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甘肃4名个人1个集体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酒泉广播电视台

发布时间:09-27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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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广播电视台综合编辑(小编:西西)

来源:每日甘肃综合新甘肃客户端、新华社、甘肃日报、兰州大学等(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小编

为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学习英雄事迹、弘扬奋斗精神、培育时代新人,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决定,授予张富清等278名个人、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群体等22个集体“最美奋斗者”称号。其中,甘肃有王进喜、任继周、柴生芳、樊锦诗4人和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光荣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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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来源:央视网

“最美奋斗者”名单(甘肃)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进喜(1923-1970)

事迹简介:王进喜,男,汉族,中共党员,1923年10月生,甘肃玉门人,生前系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队长、钻井指挥部副指挥。他率领1205钻井队“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人拉肩扛运钻机、破冰端水保开钻、勇跳泥浆池制井喷,以“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打出了大庆石油会战第一口油井,创造了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钻井纪录。他把一生献给了我国石油工业,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铁人”,铁人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09年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铁人王进喜: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头顶蓝天、脚踏荒原,满怀爱国豪情,一举甩掉了我国‘贫油落后’的帽子,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创造了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奇迹。”铁人王进喜纪念馆讲解员向游人的介绍,正是当时石油工人的真实写照。

头戴前进帽、身穿羊皮袄,手握刹把,目光刚毅,巍然挺立。记者走进坐落在黑龙江省大庆市的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铁人巨幅花岗岩雕像首先映入眼帘。讲解员告诉记者,这一经典形象已成为铁人精神的标志。

1923年10月8日,王进喜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50年,王进喜进入玉门油矿,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开始投身于祖国的石油事业。

1956年4月29日,王进喜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担任“贝乌5队”队长。1958年9月,王进喜带队创造了月进尺5009米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被誉为“钢铁钻井队”。

1960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原石油工业部关于组织大庆石油会战的报告,集中玉门、四川、新疆、青海等各石油厂、矿以及院校、科研部门共37个单位的精兵强将齐聚大庆。

3月25日,王进喜带领钻井队到达大庆。下了火车,他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4月2日,钻机终于到了。可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套钻井设备总重60多吨,在玉门拆散搬家,需要吊车、拖拉机各4部、大型载重汽车10辆。然而,刚组建的萨中探区吊运设备非常少。王进喜告诉工人们:“我们绝对不能等,就是人拉肩扛也要把钻机全都拉上井场。”

一场人与钢铁、力量与困难的较量开始了。3天3夜,王进喜带领队友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硬是靠双手和双肩把钻机卸下火车,装上汽车,搬运到井场并安装就位。

在人拉肩扛过程中,王进喜和几个司钻轮流喊着号子来鼓舞全队士气,他们喊出了“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的豪迈诗句。

在搬运中,王进喜被砸伤了右腿,可他不顾伤痛继续指挥。4月29日,他带伤参加了万人誓师大会。

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钻至700米浅气层时,突然发生井喷,如果不及时制止,就可能井毁人亡。

压井需要重晶石粉,可是现场没有。王进喜当机立断决定加水泥来提高泥浆比重,可水泥加进去就沉了底,不能融合。见此情况,王进喜穿着工服、拖着一条伤腿纵身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

1960年6月1日,大庆首列原油外运。

1963年11月17日,周恩来总理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中国石油基本实现自给。新中国石油工业由此进入一个新纪元。

“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记者在铁人纪念馆里看到,王进喜的一页学习笔记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铁人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发出的钢铁誓言,浓缩了铁人的终生实践和伟大人生。新华社2019年1月15日电(记者董宝森)

任继周

事迹简介:任继周,男,汉族,中共党员,1924年10月生,山东平原人,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名誉院长、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我国草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战略科学家,其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食物安全战略构想,提出草地农业系统,力促耕地农业转型和草地农业发展;构筑草业科学架构,强化草业经济管理,构建新型的草业学科体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荣获全国优秀农业科学工作者称号。

1924年11月,任继周出生于山东临城县。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儿时的他几乎是在迁徙中度过的。

1943年中学毕业,任继周选择了畜牧兽医专业,他的目标“是为了改善中国人的营养结构”!中央大学毕业后经老师王栋教授推荐,兽医学家盛彤笙先生邀请,他受聘于兰州国立兽医学院,从此与甘肃、与草原结下了不解之缘。

提到西北,人们就会想起沙漠、戈壁、草原,想起那首古老的敕勒民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但对于任继周而言,除了草原的景色,想得最多的还是导师王栋先生的教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那是老师的勉励和要求,也是前辈的重托和期望,更是自己奋斗终生的目标。

