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奥运梦：比延期更惨，1940年的东京奥运会直接夭折了
历史研习社2020-03-25 01:26
文/历史研习社作者 任逸飞
最近，由于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扩散，还剩四个多月就要开幕的2020东京奥运会还能不能如期举办，成了日本民众，乃至全世界人揪心不已的问题。而就在刚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举行电话会谈，决定将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时间推迟至2021年。这也将成为现代奥运124年历史上首次出现推迟举办奥运会。
东京奥运被迫延期对日本来说无疑是一场沉重打击，不仅前期数百亿美元的投入要打水漂，安倍政府所希望的用奥运提振日本经济的设想也要付诸东流。日本SMBC日兴证券公司曾估算，如果东京奥运会不能如期举行，对日本造成的损失将达到7.8兆日元（约合773亿美元），日本的国内GDP要降低1.4％。
▲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会场——新国立竞技场
不过，令人倍觉吊诡的是，这并非东京第一次面临办不成奥运的窘境，相同的事情还发生在八十年前的1940年，在投入巨资、筹备经年后，当时的东京放弃了已到手的第12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一波三折的申奥之路
自从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办以来，这场四年一度的盛会便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综合性体育赛事。能否成功举办奥运会，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体育水平，更彰显着其国力和地位。
因此直至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历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全部来自欧美列强，法国和美国甚至都两度举办了奥运会。西方国家对奥运会主办权的长期垄断，无疑与《奥林匹克宪章》中所强调的“公平竞争、互相理解、友谊团结”的精神相违背。
然而客观地看，对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来说，经济的落后、社会的动荡与国力的孱弱，决定了它们根本没有能力承办奥运会，何况在列强的殖民统治依然根深蒂固之时，许多国家连最基本的独立自主都无法实现，也就更遑论办奥运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迎来了改写上述历史的契机。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通过锐意西化，经过短短三四十年便实现了国家跨越式的发展，不但摆脱了欧美的宰制，自己也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成为亚洲唯一一个跻身列强行列的国家，更是“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作为“五大国”（美、英、法、日、意）之一在国际事务上掌握着重要话语权。
▲国际联盟副秘书长、国际奥委会委员——杉村阳太郎
显然，在日本人看来，日本完全有资格、也有能力承办奥运会，尤其是日本人自视为有色人种的先进代表，假使能成功举办奥运，对于提升日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于是在1929年，日本学生体育联合会会长山本忠兴便与到访日本的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会长西格弗里德·埃德斯特隆（Sigfried Edstrom，后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讨论了由东京承办奥运会的可行性，此次会谈引起了东京市长永田秀次郎的极大兴趣，之后他开始积极推动东京申办奥运会。
1931年10月28日，东京市议会全票通过《关于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建议》，计划对明治神宫外苑竞技场进行改扩建，作为可以容纳10万人的奥运会主会场。与此同时，永田联络时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的资深外交官杉村阳太郎，由其组织包括国内体育从业人员以及具备海外留学背景的市议会议员在内的申奥团队。在翌年于洛杉矶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日本正式提出申请，东京随即被接纳为1940年第12届夏季奥运会的候选城市。
然而东京的“申奥之路”并不如预想般那样一帆风顺。在洛杉矶大会及之后提出申请的共有14座城市，分别为：日本东京、芬兰赫尔辛基、意大利罗马、西班牙巴塞罗那、匈牙利布达佩斯、埃及亚历山大、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西里约热内卢、爱尔兰都柏林、加拿大多伦多、瑞士洛桑、希腊雅典、英国伦敦、加拿大蒙特利尔，可谓竞争激烈。经过几轮投票，最后的竞争在东京、赫尔辛基和罗马三座城市间展开，国际奥委会预备在1935年的奥斯陆大会上公布结果。
当时欧美国家对于由日本承办奥运会顾虑重重。一方面，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和之后日本的退出国联，令其国际形象大跌；另一方面，西方人士认为东京作为主办城市有诸多缺陷，譬如其夏季高温多雨，且距离遥远，欧美运动员前往比赛徒然增加往来开销。
▲1936年，副岛道正与国际奥委会主席亨利·德·巴耶-拉图尔在柏林合影
为了能打消外界疑虑，东京市表态他们愿意额外拿出100万日元作为运动员的住宿和旅行补贴，同时日本外交官也开始了私底下的疏通打点。自1934年12月起，时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副岛道正与曾担任过驻意大使的杉村阳太郎一起多次与墨索里尼协商，得到了后者关于罗马退出竞争的许诺。
