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读周志文《论语讲析》

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02-1712:26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是妇孺皆知的《论语》开篇第一章。看似平易,却蕴含奥义。周志文先生在《论语讲析》(活字文化·北京出版社2019年10月)中独辟蹊径,把这三句话视为一个整体,给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说“不同”,却又不给人标新立异的感觉,相反,不论赞成与否,过目之后都会觉得他的诠解于理可通:

《论语》以此篇此章为首,或是偶然,或有深意。 孔子极重教学,殆无疑义……施教必先自学,故学比教更为首要。 此章分为三个段落,亦可谓求学的三种境界。“学而时习”指的是初学,时习而所得益多,所知益广,自然内心欢喜。“有朋自远方来”指学问达到一定程度,有友人自“远方”来同游共学,自己不复独学,而可收砥砺、切磋之效,在求学之境界上,可迈入更高地步,自然更为可乐。……“人不知而不愠”指的是另一种学问与生命的境界。正如钱穆言,“学而时习”乃孔子十五志于学时之自况,“有朋自远方来”是孔子三十而立后始以当之,而“人不知而不愠”则是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之后的感受,因此钱穆说:“苟非学遂行尊,达于最高境界,不宜轻言人不我知。”(26-27页)

这段讲析圆融通透,在在体现了著者对《论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涵养和功夫。这种例子,书中俯拾皆是。是书读来亲切有味,爱不释手,却又不舍得一口气读完——每天读一点,断断续续花了一周时间才通读一过,不能不赞叹作者对这部传世典籍的解读精彩纷呈,涵咏再三,不觉唇齿生香。下面就把粗浅的读后感敷衍成文,聊尽绍介之责,与博雅君子佳作共赏。

兼采众家之长。

作者在《后记》里说自己“不太看别人的注解,当然反复的阅读,也必会接触到历来的各种注本”。注释部分大概说不上“博采众长”,毕竟历史上疏解《论语》的著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为过,书中摘引并不算多,或可喻之为“弱水三千,我取一瓢饮”。然而通览《讲析》一书,不难注意到作者不仅善用《论语》本身之内容前后互证、与其他典籍并读参照,还对朱熹《四书集注》、王夫之《四书训义》、钱穆《论语新解》等作品深有体会,故是书随处可见“朱子解释得好”、“程颐于此说得极好”、“康有为有段话说得很好”、“王夫之把此章之意发挥得淋漓尽致” 、“钱穆以为此章为千古妙文”等语,这一方面是谦虚谨慎,另一方面也是明智之举。书中援引(包括批判)力避繁复,却切中肯綮,值得含英咀华。

虽然尽力吸收各家成果,但《论语》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历史上辗转传抄,难免留下这样那样的问题,导致有的章节不容易通贯地理解。这些地方作者也毫不遮掩(如84页“此章不甚好解”,如396页“此章有问题,很难解释周惬”),正是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学精神的体现。

独出机柕,断以己见。

如果说汲取前人的成果,是“温故”,那么“有时涌出自己的意见”,大约可以说是“知新”了。比如,“贤贤易色”,历来众说纷纭,本书认为“色”字就是指容貌辞色,“与人性是否好色无关,跟男女之间尊德斥色之说更无涉”;所谓“贤贤易色,是指见到贤人在前,便应收起轻慢之心而肃然起敬”。这个解释不拐弯抹角,却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对此前诸多牵强之说是很好的解毒剂,清爽周惬。再举一例,“宰予昼寝”历来的解释也是各执一词,聚讼不已。本书在讲析中特别指出“昼寝”很可能是“画寝”之误,“画寝”有违礼制,所以才会遭到毕生讲“礼”的孔子“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这样严厉的呵斥,如果只是“昼寝”,孔子则有过责之嫌。这么一说明,疑点涣然冰释;而作者同时强调,“处理古代材料,应尽量尊重原文,假如原文解释得通,便应尽量以不更动原文为宜,故语译部分还是依照朱子以来的成说,不作‘画寝’解”(149-150页)。于此可见作者在尽力疏通疑难的同时又不失严谨。

在讲析“有教无类”这四个字时,书中写道:“汉代人看孔子,把他当作政治家,说孔子是‘素王’,虽然名高位显,却不是孔子的真相,直到宋朝人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才掌握到了孔子的真精神。”(475页)不过,就阅读印象而言,作者一方面表彰宋儒对孔子精神有比较准确的把握,比如时时引用朱子的解释,另一方面又跟宋人的不少发挥唱对台戏,甚至直言“宋儒的解释有些可笑”。这大概是因为宋儒在某些方面对孔子之学确有发肤体己之功,深造自得之辞,影响宏远,然而把孔子抬为“至圣先师”,神圣化的反面必是刻板僵化,在阐释《论语》意涵时,不免失之穿凿,不免以偏概全,所以书中力矫此弊。比如,《述而第七》“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朱子认为是孔圣人“谦而又谦之辞”,书中则明白指出:“本章所说三事,对孔子而言都很寻常,也确实都做到了,孔子真诚直道,言语皆自性情流出,非自伐之言,但也非谦辞。”(202页)

