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期以来,腾冲都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它是高山大川,探险家的天堂,安乐的家园,鲜血浸润的战场;是毗邻异域的边陲,也是儒家文化的传承之地。
每一年的2月末到4月初,在腾冲界头镇沙坝村,15万亩油菜花田就会形成一片金色的海洋。夜雨过后,晨雾在浩瀚的花海上弥漫,村庄、林海次第铺陈,白雪皑皑的高黎贡山,则是这幅画卷最宏伟的背景。
田园与高山
细长的竹筏破开水面,沿着狭窄的水道向幽深处驶去。我们站在竹筏上,迎着轻柔的晚风,看夕阳西下。此时的和顺湿地染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像是一幅色彩饱满的油画。几座锥筒型的火山环绕四周,守护着这段宁静时光。枯黄的水草结成了巨大的草筏子,漂浮在水面上,人可以在上面行走,仿佛会了轻功水上漂。再过一两个月,水草就会转绿,上面会开满各色的花朵。最好看的,是成群归巢的白鹭。它们在半空中盘旋着,像是在远方天际拉起了一道白色的纱幔。落在树上休息片刻后,再次起身盘旋,依依不舍。直到天光彻底暗下来,它们才找到合适自己的枝头,在暮色中睡去。
为我们撑筏子的是一名景颇族小伙子,名叫春雷勒奔。他在和顺古镇上的一家客栈工作,跑堂、调酒、提行李之余还喜欢画画。作品色彩饱满,想象力四溢,颇有马蒂斯之风。他不仅撑筏子,还会骑着摩托车带我们穿梭在古镇中闲逛。
这是我们在腾冲度过的一个难忘的傍晚。让我想起江南水乡,恬淡悠然,却没有杏花带雨的迷离婉约,多了几分质朴天然,沧海桑田。
腾冲曲石镇。远处的高黎贡山在晨曦中显露出宏伟的剪影
几天后,我们又感受了另一种不同的腾冲。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像一座人迹罕至的绿色迷宫。苍劲的古树如同守护神,树冠遮天蔽日,极目难穷。山脚是热闹的春天,木棉如火,杜鹃争荣,浓香四溢。进入山林中,老藤绕树,杂花生树,娇红浅白,让人目不暇接。飞禽往复枝头,忽隐忽现,歌声唱和,此起彼伏。山顶则还有积雪未化,低矮的箭竹林在寒风中摇曳。珍稀的小熊猫、白尾梢虹雉就隐匿其中。这里是动植物的天堂,已发现近5000种植物和2000多种动物,而且新物种还在不断增加中。即使在世界范围内,都很难找到像高黎贡山这么壮阔的中山带原始阔叶林区。我们不知道这座大山中还有多少秘密未曾发现。
高黎贡山是腾冲的背景,每个清晨拉开窗帘就能看见它。我最喜欢早上的高黎贡山,太阳从东面升起,将它修成了一幅剪影,伟岸挺拔,神秘莫测。它就像一道铁壁长城,挡住了风沙,留住了细雨,滋润着山坡西侧的腾冲坝子。
山下的油菜花开得正浓,铺天盖地,汪洋如海。花海中村舍相连,阡陌纵横,农人牵着耕牛正翻开肥沃的土地,撒下春耕的种子。大大小小的火山锥,如同仙人的棋子,撒落在原野上,提示着亿万年前的远古地质运动。温泉从地下涌出,引入附近的村庄,用来洗澡做饭。
腾冲完整地传承了中原文化,当地居民在除夕夜需先祭拜祖先,敬献天地
和顺古镇就坐落在几座火山间的小平原上,依山傍水。居民的祖先最初来到这里铲草立寨、屯田戍边。先有寸、刘、李、尹、贾五大姓,以后又有张、杨、赵、许、钏等各姓进入。各姓氏的人在这里分族而居,和睦相处,一代代传承下来。
随便拜访哪户人家,打开门都是满庭芬芳,暗香浮动。一庭芳草围新绿,十亩藤花落古香。院内修剪整齐的黄香木绿意盎然,两侧的丛竹青葱滴翠,玉兰新芽初绽、似有若无。最夺目的是本地培育的茶花,大花团如笑靥盛放。大的盆栽都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已如同家庭成员一般。家堂上供着天地君亲师和祖宗牌位,墙壁上挂着第一代创业者和掌家人气度不凡的照片。书房大桌上,铺着写字用的毛毡,墙上总有自己创作的几幅字画,显示主人的志趣。
和顺有童谣:“河顺乡,乡顺河,河往寺前过。水映寺,寺映水,水从寺中流。”就是在这样一片温暖和煦的坝子里,孕育出西南边境最大的汉文化“飞地”
每隔五天,县城都有大集。淘宝街附近聚集了几百个摊位,普通的摊位不到1平方米,密匝匝挤在一起。这个集最特殊的地方,在于所有摊位卖的都是翡翠、琥珀、玛瑙和宝石。单件价格从几十元到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每个摊上的货值都要值百多万元。这些在大城市里被精心置于商场玻璃柜中,屏气凝神对待的珠宝,在集上就如大白菜一般堆放,随意挑拣。早上出摊,中午收摊,即使一件未卖,摊主们也不着急,卷起包裹几天后再来。