任继周庆幸自己听从西北的召唤,是一个无比正确的选择:“甘肃横跨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再到内陆河流域的荒漠地区,从湿润到干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地类型非常复杂,我可不能放过这块宝地。”就这样扎下根来,他先后在国立兽医学院、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等单位,从事草业科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一干就是70年!任凭有多少“橄榄枝”吸引也从不动摇。这样的经历,让他对中国西部草原的情况非常熟悉,他的草原类型学术理论基础也由此奠定。

作为我国现代草业科学奠基人之一,70年来,任继周潜心草地农业教育与科研,立德树人,永攀科学高峰,带领团队为我国草业教育和科技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定位试验站、我国农业院校第一个草原系;

他创建了草原分类体系,较国外同类研究早了8年;

他提出的评定草原生产能力的指标——畜产品单位,结束了各国各地不同畜产品无法比较的历史,被国际权威组织用以统一评定世界草原生产能力;

……

90岁以后,又在积极组织编写并出版《中国农业伦理学》,开创了中国农业哲学研究的先河。

这一切,都源于他浓浓的家国情怀,源于他优秀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正是在历经数十年科学研究的探索与思考,任继周先生总结并凝练出“道法自然,日新又新”的治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用共产党人高尚的情操,瞄准国家发展战略方向和“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为祖国建设出谋划策,为草业科学呕心沥血,做出了卓越贡献,曾经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两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三项;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二等奖一项;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第一获奖人);中国草学会首届“杰出功勋奖”;国务院扶贫办第一届“友成扶贫科研成果奖”;全国优秀农业科学工作者、农业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三农”模范人物、2011年度CCTV三农人物、新中国成立60周年感动甘肃人物、甘肃省情系陇原-献身教育特别荣誉奖、改革开放40周年感动甘肃人物等。

(文章于2019年刊发)

柴生芳(1969-2014)

事迹简介:柴生芳,男,汉族,中共党员,1969年7月生,甘肃宁县人,生前系甘肃省临洮县委副书记、县长。在定西工作的8年时间里,他夙夜在公、全身心扑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上,每天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他谋划发展,调研提出“五个到村到户”精准扶贫工作思路,为临洮县300多个村全部确定了主导产业,创建了“全省精准扶贫示范县”。他心系百姓、情系民生、勇于担当,在临洮县工作期间跑遍了全县绝大多数行政村,走访和接待群众近5000人次,千方百计解决群众吃水难、行路难、上学难、看病难等现实问题。2014年8月15日凌晨在办公室突发疾病去世,年仅45岁。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柴生芳,亲人心目中的骄傲

柴生芳,没有姐妹,在兄弟六人中排行第五。

高考时,柴生芳是庆阳地区的文科状元;从日本留学回来后,他先是在省委办公厅工作,后来在定西担任县级领导职务。

作为庆阳市宁县南义乡北庄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柴生芳这些耀眼的“光环”,在82岁的老父亲眼里,在兄弟乃至整个家族的心目中,一直是他们的骄傲和荣耀。

虽然,他的家人没沾过他啥光。

“他,堂堂正正,从没凭关系给兄弟们办过一件事”

“他,确实是想为人民干点事”

有时,柴生军也会想,是不是念书将自己这个兄弟念“傻”了?

上学时,柴生军比柴生芳高两级。求学路上,他们一直结伴而行。在他的记忆中,柴生芳一直酷爱学习。

他们的父母靠务农养活6个儿子,家中生活极为贫寒。为了供孩子们上学,父母曾经将贷来的养牛款、养羊款,挪做他们的学费。

柴生芳读书很争气。

上世纪70年代,柴生芳上小学时,煤油每月限量供应,晚上家里照明都成问题。可他总会趁父母睡着时,偷偷地将煤油灯点着看书。为此他不知挨了多少次骂,哭了多少回鼻子;

上学时,柴生芳如果起床迟了,会嫌父母没有及时叫醒他,抓起书包就赶紧往学校跑;

放学途中,他嘴里常念念有词,有时会猛地蹲下来,在乡间小路厚厚的溏土层上写写画画;

出去割草,他经常看书入了迷,提个空荡荡的筐子回家。

……

上高中时,他们家离宁县二中有20公里。哥俩合骑一辆破自行车,艰难地在山路上跋涉着……

那时,一周上六天课。星期天去学校时,母亲会为他们各烙6个大大的锅盔,再带点咸菜,当做一周的伙食。每次吃饭时,馍馍用开水一泡,就是一顿。到了夏天,一到星期四,馍馍就有点馊了,亦是如此。