再如,《公冶长第五》里很有名的一章: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传统上一般都把最后那个“与”字解作赞许,也就是孔子称赞子贡自称不如颜渊。对此,作者选择了刘宝楠《论语正义》中的解析,认为孔子在嘉许子贡承认自己不如颜回的同时,连说自己也不如颜回。书中由此发挥道:“依宋儒的解释,为师的孔子不可能不如弟子颜渊,这说法也许没有错,但无疑稍浅了。孔子比宋儒博大许多,也幽默许多,在深水的洋面,船可以进退自如,在浅水就搁浅了,连自己都会嘲笑戏弄的人,底子往往都是深不可测的。”(148页)这当然不是什么标准答案,却足以让人怀想“静水流深”之境。

礼乐之美。

周志文先生表示,“《论语》值得做更多的美学探索……我后来读《论语》,觉得比读其他的书,内心更感到踏实又饱满,而又洋溢着美感,这是我无论旅行或居家,身边总会带着的一本书。”(597页)这是非常重要的提示。确实,书中不少讲析是从“美”的角度品评和观察孔子的。作者不由得感喟道:“除了人文关怀之外,《论语》还记录了孔子的宽容与博大,还有优美。我常觉得,孔子的道德是一种美学,道德在孔子而言不只是规范,而是优美的生活。”不说别的,书中有好几处提醒读者从“文章”的角度欣赏《论语》,譬如,《述而第七》“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一章(212-213页),《乡党第十》“色斯举矣,翔而后集”一章(308-309页),《先进第十一》“颜渊死,子哭之恸”一章(320页)。除此之外,作者再三指出孔子在“古典音乐”方面有深厚的涵养,这种涵养使得儒门的生活灵动而不枯燥,由此作者更断言,“没有美学的道德只是制约,有美学的道德便是生活”。再转一层,如果把欢欣祥和的“乐”和追求秩序的“礼”联系起来,以美学为标尺,或能对儒家的“礼乐”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当然,作者也指出“礼教”的问题:“儒家后来越来越走向克制自我,羞以表现纯真的至情,只有在丧亲时才允许表露,其实这会对人性产生一些扭曲作用的。有人归之于过分提倡礼教,而礼教又变得僵化,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正面,礼教与人性渐渐脱轨,遂使后代有‘吃人的礼教’之讥。”(562页)对于这个问题,书中有两处讲析尤其值得注意——作者极少使用“绝非”这样的全称判断,在这两个地方却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一是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解读。书中指出:“此章常被现代人怀疑孔子不民主,其实‘民主’此名词是近代人发明,孔子时代并无此观念。古代知识不发达,教育不普及,信息也缺乏,要让人民知道施政上的种种理由,确实是难事,这与‘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是同样的道理,孟子也说:‘行之而不着焉,习焉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可见在‘民智’未开的时代,那是不得已的状况。民初有学者建议此章采用新标点,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即民赞同即使民由之,不赞同,便使民知之。立意甚佳,然绝非孔子之原意。”(246-247页)

二是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解析。书中认为,该篇“说的是为政之道,其实是为人之道。孔子此处言君臣父子,是说让世上每人,各安其位,并非言君臣之道如父子之道,后世导出‘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孝经·士章》)之说,绝非孔子之意。”(355页)

末了,请允许我抄录印在封底的一段话,以见作者著书之旨趣:

对当今中国的忧虑不是传统消亡,而是扭曲。扭曲有时是无意,有时是有意。扭曲的祸害,比一点不剩的消亡更甚。完全消亡了传统的人成了另一种人,也可以简单地活着,而扭曲的人就成了不断自毁自残的人,结局可能就更为可惧了。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最大的动机。我辛勤写作,勉励我的是这本《论语讲析》也许能为有心的中国人找出更多历史的真相,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既有的传统,我相信,当我们不再扭曲我们的祖先与我们自己,我们便能更自信而且毫无愧怍地面对当今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说读《论语》只要读这本《讲析》就够了,实际上,《讲析》只是一个引导。倘能同时参酌古今各家的诠解,以“旧学商量加遂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功夫阅读这部蕴藉无穷的大书,那么我们从《论语》中得到的,就不止于“论语”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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