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六日,对于马新贻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上午,接替前任曾国藩、总制两江刚满两年的马新贻,照例要亲赴校场阅兵。事毕,于还署途中遇刺,不治身亡,成为晚清时期轰动全国的四大奇案之一,在民间广为流传。
身为封疆大吏、声誉如日中天的马新贻突然被刺身亡,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新闻。凶手口供屡屡翻改,致使流言四起,对其死因更是众说纷纭,先后出现过许多种说法:
一是清廷官方的“浙江海盗挟仇报复”说。这是经过几番审查后,曾国藩上报朝廷、作为结案定论的说法。史料记载,张文祥(又作张汶祥)原为捻军头目,所部800人皆能战,屡败马新贻军。马新贻遣人说降,言辞恳切,张文祥颇为感动,与之约定并立誓。
谁知道,张文祥投降后800部下全部被清军所杀,张文祥侥幸得以逃走。他将此归罪于马新贻,从此与之结下血海深仇,于是便有了刺马一案。
第二说与上说细节稍有不同,但也与浙江海盗有关,为史书所记载。张文祥原是广东一带的流匪,并与浙江海盗往来甚密。马新贻任浙江巡抚时攻剿南田海盗,张文祥的许多伙伴都被捕杀,妻子与财产被吴炳燮所掠。马新贻到宁波阅兵时,张文祥曾拦路状告妻子财产被掠的事情,但因呈述不准,张为此又遭吴炳燮的羞辱,妻子不久也死了。有人对羞辱难当又家破人亡的张文祥说,马新贻庇护吴炳燮,是吴的后台,于是怀恨在心,伺机刺杀了马新贻。
第三说称马新贻死于官场倾轧。持此说者当时就颇有人在,但只是推测。他们认为马新贻就任闽浙总督及两江总督时,曾负有慈禧太后调查太平军国库下落的密谕,为此早在赴闽浙总督前就对二位兄长谈起“吉凶难料”的预感。
从案发后参与审理的一些官员的言行及凶手的表现来看,蹊跷颇多,特别是有的审案官员竟拒绝在奏结上签字,以铁面无私著称的钦差大臣、刑部尚书郑敦谨在结案后称病不回京交旨,且终身不复为官。而一位随其办案的官员颜士章在日记中称“刺马案与湘军有关”。
从上述种种迹象看,“刺马案”与当时手握重权的湘军有关。也有人认为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与马新贻有矛盾,其子涉嫌此案云云。
第四说即民间流传的“义士为友复仇”说。此说指马新贻功成名就后,落入了英雄难过美人关的俗套,与先前招降又歃血盟誓的结义兄弟曹二虎之妻郑氏有私情、并杀害其夫,从而导致了另一位义弟张文祥铤而刺马、为友复仇的义举。但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认为“结义兄弟”等说法不可尽力信,而据此演编的《张文祥刺马》全非事实。
“刺马案”说法种种,扑朔迷离,但以前三种说法较为学界中人重视,其中又以第三种说法更值得关注。我们不妨来看看当时清政府的态度。
最初,朝廷急切要了解案情的真相,于是上谕一道接着一道。先是命江宁将军魁玉严审,务得实情。及至魁玉奏入,“供词闪烁,恐有牵制窒碍之处”。又命漕运总督张之万会同魁玉一起审讯。复又调直隶总督曾国藩回任两江,再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会同曾国藩严查细究。如此这般兴师动众,或可见清廷对于此案惊恐不安之一斑。
然而,最终决定此案调子的却是慈禧太后的几句话。当时被天津教案弄得焦头烂额的曾国藩,本来可以借刺马案从天津脱身,但从他的反应看,显然不想接受这一烫手山芋。他先是称病请辞,朝廷不准。不得已之下,只好请求陛见,以图弄清慈禧对此案的态度。
九月二十六日,正好是张文祥刺马案的两个月后,曾国藩奉旨前往养心殿,一番君臣寒暄过后,围绕马新贻一案,慈禧与曾国藩说了几句话。对答一共只有两句,却颇含深意:
慈禧: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是很奇怪
慈禧:马新贻办事很好
曾国藩:马新贻办事和平精细
此后,尽管朝廷一再催促曾国藩赶紧去江南赴任,但曾国藩仍然在路上走了两个多月,这与他一贯勤于政事、严谨处世的作风颇有出入。接手案子后,曾国藩也只是程式化地点齐人犯,过堂时默不言声。耐人寻味的是,在审问如此重要的凶手时,一直都未用重刑。
大约半个月后,曾国藩只是对钦差大臣郑敦谨淡淡地说了一句:“只好仍照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以“浙江海盗挟仇报复”罪名上奏,了结了此案。同治十年二月,奉谕比照大清谋反叛逆律例,刺客张文祥被凌迟处死。
因为慈禧太后对马新贻一案的旨意,马新贻虽死于非命,却于身后倍极恩荣。上谕赐谥“端愍”,追赠太子太保衔,再加恩照阵亡例赐恤,赏其子马毓桢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并准于江宁府建立专祠。但即便是这样,马新贻的死因至今也没有定论,晚清朝廷内部里那套是是非非确实让人难以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