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反思自我与世界关联的枢纽

发布时间:19-12-0916:14

写下这个题目,是因为2019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五个年头。5年前,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和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成立,而我毕业离京南下杭州,开始在西子湖畔的教书生涯。那时候,我拿着“文艺学”的学位,以“想象一种完整的教育生活”自许,写过一些与文艺相关的批判文字,但心底并不把自己视为评论队伍中的当然一员。转眼间,五年过去,我却愈发感到自己与“文艺”的志业关联,离开评论这条线的贯穿,便很难持之以恒地继续。至此,文艺评论,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它不只是反思文艺的必要职责,更是我们反思自我与世界关联的枢纽。

浙江大学校园一角

我是如何写起评论来的

我是学理论(文艺学)出身的。理论学科介入评论,虽然有其优势,但还是有点“隔”。而我越过这个界限的起点,大概是我的博士论文。

师从王一川教授读书,头尾十一年。我的硕士论文关注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评论现象。而到了博士论文,我试图建立一种影像文本的阐释框架。我关注的是第六代导演的城市电影。蒙范志忠教授接纳,我毕业后进入了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影视艺术与新媒体学系,先从事博士后研究,再留校任教。

影视专业偏重的是技术,不仅需要影像创作的技术,也需要影像文本解读的技术。但其实,自从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批评理论化以来,文本的解读术已经跃出了文艺学关注的视野。理论本身按照其逻辑在不断地演进,立场替代了方法。因此,在我所受的专业训练中,文本解读虽然重要,但我并不擅长。可是,要在影视专业任教、谋生,我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下原本的理论关切,转而聚焦文本。于是,在浙江大学的这五年中,我持续弥补“影视作品选”的课程缺憾,把自己对理论的认知,注入到文本之中,尽可能援引作品来达成影视专业的理论课。

同样重要的是,社会对评论有着高度的需求。引导我关注影视文本、展开批评性写作的,最早是浙江省广播电视节目评议审查中心。我至今仍感激中心的严慧颖主任,她在我初入职场时给了我一个写作影视评论的平台。此外,杭州市影视家协会的秘书长朱旭师姐,也让我参加文艺志愿者活动,给夏衍中学电影班的学生讲影评写作,也使我的评论水平得到了提高。而在这五年中,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崛起,文艺评论的能见度也在上升。就拿浙江来说,先办有“i看影视”的微信公众号,后又有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的官方公号,都为当地文艺评论开辟了“战场”。虽然我两者都参与得很少,但它们是我了解身边同行的重要窗口。

理论与评论的表里关系

从2014年到2019年,这是我参加工作的五年,也是我正经写作文艺评论的五年。虽然搞理论的人偶尔跨界做做评论是无可厚非之事,但专业训练告诉我,行当意识、学科归属,是必不可少的考量因素。做理论的人,即使写评论,也应该有理论的思维、逻辑与立场。而这正是当前评论所缺乏的。因此,在这五年间,我先后开设了“当代美学”“艺术原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若干门偏重理论的课程,更打算在2020年新开一门“影视批评理论与实践”本科生课程。

文艺天然具有两重属性。首先是创作,这需要激情与灵感、天赋与想象。但任何伟大的作品,都不可能摆脱对人性和社会的观察。而后者更需要的是思辨与深刻、结构和逻辑。失却前者的作品,必定清汤寡水,但没有后者的作品也难以撼动人心。可是,影视专业的训练却往往多在前者,甚至一谈到理论,就有学生表示“头疼”,让他们写影评,也往往是“观后感”而已。毫无疑问,这五年来的中国电影艺术水准正在上升。而电影评论似乎尚不符合我们从文艺高原迈向高峰的时代期许。

就拿徐峥来说,从《心花路放》到《我不是药神》,评论如果只看到题材的变化,而没有意识到其透露出的人民性倾向,那么,影视专业的学习只能围着票房打转。因此,五年来,无论在课堂教学上,还是在研究实践中,我始终把理论视为评论的基石与核心,从文本中看到文化,用评论的载体写理论的思考。这是先生王一川教授在十五年前就指出的“批评的理论化”与“理论的批评化”的观点。