但事有不凑巧，由于1944年是国际奥委会成立50周年，奥委会决定将其总部所在地的瑞士洛桑提前宣布为第13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当意大利发现若是其不申办1940年的奥运，那么下一届也一样没有机会时，就立即“反了水”，重新表态要参与1940年奥运主办权的争夺。意大利的“临阵倒戈”，不仅让奥委会的最终投票被迫延后一年，至1936年的柏林大会上再作决定，更让日本人大丢脸面，以至于日本国内民众的反意情绪陡然增高。
不过，1935年10月，墨索里尼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此时意大利对于举办奥运会已然是没有什么兴趣了，局势再度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摇摆。1936年3月19日，国际奥委会主席亨利·德·巴耶-拉图尔（Henri de Baillet-Latour）搭乘客轮“秩父丸”抵达东京，并于27日谒见了昭和天皇，尽管此时的东京刚刚经历了“二二六”事变的巨大骚乱，但拉图尔的感觉却十分良好，他在东京一直逗留到4月9日。
▲日本“柔道之父”、“体育之父”、国际奥委会委员——嘉纳治五郎
7月31日，国际奥委会在柏林阿德隆酒店举行最终投票，日本“柔道之父”、德高望重的嘉纳治五郎代表日本申奥委员会陈述道：“日本的确很遥远，但如果因为这个原因而无法举办奥运会，那日本将来是否也不必再参加欧洲的奥运会了呢？”
结果，东京以36票对27票击败了赫尔辛基，成为首座举办奥运会的亚洲城市，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时间被确定为1940年9月21日至10月6日。
二、稳步推进的筹备工作
申奥成功后的1936年12月，在文部省牵头下，东京奥运会组委会迅速成立，由原贵族院议长德川家达公爵担任委员长。
随着奥运筹备工作的全面铺开，比赛场馆的选址和建设成了头等大事，可在这一问题上却出了不小的波折。前面提到，在东京最初的申奥计划里，主会场本欲使用改建后的明治神宫外苑竞技场，但这个方案却遭到管辖明治神宫的内务省神社局坚决反对，奥组委不得不放弃了在交通便利的东京市中心建设场馆的打算。
主会场的替代选址被定在了驹泽高尔夫球场（今东京世田谷区驹泽奥林匹克公园），当时这里还是荒郊野外，四周都是农田，不过好处是场地足够大。除了主会场外，包括芝浦自行车竞技场、神宫外苑游泳馆、户田漕艇场在内的一批专项赛事场馆也开始紧锣密鼓的施工。
▲驹泽体育馆，后作为1964年东京奥运会场馆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奥运会，东京在市政建设和配套服务的完善上同样下了功夫，譬如兴建横滨周边道路，建造酒店，开展城市清洁与美化，设计纪念品，对工作人员进行英语培训等等，日本放送协会（NHK）甚至专门购入广播器材，以便实现赛况在东京与大阪、名古屋等城市间的即时转播。据统计，日本政府为筹备奥运共拨付款项达50万日元。
然而，此时的东京市民们谁都不会料想到，这场期盼中的五环盛会很快便将像斑斓的泡沫消逝在风中。
三、半路夭折的东京奥运
实际上打从一开始，日本申办奥运的动机就并不单纯。进入1930年代后，日本遭受了经济危机的巨大打击，国内百业萧条、社会动荡，政党内阁无法抑制陆军的“暴走”，在少壮派军人于1931年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像是被架上一台隆隆作响的战争机器，再也下不来了。
“九一八”事变打破了列强过去在远东的均势，更加剧了日本与英、美的矛盾。在宣布退出国联后，日本非但不再被视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反而成了世界和平的破坏者，日益陷入到隔绝与孤立的境地。在如此局面下，举办奥运会与其说是为了展现国力，更重要的则是能够借此重拾日本的国际形象，摆出重新“融入世界”的姿态。
另外不得不提到，举办奥运会的1940年这一年份本身就承载着非比寻常的涵义。按照《日本书纪》的说法，传说中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是在公元前660年（辛酉年）于大和橿原宫即位的，所以1940年是“纪元2600年”。现在的人都知道所谓神武天皇即位年份只不过是比照汉代谶纬“辛酉革命”编造出来的，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可对于当时的日本民众来说，“万世一系”的天皇作为现人神，以及“皇国”日本的认识都是不容许有丝毫质疑的。
▲1936年，东京一家商铺正在赶制奥运五环旗
于是1940年（昭和15年）注定要成为宣扬“八纮一宇”之皇威于海外的时刻。如果不出意外，日本在这一年将是“三喜临门”，不仅是东京夏季奥运会，北海道城市札幌还获得了同一年举行的第5届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而1940年世界博览会也将以“纪元2600年纪念日本万国博览会”的名头开幕，上述三大国际活动被日本政府统称为“纪元2600年纪念行事”，受到全国上下的瞩目。
然而战争的硝烟终于还是遮蔽了皇祖的光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很快中日间的冲突演变为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战火燃遍了半个中国。日本尽管投入了一百多万人的兵力，可在短时间内迫使中国投降的目标却始终无法达到。至1938年春，日军兵临武汉，大陆战事没有丝毫即将结束的迹象。
骤然降临的战争使东京奥运的筹备遭遇极大干扰。对于军部来说，前线的军情要比后方搞什么无关痛痒的奥运会紧急得多，政府不应当把大笔资金，特别是钢铁等宝贵的战略物资浪费在筹办奥运会上。以陆军大臣杉山元为代表，军队内部关于东京停办奥运会的呼声甚嚣尘上，陆军高层甚至表态他们不会在部队中选派奥运选手，以此作为杯葛手段。
在军部的巨大压力下，东京的筹备工作步履维艰，各项场馆的建设走走停停，《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上曾经十分火热的奥运宣传版面也开始不断缩减，以至于1938年3月，身为众议院议员和政友会成员的河野一郎在预算会议上高调质疑，东京还有无可能举办奥运会？
