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一代文学大家，还是清宫戏的始作俑者？姚雪垠痛骂羞辱
刘宅宅哦2020-04-04 22:35
无论身后留下怎样的毁誉，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中，作家二月河必定是个传奇。
早先，他与沈从文等文坛前辈一样，是“自修成名”的典型，没有上过大学，据说最高学历为高中肄业，并且是小学留一级、初中留一级、高中留一级，直到21岁才艰难念完中学。在南阳那个小地方，憔悴困顿了半生，也饱尝了周边太多的冷眼和生活辛酸。
这样一介北方农民，唯一的爱好就是抽烟、喝酒及读书，一部收购站拿来的《红楼梦》几乎被翻烂，熟悉的人都觉得他莫名其妙，大摇其头。而且，在四十岁的不惑之年，在人生的最低谷时期，在偏僻杂乱的小屋冷窗下，竟然与笔续盟，篝灯呵冻提笔写起了历史小说。
不想竟一炮而红，“村学究”一举翻身，盛名传播海内外达30年。
二月河一生，写了过千万字的稗官野史“传奇”，而他自身真实的传奇其实也是并世无两的。
十多年前偶过南阳，发现这个小城处处都是“二月河”的影子，满城百姓差不多都是拿他作“国宝”看待的，可谓殊荣备至。可我还依稀记得，当日闲逛时，想到最多的，反倒是更早前央视到他家采访时的画面，那个寒酸的环境、孤独的身影，是让人倍感辛酸的。
这样一个传奇作家，总让我联想到他终身信奉的偶像曹雪芹。他们的功成名就，你们看到励志榜样，我更品味到鲜花迎门前“人生实难”的诸般无言。半生著书黄叶村，江湖杂学谈何易，惨绿消磨到白头，都是让人动容，也该让人敬佩的。
可是，倘若要评价二月河的作品，以平心说、以公心论，自然也是有很多问题的——现代没有谁的作品是完美无缺的吧。而一个核心的定位问题可能在于，二月河专写历史小说，但是他的这些作品，终究还只是停留在“民间演义小说”层面，而像同行高阳等人那样将此道提升至“文化历史小说”的格调，他确实是乏此能力的。
也就是说，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所效法的对象、思想的资源、精神的认同、审美的品味，都还是民间的、通俗的、野史的野叟曝言格局，而不是带有现代意识的、精致的、文人化的历史实录与文学创作。在他诸书中，那种但凡名作应该有回甘谏果正味森森的文学味道，是读来读去都难以找到的。
真的，常常感觉，读其原著，还远不如直接看改编的连续剧有意思的多。
也受此局限，他的小说，从早期的《雍正皇帝》到晚近的《胡雪岩》，30余年来迎晓送昏纵笔生涯，可永远都难以摆脱这样的弊端：
文不求其雅，词不避其俗；事常越于常轨，人多过分虚矫；说屡滥用悬疑，解亦过分唠叨；速则失之急躁，缓则原地回绕；情往往轻写淡描，境每每虚构捏造。这样，不仅内容上太割裂忠于史实，只为了支撑书里的主观观点就随意拿捏史料，在文字上也是缺乏锤炼功夫，多沦为没有余味的口水话的。
也就是说，二月河的书，整体上很难称之为“文学”，反倒更近“民间故事”文本。他潜心浸润进入的稗官野史、江湖杂学、帝王将相传说，几乎都是来自民间的下层文人神话、政治传说、乡间民俗、地方趣味等的混杂。
比如，《康熙大帝》中,康熙智擒鳌拜的场面、伍次友的凄美爱情、“一枝花”的备艺俱佳、胡宫山的绝世武功、刘康案的扑朔迷离等等,通俗化叙事是极致了，但也完全背离了历史真实。可以说，这是中国宋以后“说书人”的传统，而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学意识。
结果，这些作品，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同时，也让浅俗的大众文化攻城略地过甚了。越到后来，那些商业性、世俗性、平面性以及娱乐性的东西,就越深地将二月河裹挟其中,最终无法自拔了。
