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拱之：背着“黑锅”走完长征的小脚女英雄
刘明生说长征2020-03-17 18:01
危拱之是红一方面军军委纵队干部休养连中的一名女红军，和其他女红军相同的是，她家境也很穷苦，早年过的并不顺畅；
和其他女红军不同的是，踏上长征路的她，不仅背着一口政治黑锅，还要迈着一双早已缠损的“解放足”，跋涉几万里路……
即便如此，她仍旧没有丝毫的怨言，为部队后勤工作而操劳，为鼓舞战友前行而高歌，最终与部队一同，成功抵达陕北。
积极乐观、勇敢赤诚，她的表现赢得多方赞誉。
1905年10月出生于河南信阳的危拱之，原名危玉辰，参加革命后改名拱之。
她的父亲危尚忠是清末的秀才，平日靠教书为生，思想开明，同情革命者遭遇。
她算是书香门第出来的女子，只不过家道中落，父亲在其幼年去世后，留下她与母亲、姐姐相依为命。
母亲被封建思想荼毒，执意让危拱之裹小脚，而危拱之个性刚强，与她们斗争了许多年。
7岁入私塾，9岁进教会小学，1916年考入汝阳道立女子高等小学，危拱之每天上学前，其母都会按时来给她裹小脚，而危拱之表面迎合，到了学校就会立刻解开裹脚布，等回到家再重新缠回去。
这样的小把戏被她的母亲看穿后，再加上学校里新开设了体操课，母亲也不再干涉她缠足一事，危拱之的脚终于解放了。
只不过经过几年的折腾，她的脚早已缠损。
1924年夏，危拱之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后改名北仓女中)，校内进步书刊很多，在《新青年》杂志和鲁迅、郭沫若著作的影响之下，危拱之对革命抱有热情。
恰逢国民大革命爆发，她和同学一起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运动，并逐渐在黑暗的旧社会中，看到了共产党人对底层人民的好。
1926年11月，危拱之决定报考黄埔军校，只身前往武汉，在周以莲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党内为培养一批革命文艺骨干，特意筛选了一批人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危拱之由于读过不少的书，文化修养较高，也在其中。
就是这次留学的经历，让危拱之的履历上有了“污点”。
原来，中山大学校内有一批王明宗派教条拥护者，他们成立了集团团体，开启了党内斗争，危拱之反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受到了“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
有了这一先例，王明等人处处针对危拱之，等到她回国一年后，又把“托派嫌疑分子”的黑锅扣到了她的头上，并施以“永远开除党籍”的错误处分。
这无疑是不公平的。
在中山大学深造期间，危拱之及其他共产党员除了每日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还要排练歌剧、话剧、舞蹈。
这些思想熏陶和文艺培训枯燥乏味，但是危拱之却很用心的学了，并在1931年学成归国后，全部用到了不成熟的工农红军队伍里。
红军除了行军打仗，宣传政治思想也很重要，危拱之深谙这个道理。
她到了瑞金后，第一件事就是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紧接着与李伯钊组建了“八一剧团”，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工农剧社，她任副社长。
因为她的努力，红军在宣传时轻松了很多，宣传方式也从简单的写标语扩展到了编歌谣、搭戏台演舞台剧等。
民众更喜闻乐见，更爱看，红军主张一传十、十传百，队伍也就慢慢扩大了。
所以，这顶政治帽子，危拱之戴的真的冤枉。
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准备长征之前，列了一份随行人员的名单。
“左”倾错误领导者准备把危拱之等所谓“犯错误”的干部留在根据地，故30位女红军中，一开始没有危拱之。
后来还是中央军委第四局局长叶剑英出面协调，才把她的名字加了上去。
危拱之和贺子珍、邓颖超等人被分配在干部休养连，她们都身兼数职。
危拱之还担任了干部团直属总务科四科科长，负责队伍里的吃、住、伤、病工作，是一份苦差，但是危拱之很开心的接受了。
对她来说，这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她不要求组织马上信任她，但她愿意被考验。
一路上，危拱之做的实事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领导同志的马匹喂养、队伍中新增伤病员的照顾、借了沿途百姓的东西归还与否，再就是每日行军休憩时，宿营需要居住的住房和对应人数的帐篷，战士们洗脸洗脚洗澡的热水，都是危拱之全权负责。
所以，缠过足的她必须走在部队最前头，提前到达可以落脚的地方，做好一切的准备工作，有时还需要给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等上了年纪的老红军找些吃食，避免他们积劳成疾。
长征途中流血受伤在所难免，战士牺牲了，新的战士就要及时地补充进来，不然作战实力就会落于敌后。
所以，扩红、宣传工作一直是边走边做的。
红军走过穷山恶水、偏远村落，还能斗志昂扬，靠什么呢？
靠的就是以危拱之为首的文艺兵。
红军战士们走累了，来一曲振奋人心的《凤阳花鼓》，沿途群众不知道红军是干嘛的，听听《凤阳花鼓》就消散了疑虑。
《凤阳花鼓》成了危拱之的成名曲。
红军强，红军强，千难万险无阻挡；行军路上揍老蒋，北上抗日打东洋。
咚咚隆咚锵，咚隆锵……的调子，一度火遍全军，到了大家都会唱的地步。
更为逗趣的是，有时候战士走不动了，有些人就会开起玩笑，说唱“花鼓戏”的同志就在前面，赶紧走，指不定能当面听她唱一两句呢。
那些战士还真的因此提起了劲，迈开大步往前走，这也可以看出危拱之当时的影响力。
从瑞金到陕北，危拱之瘦了一大圈，工作劳累不说，也执拗地不肯麻烦别人一星半点。
她有一个背包，从来没有用马或骡子扛过，都是自己背；
路上生了病，脚都溃烂流脓了，还是坚持跟上了队伍；她把自己的口粮留给别人，救助了很多险些饿死的战士。
军委纵队第四梯队政委宋任穷就曾受过其救助，晚年回忆起那段时光时，宋任穷说：“危拱之就像是我们的管家。”
她的卓越表现，令一众红军指战员们信服。
抵达陕北后，经张闻天的认可，朱瑞和谭政的审介，危拱之终于得以“摘帽”，放下政治黑锅，恢复党籍，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这也算圆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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