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春城讯雨中的昆明,微凉。这样的雨天,侯力坚总会想起小时候母亲余丹讲给自己听的那些故事。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作了他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后,被国民党特务当街枪杀。几天后的7月21日,昆明学联主办的《学生报》以《无耻啊!无耻啊!他们在慌啊,在恐慌啊!》为题,刊载了此次演讲的原始记录稿。而这份稿件的记录人,就是当时只有17岁的云大外语系女学生余丹。
余丹的手稿。
今年9月,余丹平静离世。而72年前,因为她被特务逮捕,当时昆明3万大中专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成为引发全国性“人权保障运动”的导火线。
很遗憾,余丹虽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每一个发展脚印,但她没能看见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盛大阅兵。
“如果母亲能够看到这场壮观威武、气势恢宏的阅兵式,她一定会非常自豪、欣慰。毕竟,她见证了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见证了70年来国家从贫穷落后发展到繁荣富强的整个历程。”余丹之子侯力坚说。
传奇
17岁的她
完整记录下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
1946年7月15日,云南大学,致公堂。
此时的昆明,被笼罩在“一二·一”惨案后的白色恐怖中。
李公朴遇刺身亡后的第四天,云南大学举行追悼大会,悼念这位为反对内战独裁、为民主和平而牺牲的著名教育家。另一著名学者闻一多默默地站在台下,他和李公朴一样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早期领导人,也正投身于爱国民主斗争。因为安全考虑,悼念活动没有安排闻一多演讲。
当时的余丹,还叫作“何丽芳”,这个生于昆明、长于昆明的云大女学生,虽年仅17岁但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并参与了昆明《学生报》的编辑和云南省工委党刊《新华社电讯》的刻印工作。
“追悼大会上,李公朴夫人强忍着悲痛,讲述李公朴先生的遇难经过,讲到‘他虽死,但他的精神没有死!他虽没有了生命,但刽子手却没有了人性’时,李夫人悲痛欲绝,泣不成声。这时候,闻一多先生怒不可遏,顾不上先前不发言的承诺,猛然站起来,挺身走到主席台前,开始演讲。”
2005年,昆明日报曾报道余丹《她记录了闻一多“最后的演讲”》。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余丹多次跟弟弟妹妹、儿孙讲起当时的情景。
当时坐在第一排的余丹看见闻一多先生走到台前,立刻意识到将会有异常重要的演讲。平时就有记录习惯的她,立刻拿出纸笔,快速记录。
闻一多先生厉声说:“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用嘴,写出了、说出了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笔有嘴,有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是偷偷摸摸地来暗杀!这成什么话!”
闻一多先生越讲越愤怒,明知会场上肯定会混进特务,而且第二枪对准的可能就是他,依然毫不畏惧大义凛然地说:“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杀死李先生?杀死了人,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这是反动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的光荣,也是昆明人民的光荣!”
闻一多先生继续讲:“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是怎样长的?其实也很简单,他们这样疯狂地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恐慌啊!”
