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死后谥“文正”的共有八人,依次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如果从名副其实这个角度来看,汤斌、刘统勋、曾国藩可以说是实至名归,而曹振镛、杜受田、李鸿藻、孙家鼐不足称道,剩下的朱珪在可与不可之间,有较大的争议。
朱珪获赐“文正”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是嘉庆帝的老师。以文才、品德而言,朱珪算是当时的大儒,他十九岁中进士,与其族兄朱筠同享盛名,当时人将他们兄弟与纪昀、翁方纲等名儒并列为学问渊博者。乾隆皇帝对朱珪有这样的评价:“纪、翁不过是文士而已,朱珪不仅文章好,品行也端方。”可见乾隆帝对他十分器重。
朱珪曾出任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抚认为他是一介腐儒,不足为谈,还在乾隆帝面前弹劾他,乾隆于是将他召回京城,命他入值上书房,教授颙琰诗文,他欣然从命,对颙琰朝夕不懈,谆谆教诲,常常引用古今治世之道,告诫颙琰要以仁厚为本。乾隆晚年,朱珪外放两广总督。
乾隆传位给嘉庆后,本想把朱珪召回京城,嘉庆得知后非常高兴,给朱珪写信告知这一消息。不想这事被和珅听说,到太上皇那里进谗言,说这是嘉庆在向他的老师卖好。乾隆一怒之下,将他发去做了安徽巡抚,这也是嘉庆痛恨和珅的原因之一。
乾隆一死,嘉庆就派人火速赶到安徽,召朱珪回京,朱珪一路边走边哭,并同时向嘉庆上奏,劝导说:“听说皇上为了表示孝心,要为皇考服三年之孝,可是天子服孝,不在于怎样毁损自己的身体、泯灭自己的欲望,而在于怎样继承先皇的事业。”他让嘉庆以身作则,躬行节俭,崇清奖廉,只要做到这两点,贼盗不足平,财用也就不会匮竭。
朱珪赶到京城后,嘉庆帝出城相迎,他握住老师的手,放声大哭,从此将他作为最信赖的人。凡有大事,必先向他咨询,并任命他为吏部尚书。从嘉庆亲政初期的表现看,他确实接受了朱珪的劝告。
嘉庆一生都标榜自己的“宽仁”,但事情做过了头,往往也流于伪善。嘉庆十八年天理教起义被镇压时,嘉庆帝大开杀戒,一下子下令处死一百多人。但当这些人都被押赴菜市口准备行刑时,据说,嘉庆忽然想起师傅朱珪的教导,顿觉于心不忍,便派人在刑场筑坛,为这些教民超度。这类既缓解不了人民仇恨,又不能为自己形象增添光彩的就“善举”,嘉庆干了不止这一桩。
朱珪对嘉庆帝的教导,虽有失之迂腐的一面,但他自己却是始终廉洁自守、兢兢业业的,这也是嘉庆对他非常尊重的原因。朱珪在地方任督抚多年,从不受属下一文钱,四十余年独居而无妾滕,生活异常清寒。他的居处狭小,门前无法过车。病重之时,嘉庆前往探望,只能下车步行。
朱珪死后遗物,仅有一套布衾布被,几箱残书而已,见到的人无不感叹唏嘘。据说,嘉庆帝亲往吊唁,哭得甚为哀痛,因他一生无瑕疵,故赐予谥号文正,还赐予挽诗一首,其中有“半生惟独宿,一世不言钱”的赞语。
一年以后,嘉庆东巡,途径朱珪墓地,还特派近臣到墓前祭奠,亲自撰写祭文,其中有“哀我哲辅,松楸在望”之句,表达了他对恩师深切的怀念。嘉庆十三年,岁在戊辰,嘉庆想到朱珪正是在上一个戊辰年(乾隆十三年)中的进士,又是一番感叹,说“所得之士必有如朱师傅者,方谓得人”。
不过,嘉庆对他的师傅,还是有过于溢美之处。朱珪虽然文章道德出众,但纵观他的一生在政治上并无多大建树,这一点比其汤斌、刘统勋、曾国藩相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他的“文正”谥号在可与不可之间,甚至有名不副实之嫌疑。
况且,朱珪晚年崇信道教也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被洪亮吉斥为信邪教之人。朱珪相信自己是文昌宫内盘陀石的化身,所以自号盘陀老人。他七十岁以后,见人常常不睁眼,与人谈话时也双目紧闭,最喜欢的话题,就是为人说因果。其实,嘉庆年间,高官显宦迷信邪门左道也是一时风气,朱珪迷恋此道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