以上还只是作品的争议层面，而二月河最引起诟病的，进而人品也遭累受到的质疑的要因，当然不止于此。
原因应该在于说，他的那些专力于鼓吹满清明君贤相的小说，不是在代表一个时代的风气，而是迎合甚或开启了一个封建愚忠思想与满洲“辫子”甚嚣尘上的恶性回流潮。也因此，即便是在他甫下世的今日，尸骨未寒，还是会跳出各路“英雄”讥贬他的作品，朱大可这些象牙塔中的文学家甚至高高在上地连带着攻击他的人品，痛斥其曲学阿世，迎合上意。
中国文人的传统，要么独善其身，要么邀功取赏，是行舍用藏的两大出处。比如，乾嘉时代文章罹祸之难横行，知识分子转向朴学；而后的时代，文网峻急，一些人着意写历史小说，以影射之法为朝鸣鼓开道。前有姚雪垠《李自成》的大谈革命，后有熊召政《张居正》鼓吹“明相改革” ，都是这种现象的回光返照。
而的确，从某种隐约的写作意图推测，他是有为某种现实解释亦或开脱的用心的。甚至可以说，二月河的作品，与其说是“历史小说”，不如说是“帝王恶捧史”，以一笔之力在1990年代，为满清帝王形象的翻身和后来的霸屏，还有为某些封建意识的打捞工作，立下了前无古人的功劳。
在二月河之前，帝王将相尤其是满清诸君，在我们自民国以来的历史评价系统中是以暗黑存在的，“君臣主奴”的封建思想更是被着意肃清。这些不仅正史是批判基调，连高阳、金庸这些港台作家倘若涉及乾隆、胡雪岩等清君臣下时，即便有同情也不会明目张胆——因为他们明白，“为文且须放荡”，但是共识的底线需要维护。
这种状况，直到1990年前后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等作横空出世，顿时逆转了。
在他笔下，满清历代专制君王的面目不但得以改头换面高大全了，而且一举突破姚雪垠那些人的老套路，康雍乾不仅是明君，也是人君，食人间烟火了，也有七情六欲了。
就如有人早指出的，二月河的帝王小说给普罗大众感觉，是原来高居九重之霄的满清帝王将相，也和自己一般，每天吃喝拉撒，亲近了；所普及的宫斗政治，同社会大众也一般无二，算计之法原来是人生必备；作专制帝王原来如此不易，他们不但不奢华，还朴素、勤俭、爱民的模范人物。
我们平头百姓的磕头是如此应该，而抨击他们是如此不人道；当初满洲入主中原时漂杵的流血也被清洗的一干二净等等。过去对封建皇权的抨击，对极权文化的批判，以及对形而上的人生自由应该有政治反思，都被二月河消解了，并且随着电视台二月河帝王系列的热播，全国由此弥漫开来。
可以说，从这个层面看， 二月河对当代历史小说劈新路的贡献固然是无人可及的，但是同时他带给读者的思考，也更多的是逃避式的，是麻醉性的，而不是追问式的、建立在真实和正确的历史观之上的。
大概也因此，在二月河的成名史中，有过这么难堪一幕：1984年，无名小卒的他，人问津，《康熙大帝》写成第一部，他携书兴冲冲跑至京城，提着个猪头拜访同乡前辈大佬姚雪垠。谁想，此番投路，完全搞错了庙门。
姚雪垠没翻几页，就是劈头盖脸一顿叱责，直言“中学水平”，说他“满清迷过分”。
但是，我今晚啰啰嗦嗦谈及这些，用意也不在贬低二月河，很多对其人其文的批评甚至是攻击，平实地讲是过于严苛，也是有失恕道的。
就创作而言，二月河完全无愧一代名家，值得永远被纪念；就为人私德而言，他也并无什么可大非议之处，无论成名前还是出名之后，都本分做人，老实写作，也从无蝇营狗苟之事，也实不在乎名闻利养，始终清贫勤奋如一。
他笔下虽构建出一个个恢弘的时代，自身却自甘寂寞，死前还蜗居南阳僻陋小居之内，大体不失中原布衣狂狷本色，功夫难能可贵，可钦可佩。偶尔迎合说几句场面话，也是人情所难免，实不该抓此大做文章，厚诬逝者。
但我想说明的是，对于一位公共人物，一味地跟风歌颂，也不是正道。社会需要一些杂音，听听不同的声音，所以未能免俗谈几句不合时宜的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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