但,这阻挡不了柴生芳如饥似渴的求学道路。

1986年,柴生芳以庆阳地区文科状元的身份考进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年数学、英语几乎是满分。

后来,他又取得了日本国立神户大学艺术史学硕士和文化结构博士学位。

正因为他学习成绩一向很好,十多年来,身为大哥的柴生龙一直不赞成柴生芳“从政”。

“搞研究多好!单纯,也有成绩。当再大官有啥用?”2002年,柴生芳回国后,决定到甘肃省委办公厅工作,柴生龙非常不理解弟弟这一举动。

“朝里有人才好做官,咱们毕竟是普通农民家庭出身。”大柴生芳18岁的柴生龙,以“过来人”的身份,苦口婆心不知劝了五弟多少回。为了让五弟回到曾经供职的甘肃省考古研究所,不要浪费专业才能,身在嘉峪关铁路局工作的他还动员兰州的几位朋友当“说客”,可柴生芳仍然坚持他的抉择。

2006年,当柴生芳选择到基层去工作时,他更无法理解。“待在机关轻松,干吗要到基层去?”他劝柴生芳。

“你不了解我,我有我的想法。”面对柴生芳的回答,柴生龙很是无奈。他知道,他的这个弟弟,只要认准的事,就不回头。其实,他也知道,柴生芳一直想干一番事业,为人民做点事。

对于弟弟的做法,柴生龙只能尊重。但身为大哥,面对这些年官场的腐败现象,他知道自己的责任。

“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堂堂正正的人,不要占公家的一分便宜。”柴生龙对柴生芳告诫道。每隔两三个月,他都会给柴生芳编条短信,摘录些“警钟长鸣”的例子,或者编写几句——“根入大地稳如磐,枝刺青天直似剑。身正岂容影子斜,心公方能论长短。”这首题为《树》的小诗,就是他去年六七月间写的。

“老百姓的儿子,一定要给老百姓办点事。咱们家几辈子才出了你这么一个当官的,别给家门抹黑!我们一家人盼望你平安、清廉。”老父亲也常叮嘱柴生芳。为了支持柴生芳的工作,老人每次从老家宁县来兰州,都宁愿坐近十个小时的大巴颠簸着进城,从没想过让儿子派车接送。

老人在老家住的房子,仍然是30年前修的。有时,雨下得一大,还要拿脸盆接雨。乡下的亲戚、朋友来时,都会感叹:“这是县长的家吗?”

因此,每次收到大哥的短信后,好胜心很强的柴生芳都会对媳妇抱怨:“这事还用大哥提醒,我知道怎么做人。”

直到最近,柴生龙才明白了五弟这句话的底气。

随后噩耗传来。当他强忍着悲痛从嘉峪关赶到临洮时,眼前的一切,打破了他对“县长”优越生活的想象:一间摆在办公室里的单人床,几件旧衣服,仅有的两双鞋,破了个大洞的袜子,唯独不显“寒酸”的,是30本记录得满满当当的工作日志。

3天后,柴生芳的遗体被送往定西火化。成千上万的乡亲自发赶来,送柴生芳“上路”。此情此景,令柴生龙终于理解了五弟当初的选择。“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能做到这点,他,确实是想为人民干点事。”柴生龙对记者说。

“他走了,像我们的精神支柱倒了一样”

柴生芳虽然没有为亲人们谋过什么利益,甚至几年回不了老家一次,但他有自己报答亲恩的方式——关心、帮扶家族的下一代刻苦读书,鼓励他们积极进取…… (甘肃日报记者 宋振峰)

(文章于2014年9月1日刊发)

樊锦诗

事迹简介:樊锦诗,女,汉族,中共党员,1938年7月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她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改革开放以来,她坚持改革创新,带领团队致力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字敦煌”,开创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突出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荣获改革先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等荣誉称号。2009年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在敦煌工作的几十年间,我深切感到,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敦煌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有敦煌研究院的今天。”

55年岁月流逝,樊锦诗也从风华正茂走到了耄耋之年,而作为继常书鸿、段文杰后,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她也见证了敦煌研究院随着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而取得的非凡成就。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敦煌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敦煌工作的几十年间,我深切感到,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敦煌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有敦煌研究院的今天。”2019年1月6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在西北师范大学为600余名高校师生做题为《永远在路上》的报告时如是而言。

2018年12月18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获颁“改革先锋”奖章,是我省唯一获得此项殊荣的先进代表。

当日,作为由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在全国高校开展的“改革先锋进校园”宣讲团成员之一的樊锦诗,结合其多年来从事文物保护研究与管理工作的经历,阐明了历史文化遗产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并以敦煌莫高窟为例展示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物保护工作成就。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毅然放弃都市生活,来到敦煌,一呆就是55年。在敦煌研究院的这半个多世纪,她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大力推动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带出了一批从事文物保护的优秀人才。

