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即将“绝版”的历史留下一份个人记录 ——读《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

文汇报

发布时间:09-2310:31

《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

管新生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人类关于往昔岁月的叙事是有套路的。比如,现在只要提起“大上海”,无外乎这些关键词:法租界、石库门、花园洋房、咖啡馆、西餐厅、老克勒、海上名媛……所谓上海者,仿佛全由上述符号构成。

然而我相信,此种叙事套路和很多“上海小囡”的生活经验并不符合。譬如,我的成长环境就同西餐、洋房之类相去甚远,这些符号基本不会在我的视野里出现。我对它们的了解,毋宁说是受叙事套路的影响——以为如果一无所知,也太不上海人了。即便如此,它们于我更像是某种“外部知识”,而没有完全地进入日常生活。

因此,每当我读到“言必称法租界”的文章,总觉得隔膜与矫情。据我所知,上海人的生活不乏多样性,可怎么一落笔,就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所幸这些年情况有所变化,不同的声音开始浮现。前一阵读沈月明的《沪乡记事》,他笔下的南汇风情让人领略了大上海还有乡村的一面,而近期出版的管新生的《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则更令我感到鲜活和亲切,因为我自己就曾居住在广义的工人新村。

显然,工人新村所呈现的样貌与流行套路很不相同,我想,这也是管新生为何要强调“另一种叙事记忆”的原因。这是一种与咖啡、洋房绝缘的记忆,甚至和弄堂生活也有较大差异。这就要追溯下工人新村的来龙去脉了。

上海的工人新村建设始于1950年代初,代表作即曹杨新村。从建筑风格看,它跟新式里弄、花园洋房等海派经典住宅不同,更重要的是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住宅主要供富裕阶层、中产阶层居住,劳工的境遇则要差很多,据统计,新中国成立时上海300万产业工人及其家属住在简陋而拥挤的棚户、厂房、旧式里弄里。因此,待秩序重建,新政权着手为工人“量身定制”住宅区,即工人新村。据学者统计,从1953年到1958年,上海一共兴建工人新村201个,住宅面积达468万平米,极大改善了工人的居住状况。

此举的象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工人从旧社会的苦劳力变成新社会的主人翁,社会地位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所以,入住工人新村是件大喜事,本书记录下的一句口号便是其生动写照:“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很多劳模是戴着大红花、在锣鼓齐鸣的喜庆氛围中乔迁的。

作者还观察到,工人新村的选址同样有讲究。普陀的曹杨新村,邻近华东师范大学;杨浦的控江新村、长白新村、鞍山新村周边,坐落着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这种安排,是为了使“工人子弟的教育和文化生活都能更上一层楼”,清晰地表明了新政权的执政基础及价值取向。

作者本人于1954年10月随父母移居控江新村,他家分到的是一居室,使用面积近14平米,卫生间、浴室、厨房、阳台均为公用。按今天的标准只能算蜗居,而在当时已经是“升级”了。那时候没搬家公司,作者父亲拉着一辆又长又大的双轮人力车,载着全家人一个劲往前跑。辛苦归辛苦,但一路上欢声笑语,全家人为居住条件的改善而雀跃。

其实以地理位置而论,作者是从市区搬到了郊区。之前作者家住常德路,妥妥的“上只角”;而控江新村所在区域尚属近郊,一派田园风光。事实上,工人新村几乎都位于大上海的“边缘”,某种程度上,工人新村的兴建同时意味着上海城市化的拓展。

落到微观层面,这些在工人新村长大的小孩,有一段独特的生活经验。作者在书中描述道:“控江新村时属大杨浦的上海郊外,隔着营口路与一大片碧绿的田野遥遥相望,有着清清的河水、高高隆起的坟墩头……”儿时的作者,经常同小伙伴一起在田野间撒欢,放风筝,下河游泳,捉鱼,拷浜,整天“疯玩”。他们对大自然,绝不似今天城里的孩子那般隔膜。

长此以往,难免熏陶出些野性来。作者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编剧,不过从字里行间能看出,他跟人们想象中的“文弱书生”可大不一样——言语更粗粝、更接地气,对生活中的暗角也有更多阅历。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你和一位中年大叔聊天,觉得对方路子有点“野”,那他很可能就是在工人新村长大的。

只可惜,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工人新村早就成为市区的一部分,其区位条件和居民构成,已然天翻地覆。相应的,半田园式生活和“野路子”大叔也快要绝版了。

如今想来,工人新村实为一种过渡性质的居住模式,它介于1920年代兴起的里弄模式和1990年代兴起的小区模式之间,是应时代的特殊需要而出现的产物。因此,当时代发生变化,尽管名称得以延续,但其内涵和性质就今非昔比了。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作者用亲身经历,为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忆留下了一份鲜活的个人记录。

作者:唐骋华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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