腾冲就像一个多重景观的调色板,互为前景与背景,起伏应和,变幻无穷。这里有最神秘的原始森林,也有安详宁静的田园;有火山地质奇观,也有千年古道;这里是毗邻异域的边陲,却也是儒家精神的传承之地。
边疆与中原
从地图上看,腾冲实在是一个太遥远的地方,位于国家西南边缘。从中原到腾冲跨越千山万水,进入云南后还要翻越三座大山——云岭、怒山、高黎贡山;横渡三条大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
值得注意的是,腾冲还是著名的“胡焕庸线”的起点。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将东北的爱辉和西南的腾冲相连,发现它就是我国的人口地理分界线。以此线为界,约有96%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36%的东南部地区。它也是一条自然地理的分界线,基本上和我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两边地理、气候迥异。
而且,它还是一条文明分界线:它的东部,是农耕的、宗法的、科举的、儒家的……是大多数人理解的传统中国;而它的西部,则是或游牧或狩猎,是部族的、有着多元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非儒家的中国。腾冲恰好就处在这条文明分水岭上。
即使在云南省内,腾冲也是一个特例。云南一般以西北—东南流向的元江为界,元江的东北为“江内”区域,属汉族聚居区;元江的西南位“江外”区,属其他民族聚居区。但腾冲却是“江外”唯一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县。无论从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角度观察,腾冲都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腾冲被中原帝国“发现”,可以追溯西汉时期。汉武帝经营“西南夷”,征服云南地区设立益州郡。那时,高黎贡山以西今腾冲德宏一带,是被汉人称为“乘象国”的“滇越”。益州郡成立后,被称为“滇越”的腾冲便归属益州郡管辖。再西南,则是书上记载的“剽”国和“掸”国,居于今缅甸和泰国、老挝北部。
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今阿富汗)发现了蜀地出产的布匹与邛杖。当地人告诉他,这些源自中国的物品是当地商人从身毒(今印度)采购回来的。身毒的位置在大夏东南数千里,风俗与大夏接近,地方湿热,毗邻大河,当地人以大象作为战争中的坐骑。张骞由此估计,身毒距离四川并不远,而且比受匈奴骚扰的丝绸之路也更安全。这既是著名的蜀身毒道,也是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南丝绸古道在中国境内的地段有三大干线。其中一条是从四川出发后分为东西两条路,向南又西转汇合于云南大理。从大理开始,向西过永昌(今保山),翻越高黎贡山到腾冲,再向西进入缅甸、印度。由印度可通达欧洲。这条由蜀地商人踩踏出来的民间道路,早已存在多年,其历史要早于北经敦煌、新疆、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而当时被称为“乘象国”的腾冲,就是古老的南丝绸之路在国内的最后一个驿站,是大汉帝国边疆的贸易重镇。
东汉以后,随着“哀牢内附”,汉置永昌郡,腾冲便归属于永昌郡。史书上说这里“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同时出产各种贵金属和奇珍异宝,如“铜、铁、铅、锡、金、银、光珠、琥珀、水晶、琉璃、柯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等等。但文化与风俗却与中原地区完全不一样。《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对当地的哀牢人有较为传奇的描述:他们穿鼻,戴耳环,双耳下垂吊着长长的饰物,致使耳垂下坠,地位越高则下垂越长,直至双肩以下三寸。他们普遍文身,图案多为龙形象,衣服无领无襟,从头上套下来,称为贯头衣。更奇怪的是,他们还在臀部上装饰出一条尾巴。