青年时的余丹(后排右一)。
闻一多先生坚定地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
闻一多先生最后说:“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闻一多先生演讲时,场内一次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闻一多先生演讲完毕,余丹的记录也完成了。
“我母亲对速记很有一套,小时候她也教我和弟弟,譬如‘问题’,就缩记成‘门’字框中一个‘T’。”侯力坚介绍。
信念
从何丽芳到余丹
她怀揣革命初心战斗了一生
12岁时,侯力坚在家中一本文摘上第一次读到《最后一次的演讲》。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母亲就是这篇演讲稿的记录者。
“太震撼了,闻先生的演讲就像是机关枪一样,瞄准国民党特务,威力十足,而他作为一个民主斗士,为争民主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令人动容。”回忆起第一次读《最后一次的演讲》的震撼,侯力坚至今都记得。
“后来吃饭的时候,我和弟弟在饭桌上讲起了这篇文章,母亲说这是她记录的,当时我就觉得好骄傲。”侯力坚说,此时的余丹在报社做编辑工作,工作繁忙,对于母亲以前的革命斗争故事,两个儿子知之甚少。
直到16岁时,侯力坚才与母亲有了更多的交流。
这时候的他,也知道了《最后一次的演讲》之后,发生在母亲身上的更多故事。
闻一多先生演讲完四小时,在回家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一年后的1947年9月,何丽芳和其他部分同志被反动当局列为共产党“职业学生”,勒令他们月底前到附近治安机关登记或声明。她不予理睬。11月6日傍晚,八九名学生在今圆通街西边坡头就餐,出门后她即被特务跟踪逮捕,关进了宪兵十三团,成为昆明“一二·一”惨案后,第一个被秘密逮捕的学生。
“何丽芳被捕了!”消息很快传遍整个昆明。当时全市仅有的3万大中专学生,几乎全部上街示威游行,张贴标语口号,到省政府门口请愿,要求释放何丽芳。与此同时,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地都来电声援。何丽芳的被捕成了引发全国性“人权保障运动”的导火线。当时《高原》周刊载文说:“昆明学联这个名词,虽因这次罢课改组为人权保障委员会而解体了,但它给予西南人士的印象太深刻了,太深刻了!”
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10天后,18岁的何丽芳被释放。
“我问过母亲,被逮捕的时候怕不怕,她告诉我,那时还小不懂害怕,为了打发时间,还在牢墙上画了琴键格子,练习刚学的指法。冷了就裹着一条麻布口袋,席地而睡。”随着对那段经历的了解越深入,侯力坚越钦佩母亲。
出狱后,何丽芳化名李龙,以教书做掩护辗转建水临安中学开展地下党工作。1948年夏天,她参加了正拟组建的云南人民自卫军(后来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因为工作需要,她改名为余丹:“余者,我也。余丹的意思是我一片丹心、我要学习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女英雄丹娘。”后来,余丹这么告诉儿子们自己改名的故事。
余丹的家人收集整理宝贵的手稿资料。
传承
生命最后日子
她还在为传递闻一多精神奔走
余丹这一辈,家中九个兄弟姐妹,四个是干革命的。
弟弟何弗俭介绍,1948年初,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大哥何弗敬当时是地下党的宣传骨干,在遭反动政府在京津各大报纸上通缉后,弃学投奔解放区。此外,在云大附中读书的两个妹妹何秀芳、何韵芳也都参加了中国民主青年联盟,被集体逮捕入集中营性质的“夏令营”……
“每年家庭聚会,几代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母亲、舅舅、阿姨们都会讲起以前的革命故事,讲起解放前的云南、昆明,老百姓过的是怎样的日子、革命斗争怎么样的艰险,这让出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非常珍惜当下的好日子。到了20世纪80年代,联大精神被重视起来,母亲也开始写自己当年亲历的历史故事,让更多人了解民主斗士们当年是怎样秉持着大无畏精神、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侯力坚介绍。
作为“最后一次的演讲”的历史亲历者,余丹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相关文章,也接受过电视类节目的采访、参加过各类学术论坛,通过各种方式,让李、闻二位先生的精神永续传扬,世代铭记。
而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余丹也没有停下自己的步伐。“她写下了回忆文章,讲述外祖父、舅舅、阿姨们的革命故事,手稿写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又多次修改。那时候的她已经快90岁了,写稿子、改稿子很费心力,但她总是说,一定要趁自己逻辑还清楚的时候,把这些历史都记录下来。”侯力坚翻着手中母亲留下的一沓稿纸,那是余丹留给孩子们的珍贵宝藏。
而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侯力坚心中也有一个计划:“母亲是用文字记录下那些珍贵的历史时刻,而我想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下这些时刻,让红色基因能够一直传承下去,让新时代的新青年们能从这些历史中汲取力量,奋勇前行。”
昆明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双双
摄影:杨艳辉
实习编辑:石敏 一审:周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