我不断向先生学习,评论写作力图从“第一重文本”中看出“第二重文本”来。虽然远未做到尽善,但这种努力的方向却不曾改变。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教学中把师门的这种方法、立场和逻辑传递下去,打破围绕在文艺作品之上的迷思,还原其“观世”的本来面目。

趋向素养论的评论事业

当然,我知道自己所做的这种文艺评论,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学院派”的范畴。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评论界的前辈就不无深意地说,“要写高大上的评论,可以找林玮;而要写语言活泼、生动风趣的评论,就可以找某某某”。这话我是认可的——并不是我要给自己冠以“高大上”的帽子,而是我深切地知道,评论写作需要有分层、分类的实践。我希望通过评论的文字表述,看到并写出文本的症候与裂缝,以及这症候与裂缝中所透露出的深层含义来。

这个要求很高。在五年前文艺评论尚缺乏组织和体系的年代,这种写作往往就局限在学院与学刊之中,成为小众知识人的“修辞游戏”;与之对立的是泛滥于豆瓣、微博以及各种论坛网站中的普通观众点评;还有夹在中间的媒体评论。而五年来,这种彼此隔阂的现象正在逐渐打破。以我两次参加的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为例,每次我都能看到来自“新文艺群体”的评论代表参会。虽然我们使用的话语不太一致,但彼此讨论的却是同一问题。无论私下交流,还是会场发言,我们都能从彼此身上看到闪光。这是何其幸甚之事。

这种新变不仅是在为“学院派”正名,也还原了“评论”让众人有口皆能言的本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群众影评”为名的写作,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阵阵热潮。但其实,当时能写影评的“群众”还是少数。而如今,评论的热潮以新媒体的形态再次得到复现,特别是五年来,有组织的文艺评论使评论队伍之间得到了相互打通、彼此承认,这突出地说明了文艺评论正在成为一种公众必备的艺术素养。具有这种艺术素养的人,能够较好地看到文艺作品背后的意图与意义,有效提升审美熏陶。关于这一点,我在课上长期作为教材使用的《艺术公赏力:艺术公共性研究》(点击查看《王一川专著<艺术公赏力>:探寻艺术的公共精神》)一书有更为深刻的论述。

用评论营造美育的氛围

其实,文艺评论的目的不在于“评论”本身。作为“素养论”的文艺评论,其意义更在于通过批评,使公众得到成长。这就回到了教育的意义上。

五年来,文艺评论与审美教育几乎同时、同步得到国家与社会的重视。2019年10月,教育部在延安举行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五周年座谈会,就以“努力开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新局面”为议题。

而这五年来,我除了在高校任教,从事文艺评论工作之外,也试图将文艺评论引入中小学的学校美育课程之中。我在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尝试参与设计了成套美育课程体系,把影视、书法、绘画等文艺融入课堂实践之中,引导老师们用评论来看待文艺、看待教育。特别是文艺与娱乐日益融合的现象背后,隐藏着的艺术真诚度、艺术救赎性等问题。我在这一方面的基础教育教学实践,还在2018年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这聊慰了我五年来于文艺评论用功不少却建树甚微的遗憾,也预示出我在入门文艺评论五年后的坚守和转向。

事实上,虽然文艺与审美备受关注,但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仍然很缺乏相应的氛围,以至于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他们从小逼你苦苦练琴,可长大你如果真想去搞音乐,他们就会吓个半死。”而如果评论能够展示出强大的激浊扬清、引领风尚的功能,就能为“练琴”(教育)提供更富有美好生活想象的合理性解释,从而为提高整个社会的审美情趣提供支撑。这是我五年来在文艺评论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之初心。我特别想用文艺评论和审美教育告诉学生:何以杨靖宇在冰天雪地中只身与敌人周旋,直至牺牲,他的怀里仍揣着一把口琴?

因为,文艺和审美让我们真正成为人。而每个人都可以在对文艺的评与论之中,看见那个真实的自己。我的梦想远未成型,于是,就此写给下一个五年。

作者:林玮,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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