“我们那个时代‘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是当时的青年也是我的志向。敦煌需要我,我就到敦煌工作。我初到敦煌时,那里的工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我最终还是没有离开,这既是莫高窟的独特魅力使然,也是我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职业操守。转眼55年了,莫高窟已经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白天想的都是敦煌,晚上梦到的还是敦煌。我今年80岁,能为敦煌做事,无怨无悔!”报告会现场,樊锦诗话音一落,掌声久久不息。

55年岁月流逝,樊锦诗也从风华正茂走到了耄耋之年,而作为继常书鸿、段文杰后,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她也见证了敦煌研究院随着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而取得的非凡成就。

“竭尽全力留住敦煌,我们做了哪些事?”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结束了莫高窟约400年无人管理、任凭破坏和偷盗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这一机构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7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薪火相传,发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为守护传承弘扬敦煌艺术瑰宝,做出了一系列有效探索和贡献。

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社会上某些人不懂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我经过反复思考,提出了要制订莫高窟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的建议。在省人大、省政府的支持下,制订颁布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明确了莫高窟保护对象、范围,规定了敦煌研究院的职责,及其保护、利用、管理工作应遵循的方针和原则;也明确规定了政府部门的职责。这样,我们可依据专项法规据理力争,说服和抵制不符合法律、法规的种种所谓建议、要求和压力。”樊锦诗说。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界首开国际合作先河,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并逐步扩大国际交流合作,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推向新高度。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如何破解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为她思考的问题。

1979年,莫高窟对外开放。世界各地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但因游客超载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湿气等对洞窟壁画造成的损害难以估量。用樊锦诗的话说,狭小的洞窟和脆弱的壁画“累得喘不过气,直不起腰了,真担心有一天从梦里醒来,莫高窟不见了。”

“必须要改变多年来游客单一参观洞窟的旧思路、旧模式,必须另辟蹊径,充分扩充参观空间,另创游客参观模式。”樊锦诗说这样的改变花费了10多年的努力。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建筑终于落成,顺利实施了莫高窟参观新模式,即“数字电影+实体洞窟”的预约参观方式,开启了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

“留住根脉,我们永远在路上”

“我有幸成为党中央表彰的100位改革先锋中的一位,这个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是给几代莫高窟人的,是给敦煌研究院全体职工的,是给为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做出贡献的人们的,也是给我国所有文物工作者的。这一点,我非常清醒,凭我一人之力,是绝对做不出来的,我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在樊锦诗心中,她个人所有的荣誉都是属于敦煌的。

樊锦诗曾连续25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这一期间,她提过不少提案建议,一些被采纳变成了现实,包括莫高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保护工程——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包括敦格铁路为历史文化名城敦煌让路,包括加强全国文物科技保护……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我们是做了一些事,但这些事都是应该做的。路还长,任重道远,关键是以后要做得更好。正如总书记说的,‘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面向未来,我们需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承发扬老一辈创造的‘莫高精神’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敦煌莫高窟创新性发展。”樊锦诗说。

(文章于2019年1月7日刊发)

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

事迹简介:八步沙林场地处河西走廊东端、腾格里沙漠南缘的甘肃省古浪县。昔日这里风沙肆虐,侵蚀周围村庄和农田,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为保护家园,上世纪80年代初,郭朝明、贺发林、石满、罗元奎、程海、张润元6位村民,义无反顾挺进八步沙,以联产承包形式组建集体林场,承包治理7.5万亩流沙。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贺中强、石银山、罗兴全、郭万刚、程生学、王志鹏陆续接过老汉们的铁锹,成为第二代治沙人。2017年,郭朝明的孙子郭玺加入林场,成为第三代治沙人。38年来,以“六老汉”为代表的八步沙林场三代职工,矢志不渝、拼搏奉献,科学治沙、绿色发展,持之以恒推进治沙造林事业,至今完成治沙造林21.7万亩,管护封沙育林草面积37.6万亩,用愚公移山精神生动书写了从“沙逼人退”到“人进沙退”的绿色篇章,为生态环境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次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个时期的先进分子、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他们忠诚于党、报效祖国,扎根基层、奉献人民,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非凡业绩,赢得了人民广泛赞誉。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以“最美奋斗者”为榜样,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始终做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忠诚拥护者;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始终做爱国主义精神的坚定践行者;大力弘扬“幸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奉献、平凡造就伟大”的价值理念,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撸起袖子干、挥洒汗水拼,始终做新时代长征路上的不懈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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