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政权兴起的过程中,一大批爱新觉罗氏宗室王公成了开国功臣,即所谓的“开国诸王”。这些王爷、贝勒们个个身经百战,叱咤风云,都是问鼎中原诸战中的主帅。
但是,自从顺治七年以后,开国诸王除了尼堪于是年七月,挂定西大将军印率部征讨湖南,并于十一月死于军营,其余诸王则不再从征。虽然宗室诸王在清代始终享有议政之权,但在统一全国的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再历战场。
这表明,开国诸王日渐衰落,而吴三桂等异姓王却大展拳脚,建功立业。到了康熙以后,亲王领兵基本上成为了过去式。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开国诸王不能征战而转为安享富贵的呢?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诸王的相互倾轧,与皇权对王权的削弱。
清代宗室之间,早自努尔哈赤时期就因为汗位继承问题纷争迭起,努尔哈赤为此囚禁其弟舒尔哈齐,斩长子褚英。皇太极在众贝勒各怀心思的形式下登上皇位,而后便与诸贝勒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先是,二贝勒阿敏“欲擅离我国,往据一方自立”,为皇太极囚死。
继之,三贝勒莽古尔泰因用兵问题与皇太极发生争执,莽古尔泰拔刀相向,众议大不敬,夺和硕贝勒,降为多罗贝勒,又削牛录、罚银两,莽古尔泰气愤而死。此后,皇太极又借“正红旗诸贝勒轻视我的事情很多”,“不遵制令”等为由,打击了大贝勒代善与其他红旗贝勒,实现了大权独揽。
皇太极与诸贝勒的矛盾,既有汗位继承矛盾,也有个人恩怨。皇太极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在解决八旗旗主共议国政的弊端中,加强了皇权,加快了后金封建化的进程,但无疑也削弱了宗室贵族的力量。
阿敏、莽古尔泰,以及努尔哈赤时的褚英皆死于非命,褚英长子杜度也由此牵连,自天命九年授封贝勒,崇德元年仍封多罗安平贝勒,不委以重任。
崇德末年,形势的变化使宗室之间权力斗争更加尖锐,夙怨与新仇相间,斗争更加激烈。这又集中表现在多尔衮、阿济格、多铎三兄弟与济尔哈朗、豪格之间。崇德八年,皇太极暴崩,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宗室诸王又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多尔衮与皇太极长子豪格争夺皇位,济尔哈朗与皇太极的两黄旗诸大臣拥立豪格,而阿济格、多铎、阿礼达、硕托等并两白旗大臣拥立多尔衮。在两黄旗诸将剑拨弩张,并以“若不立先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相逼的形势下,多尔衮提出立皇太极的幼子,年方六岁的福临为帝,由他和济尔哈朗辅政的折中方案,暂时平息了事端。
但是,贝子硕托(代善二子)与郡王阿礼达(萨哈廉长子)却因图谋推翻成议被绑杀。进入北京后,多尔衮以摄政王之尊独揽大权,借端打击政敌。
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刚刚由四川凯旋班师,三月,多尔衮以豪格“徇私护军参领希尔根冒功”之事,削爵幽禁,尽夺所属人员。又以济尔哈朗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豪格等事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其后,豪格死于狱中。
顺治七年,多尔衮去世,阿济格“欲为乱”,济尔哈朗等遂将阿济格削爵幽禁,后又论以死罪,勒令自尽,其子劳辛以同罪论死。顺治八年二月,济尔哈朗又与诸王奏准,追论多尔衮谋逆大罪,削爵,黜宗室,籍没家产人口,并惩治党羽。
顺治九年,济尔哈朗再次奏准,多铎以多尔衮同母弟追降郡王。由此可见,顺治初年,屡兴大案,开国诸王在相互倾轧中,势力大大削弱了。
第二,开国诸王,以及第二代、第三代能征惯战的宗室诸王相继过世。
清代开国,如果自努尔哈赤起兵算起,至清入主中原,前后历经六十余年。在这期间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宗室诸王(崇德年间所封),至顺治元年只剩下代善、阿巴泰、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阿济格和豪格等人。
其中,除豪格、阿济格死于非命外,余者阿巴泰卒于顺治三年,终年58岁;代善卒于顺治五年,终年66岁;多铎卒于顺治六年,35岁;多尔衮卒于顺治七年,38岁;济尔哈朗卒于顺治十二年,56岁,多在年富力强时谢世。
而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顺治初年所封的第二代、第三代宗室诸王,亦多死于顺治年间,且大都于青壮年夭折。如顺治三年,罗洛浑卒,24岁;顺治九年,博洛、尼堪、勒克德浑、瓦克达、满大海卒,其中最长者为尼堪,42岁,最幼者满大海,30岁。此后,顺治十一年,硕塞卒,27岁,顺治十七年,济度卒,28岁,顺治十八年,多尼卒,26岁。
总之,于崇德、顺治年间受封,并在清朝统一全国战争中执戈疆场的宗室诸王,至顺治末年,已经所剩无几。
第三,宗室王公对八旗的控制及其权限受到皇权的裁抑。
有清一代,自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而后又定八旗旗主共议国政的政体。在八旗既统兵又统人,一人尺土必八旗分养的原则下,分治其国的八旗旗主拥有相当的实力,对旗人属下俨然君臣。
显然,这与专制主义集权国家中皇权至上的政体是根本冲突的。因而,自皇太极即位,即开始裁抑旗主之权,其苦心变革,除打击作为旗主的宗室王公本身之外,亦在逐次变更各旗旗主,削弱旗主对本旗的控制。
努尔哈赤亡故时,八旗旗主分别是:主两黄旗的皇太极、主正红旗的代善、主镶蓝旗的阿敏、主正蓝旗的莽古尔泰、主两白旗的多尔衮、多铎,以及主镶红旗的岳托。
天聪四年六月,阿敏获罪,皇太极在宣谕阿敏罪状的同时,夺其父子所属人口、奴仆、财物、牲畜,赐予阿敏弟济尔哈朗,成为变更旗主的发端,镶蓝旗旗主遂由阿敏变为济尔哈朗。
在削旧授新过程中,旗主的权力及地位必受到制约。继之,兼并正蓝旗,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受到处罚后暴疾而终。天聪九年十二月,由于有人告发他曾经与弟德格类、妹莽古济一同盟誓怨恨皇太极。皇太极借机夺其正蓝旗旗人并入两黄旗,并将正蓝旗一分为二,别设固山额真统辖。
之后,顺治帝福临继续削弱旗主。顺治八年,以多尔衮大逆之罪,夺其正白旗,并由此实行旗制改革,以正黄、镶黄、正白为上三旗,皇帝自将,其余五个旗分属诸王贝勒,称下五旗。
这样,不仅皇帝的实力大大增强,且因宗室诸王的相继去世,下五旗中已无原封之旗主,正红、镶红虽仍由原旗旗主子孙世袭罔替,但却多有旁系封入,如正红旗分属两个世袭王爷,正蓝、镶白则成为朝廷随意分封之旗。
此外,八旗建制虽仍然沿用以旗统兵的原则,但却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两种。随着这些变化,作为八旗旗主的宗室诸王,其自属军队和权势已不复存在。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清初那些能征惯战的宗室诸王,多在皇权的强化过程中遭到抑制和打击,势力大为削弱。至顺治中期,他们或死或病,无法再担负起最终完成统一大业的重任。
而开国八大世袭王爷的子孙后代,多生长在和平的环境,绝少勇武者,且在清廷的屡屡防范和压制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养尊处优。因而,统一全国,南征北讨的重任,就落到了异姓诸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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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都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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