而在国外，日本的侵华战争，尤其是日军在中国首都南京烧杀抢掠、犯下的滔天罪行，令国际社会大为侧目。奥运会本应是一场弘扬人类和平的盛会，在《奥林匹克宪章》中规定，奥运会举办期间，必须实现“神圣休战”，而日本现在的所作所为与上述规定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认为日本已经丧失了举办奥运会的道义基础，他们要求国际奥委会取消东京的主办权。
▲1940年东京奥运会宣传海报
在1938年于开罗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亨利·德·巴耶-拉图尔收到了来自中、英、美等国共150多封信函，强烈要求取消东京的主办资格。考虑到停办1940年奥运的负面影响以及顺利完成“纪元2600年纪念行事”的重大意义，日本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自然不愿轻言放弃，他们顶住反对声浪，向国际奥委会力保东京如期举办奥运会不存在任何问题。
在收到日方的保证后，国际奥委会也犹疑观望起来，没有在开罗大会上作出进一步动作，不过为以防不测，奥委会执委会在秘密会议上决定，由芬兰赫尔辛基和挪威奥斯陆作为1940年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候补城市。
就在东京奥组委以为他们挺过了国际反对这一关时，形势却急转直下。1938年5月4日，曾为东京申奥付出巨大心血的嘉纳治五郎在参加完开罗大会返回横滨的途中，于“氷川丸”轮船中溘然长逝，享年77岁。嘉纳治五郎在日本国内享有崇高威望，他的病逝给本已危在旦夕的东京奥运会以沉重一击。
此时的近卫文磨内阁再也无法抵挡国内外的压力，于6月23日召开内阁会议，声明对除了军事用途以外的其他类型的物资使用实施限制，这次会议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停办奥运，但无疑已经给东京奥运会画下了休止符。7月15日，新成立的平沼骐一郎内阁正式宣布，东京放弃194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从1930年形成申奥动议直到1938年7月，东京在奥运会上已投入资金总计90万日元（相当于如今币值23亿4千万日元），而这一切却都化为了“黄粱一梦”。
四、绵延不衰的“奥运梦”
东京退出后，国际奥委会决定由赫尔辛基接替作为194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会期则调整为7月20日至8月4日。
然而当时的世界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欧洲战云密布，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后，芬兰与苏联又爆发了苏芬战争。在战火席卷欧陆的当口，举办奥运会显得不合时宜。1940年1月，芬兰通知国际奥委会放弃主办权。此后，由于战争的原因，1940与1944年的奥运会全部停办。
东京放弃奥运主办权后，之前的各项筹备工作草草收尾，户田漕艇场、芝浦自行车竞技场等场馆都在缩小规模后完成施工。1940年东京主办了远东运动会作为奥运会的替代活动，但参加的国家除了日本外只有区区五个，甚至包括了伪“满洲国”、汪伪“国民政府”这样的傀儡政权。
曾经为争夺1940年奥运会主办权相互竞争的三座城市：东京、赫尔辛基和罗马，直到战后才都一遂心愿，赫尔辛基主办了1952年的夏季奥运会，罗马主办了1960年的夏季奥运会，而东京则是1964年。
战后的日本从一片废墟中再度站立起来，实现了经济腾飞，自1955年起，东京重新尝试申奥，并最终于1959年成功击败布鲁塞尔、维也纳和底特律，争取到了1964年第18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在时隔24年后，东京又一次成为首个举办奥运会的亚洲城市。
为保障奥运会圆满成功，日本政府耗费30亿美金的巨资展开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世界首条高速铁路东海道新干线、首都高速路和东京地下铁陆续建成，不仅让东京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且极大推动了日本国内的经济景气。直至今日，1964年东京奥运会依然被视为体育赛事和城市发展“双赢”的绝佳案例。
▲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选手坂井义则点燃圣火
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奥运会的主会场被选在了1940年划设的驹泽，而曾经对1940年东京奥运牢骚满腹的河野一郎，此时却作为自民党的头面人物，担任建设大臣兼奥运会担当大臣，一肩挑起了奥运会筹备工作的重任。可见，日本人执着的“奥运梦”在二十四载后是怎样的经久不衰。
时间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天的日本不得不再次为奥运会做出抉择，历史仿佛在和东京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似乎每当五环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都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曲折。我们只有期盼着日本民众乃至全世界人都能继续咬紧牙关，战胜疫情，一同迎接这场久违的“东京奥运梦”。
参考文献：
1.[美]爱德华·赛登施蒂克：《东京百年史：从江户到昭和，1867-198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
2.[美]安德鲁·戈登：《200年日本史：德川以来的近代化进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年。
3.Marius B. Janse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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