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的官场形态,嘉庆帝总结了一句话:“本朝与胥吏共天下”。意思是说,全国大大小小的衙门中,真正当家做主的并不是官,而是体制之外的胥吏。嘉庆帝的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
“吏”原本也是指官,否则中央管理官员选拨的部门也不会叫吏部了。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吏的身份陡降,成了编制之外的办事人员了。清代官与吏的区分更加明显,胥吏没有政治地位可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官场腐败的代名词。
都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名义上说大致如此,但在清代官场上却不是这么回事。吏的作用有时候大大超过衙门的正官,而且在具体办事时俨然成了凌驾于官员之上的一个庞大群体。有几个例子很能说明吏的巨大能量。
张廷玉是清代的名臣,他死后谥号为“文和”,“和”意为温和,是说他善待下属。不过张廷玉还有一个绰号——伏虎侍郎。是说他对宵小之吏管制甚严。他担任吏部侍郎时,有个书吏张某,最擅长舞文弄墨,喜欢在文字上玩一些花样,把各级官僚们害得够呛,人称“张老虎”。
有一次,张某故伎重演,被张廷玉抓个正着,但他能量颇大,请来了众多的高官为他说情。张廷玉不为所动,向来温和之人也刚硬了一回,硬是把这家伙敲打了一回,此后便获得了“伏虎侍郎”的美称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张廷玉任职吏部时,一日上堂理事,司官手持某省的汇报材料前来处理。这些材料很乱,一时无从着手。张廷玉以谨慎勤勉著称,细心翻阅材料,发现文中将“元氏”县误书成“先民”县,司官的处理意见是打回原省,叫巡抚前来说明问题。
堂堂的巡抚竟然将所辖的地名写错,这事可大可小。按照以往的管理,这些封疆大吏们只要贿赂书吏,便可大事化小。六部的书吏们也正是借着这样的手段向各级官吏敲诈勒索的。张廷玉久在官场,其中原委自然十分清楚,他知道这是书吏张某从中作梗,故意添加笔画,无非是想勒索银两。结果张某案发,被逐出吏部,永不叙用。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有张廷玉那般的谨慎和智慧。晚清时期湖广总督李瀚章就在书吏的面前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亏。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哥哥,他接替李鹤年任湖广总督。上任后李瀚章便三把火烧得属下的书吏十分恼火,其中有个书吏便想收拾这位初来乍到的总督大人。
这个书吏略施手法,在奏疏中将原来的材料直接报给了朝廷,而且署名仍然是“湖广总督李鹤年”。光绪帝看到奏折后,气不打一处来,将材料仍在御案上,大发雷霆,质问如今的湖广总督还是李鹤年吗?并声言要将李瀚章“交部议处”。幸好军机大臣们从中周旋,这才免于处罚,李瀚章被这一变故吓得不轻,对书吏的态度立马好转。
还有一位晚清重臣魏光焘也吃过书吏的苦。魏光焘起先是跟着曾国藩、左宗棠在枪林弹雨中一起混的,先后任新疆布政使、新疆巡抚、云贵总督、陕甘总督,后任两江总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官名颇佳。
早在他担任道员的时候,手下有百十人当了逃兵,魏光焘便下令通缉,发文各地,要将逃兵捉拿归案。由于手下书吏办事疏忽,或是暗做手脚,他们把这个通缉令下面的抄送单位写成了奉天知府。谁知过了几天,便收到奉天方面的来函,斥责魏光焘“轻谩上官”。
按清制,奉天府是陪都的所在地,府的长官与顺天府一样都称为“府尹”而不是“知府”,且官居三品,是大清级别最高的府长官。魏光焘竟然将奉天府尹写成了奉天知府,岂不是轻谩上官吗?真要是上纲上线,别说官位难保,以大不敬之罪拖出去砍头也未尝不可。
幸好人家也不当真,加上魏光焘也机灵,赶紧写信赔礼道歉,并送上一万两银票表示补偿,这件事也就勉强对付了。此后,魏光焘生怕慢待了手下的书吏,三瓜两枣的给了不少好处。
清代的官场上,多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官对付吏叫猫抓鼠,吏对付官叫鼠弄猫。只不过一个是明面上的,一个是暗地里的,谁输谁赢,还真是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