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最后一集结尾处,说乾隆继位时国库存银已经有五千多万两,而十三年之前,即雍正帝继位时,国库存银不到七百万两。尽管影视作品中的数据不足为信,但很多史料中也曾记载康熙六十一年时国库存银仅有八百万两。那么,这个说法靠谱吗?
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就得明确康熙六十一年国库存银八百万两一说源于何处。其一是清代著名史学家魏源在其《圣武记·武事余记·兵制兵饷》中,记载:“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库存八百余万”。
其二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阿桂在《论增兵筹饷疏》中说到:“臣于乾隆十年在银库郎中任内,曾详悉查核,每年各省所入地丁、关税、盐课、漕项银,约三千万余万,灾赈蠲缓,不在此数,此岁入岁出之大略也。又查康熙六十一年,部库所存八百余万两。”
阿桂是乾隆朝的重臣,历任主事、员外郎、郎中、军机章京、工部侍郎、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封一等公。他从政领兵五十余年,文韬武略兼备,特别是他当了三年的户部尚书,对国家的财政当然非常了解,所表意见自然也较为权威。
因此,自此以后,提到康熙末年国家存银数量,皆以阿桂所说“部库所存八百余万两”为准。魏源的记载大致也是沿用了阿桂之说。
但是根据户部的记载,阿桂的说法显然又站不住脚。乾隆四十年军机大臣遵旨查明康熙、雍正至乾隆三十九年户部银库存银数量后,开列了一份清单。记载:
康熙三十三年起到五十八年,除四十二年3836万两,四十三年3998万两,其余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二、五十三、五十七、五十八,国库存银都在4000万两以上。其中,五十七年有银4431万两,五十八年有4736万两,五十九年有银3931万两,六十年3262万两。
这就让人产生了疑问,为何只过了一年,存银就陡降至八百余万两?康熙帝曾在四十八年时说过,国库之所以能存银四五千万两的三个条件,即无大的征战,无土木工程,内用也极其节省。以这个说法而言,那么到了康熙末年,唯一能让国库存银陡降的就只有对外用兵了。
康熙五十七年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派兵侵略西藏,康熙帝遣军往征,并于五十九大败准军,进据拉萨。但直到雍正六年,双方一直处于对峙阶段,没有出现过大的军事行动,边境形势缓和。
尽管西北用兵耗费了大量的军费,但仅仅几万军队的四年备战和半年的交战,就让号称国库充盈的“康熙盛世”搞成只有八百万余两并且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的局面,这显然又是说不通的。要不然这个盛世也太空虚了,国力也太脆弱了,哪有什么资格称为盛世呢?
那么西北用兵究竟花了多少银子呢?这从户部的账单上可以清楚地看见,由于用兵,军费开支浩繁,用银极多,致国库存银有所下降。康熙五十八年存银为4736万两,五十九年减少为3931万两,六十年又减少为3262万两。雍正元年是2371万两,从雍正二年起,因局面稳定,存银增为3162万两,三年、四年皆为4000万余两。从康熙五十八年到雍正四年户部存银的增减情形来看,存银之减确实与西北用兵有关。
还有一个证据也十分有说服力,那就是雍正二年四月十四日,总督户部三库和硕怡亲王允祥奏述盘点户部银库情形:“查得六十一年奏销册内实在金二千五百五十四两五钱二分八厘,内亏空四百九十八两五钱……实在银二千七百一十万九千二百八十六两七钱五分,内亏空银二百五十九万二千九百五十七两六钱三分一厘。”
怡亲王这个奏折现存国家历史档案馆,怡亲王是雍正继位后负责清查户部的当事人,自然不会搞错。那么搞错的只能是阿桂了,因为他没有查看康熙六十一年的奏销册,也没有看到允祥的奏折,又没有看到《雍正朝起居注》和《清世宗实录》的记述,凭空冒出个“康熙六十一年,部库所存八百余万两”的说法,既冤枉了康熙也误导了世人。
奏销册上所载实在银2700万余两,与上年康熙六十年3262万余两减少了500万余两,看起来比较符合实际的。也只有户部存银在2000万两以上,才能真正支撑用兵征准,少了这个前提,雍正又何来底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