那些奇珍异宝,连同邻国使节一起源源不断进入了帝国的首都,不断刺激着人们对遥远边疆的想象。前往腾冲的道路被描绘得险恶万端,不仅多高山大川,而且猛兽横行,毒雾瘴疠弥漫。《水经注》说,这条路的犀象山上有一种钩蛇,长达七八丈,躲在山涧水中,用尾巴上的钩子把岸上的人和牛钩到水中吃掉。还有一种叫“鬼弹”的瘴气,有声而无形,可以击折树木,击伤行人。
腾冲就如传说一般的存在,是一片神秘的化外之地。当时既没有汉朝官员和知识分子来过这里,也没有留下任何实地考察的记录。
东晋以后,中央王朝忙于应付内忧外患,无暇远顾;滇池周围的豪强大姓则日益自大,形成割据之势,断绝了与内地的交流。唐朝时期南诏国崛起,继而是段氏大理国,腾冲脱离于中原政权之外。直到元朝统一全国,腾冲为极西门户,在此设置了腾冲府。明朝朱元璋收复云南全境,并开始大规模实施军屯,并修筑了石城。腾冲开始成为汉族最远的聚居区。
明代大规模的军屯移民奠定了腾冲的农耕文明
腾冲真正有了详细的地理、风物的记载,还是来自明末徐霞客的考察。1639年4月11日,徐霞客翻越了高黎贡山,两天后抵达了腾冲县城,在腾冲一共游历了40余天。腾冲是他一生中到达过的最西的地方,他详细记录了三宣、六慰、八关、九隘等边疆形势,也记录了傣族、景颇族聚居区的民族风情和土特产;考察了明光六厂的银矿、腾冲赶街的习俗和古道上各式各样的桥梁。即使今天在腾冲旅行,仍可以找到徐霞客所记录的很多地名。
徐霞客最大的贡献则是搞清楚了一些重要山脉河流的走向。发源于腾冲高黎贡山西坡的伊洛瓦底江支流众多,异名繁杂,在史书记载上是一笔糊涂账。徐霞客通过实地考证和多方求证,认为龙川江、麓川江、大金沙江是一江三名,只是流经地域不同而名称各异。在腾冲叫龙川江,在德宏叫麓川江,进入缅甸后就叫大金沙江。他通过分析土人的方言,将高黎贡山和喜马拉雅山联系起来考察,准确判断了山脉走向。他分析认为,高黎贡山的源头应该在青藏高原,一路南下到芒市后海拔降低,逐渐为平坡,到缅甸入海。
对于腾冲独特的火山、温泉,徐霞客都做了详细考察。他最远走到了腾冲北部的中缅边境,记录了少数民族的装扮与生活:“野人时以茶、蜡、黑鱼、飞松入关易盐布。其人无衣无裳,唯以布一幅束其阴,上体以一方帏而裹之。”
然而,徐霞客开创性的旅行并没有让遥远的边地热闹起来,他身后很长时期内,再没有新的国内考察者深入这神秘的边疆。直到400年后,20世纪30年代初,才有来自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植物学家蔡希陶、王启无、俞德俊等几位先生到高黎贡山采集植物标本。
腾冲距离中原权力中心实在太过遥远。从腾冲出发到省会昆明一共有24个驿站,考虑天气耽搁和正常休息,到昆明至少要走一个月。更重要的是,在热衷于八股文的明清时期,徐霞客只是一个“另类”,没人会真正注意一个“另类”文人的声音。况且,根深蒂固的“中原文化中心”的传统,使中国知识分子们滋长出一种固执的文化优越感。
当西方社会沉迷于地理大发现的狂热时,中国的西部边陲还被认为是瘴疠横行的化外之地,陌生而遥远。于是在19世纪,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后,中国版图边缘的腾冲便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来自西方的探险家、植物学家与传教士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缅甸北部进入腾冲。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英国人安德森和金敦·沃德、法国人叔里欧、奥地利人韩马吉等探险家陆续进入腾冲。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英国人乔治·弗瑞斯特,他被称为植物猎人。1919年,弗瑞斯特在腾冲区域内的高黎贡山发现了大树杜鹃,轰动了植物学界。通过这些采集者,来自高黎贡山的植物,大量流向域外,在世界各地的花园中绽放。
腾冲的交通地位的重要性也开始显现。英国殖民政府派出间谍,考察修建滇缅铁路的可行性,意图打开中国的后门。他们在腾冲建立了领事馆,清政府也随即开设了海关。腾冲逐渐成为一个边贸重镇和进出东南亚与印度的交通节点。由此,它的神秘面纱才逐渐被揭开。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781期
作者:李伟、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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