可是王以哲等仍然对会议结果持保留态度。绝不退出渭南的命令也没有完全落实，东北军内部在对待南京一事上意见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
就在王以哲等为安定内部焦头烂额之时，中央军对关中的包围逐渐成形，情势急转直下，愈发危急。最终，还是第67军军长王以哲打破“不进不退”的僵局，决定接受南京当局的安排，退出西安城。
按理说，王以哲这种做法也不能说没有他的难处，可是，让王以哲等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这一决定，很快激怒了以孙铭九、应德田等东北军少壮派。他们下意识的认为是王以哲和何柱国出卖了东北军，决定对他们痛下杀手。
结果，王以哲在会议结束后没两天，便被暗杀于家中，何柱国事先做了防范，躲到杨虎城的新城大楼家中，暂时躲过一劫，这就是改变东北军命运走向的“二二兵变”。
（王以哲）
这场由孙铭九等挑起的内乱，迅速撕裂了本就人心惶惶的东北军，王以哲被杀的消息传开后，很快激怒了与他交好的缪徵流和其他主张与中央和解的东北军将领。也加速了他们在政治上倒向南京中央的速度。
杀死王以哲后，孙铭九等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做法过于极端，而且于事无补，最后不得不离开军队，由于上下层相互提防猜忌，此时的东北军已如一盘散沙。
眼看继续留在西安只会增加内战的危险，于学忠等人终于明白，事情再也拖不下去了，经过简单的整顿，于学忠和和何柱国领军匆匆退出，宋希濂部进驻西安，控制了局势。而曾经参加刺杀王以哲的部分军官则被刘多荃等报复性处死。无疑，这种“官报私仇”的作态，只会让东北军内部分裂趋势无法挽回。
03“分而治之”，东北军终成历史
于学忠等人把部队撤出关中这个是非之地，并不意味着东北军内部矛盾的化解，而仅仅是暂时被掩盖了起来。蒋介石等人抓住这个机会，继续分化东北军力量，并于1937年4月召开了鄂皖苏三省整军会议。
在这次特殊的整军会议上，东北军被整理成六个军，分为第49、51、53、57、67军，以及骑兵第二军。在这次部队整编中，东北军比原来减少了八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和两个炮兵旅，实力受到不小的削弱。
东北军被缩编后，南京方面还不放心，决定继续分散其力量，避免他们重新拧成一股绳，其中，曾被张学良“钦定”为东北军掌门人的于学忠和他的部队，被改调往江苏，直接置于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眼皮子底下，之后被用于在安徽北部等地区作战，阻击日寇。徐州会战后，他们又被留在山东和江苏沦陷区敌后作战，长期的不间断作战让于学忠旧部损失惨重，第51军几经换血，已经不复原来的面孔。1943年，于学忠被调回重庆担任军事参议，削去兵权。
东北军的第53军因在西安事变中同张学良等保持了一定距离，后更是积极向南京中央靠近，所以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受到了陈诚的庇护。
而与53军命运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第67军，全面抗战爆发后，第67军先后转战山东和上海等战场，损失殆尽，师长吴克仁殉国，其残部被并入中央军王敬久方面。幸存者曾试图要求集团军司令陈诚为67军恢复建制，却也如石沉大海。
东北军的第57军原先作战勇猛，本有望为东北军保存薪火，可因为军长通敌，遭重庆方面取消建制。
从此来看，全面抗战后的东北军主力所面对命运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同敌人血战后，因伤亡过大被削去建制，另一种则是保留建制，但补充入其他部队的新兵，或被并入其他战斗序列，以冲淡其地域色彩。经过南京方面的整军会议与对日作战的损耗和补充，原先曾在北洋时代叱咤风云一时的东北军，终成为了历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学者唐德刚先生曾采访已步入晚年的张学良，当谈及九一八事变后的往事时，少帅缓缓说道：“东北军，是我始终脱不掉的包袱”。
不知当张少帅真正摆脱掉这“包袱”，被囚南京时，他又是怎样一种心境呢？
不得而知了。
参考文献：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西安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
唐德刚整理《张学良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
王辅《日本侵华战争》，辽宁人民出版社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山西人民出版社
黄道炫等著《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一卷）——局部抗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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