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明明就是亡国之君,但他却到死也不承认,一再宣称“朕非亡国之君”,而且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后世大多也持此论,说明实亡于万历。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似乎和真实的历史颇有出入。
如果了解崇祯帝的话,就不难发现他是一个自视极高的帝王,他在位17年,确曾为挽救大明而竭尽全力,光是内阁大学士就任用了50人之多。然而,明王朝的统治江河日下,两个对手农民军和清朝都想置他于死地。
崇祯帝不甘心当亡国之君,气急败坏地抱怨大臣无能,说什么“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就是在煤山上吊前,仍认为“皆诸臣之误朕也”,把亡国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或许是他以身殉国的原因,连其对手李自成和清朝都给予了他很大的怜悯、同情,这也让很多人不再指斥他的亡国之责。《明史》中也有“庄烈非亡国之君”的说法,似乎这事已成公论。
历史有时就是让人难以琢磨,明朝为什么没有亡于怠政而好货的神宗,也没有亡于一心钻研木工而又荒嬉的熹宗,最终却亡于殚精竭虑的崇祯帝,这的确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其实,怠政、荒嬉和殚精竭虑并不能直接和亡国挂钩,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皇帝代表着最高的皇权,也代表着一种制度。除了皇帝本人,其他人也可以借用皇帝制度发挥个人的作用。如张居正和魏忠贤,一个利用皇帝行善,一个利用皇帝作恶。
崇祯帝是个自行其是的皇帝,他刚愎自用而又狐疑不决,独断专行又喜阿谀奉承,结果忠正者因耿直而被废黜,小人则逢迎而得势。在1644年的时候,崇祯帝的周围已经不存在让他信服的人,但明朝并非没有这样的人,之前的袁崇焕、卢象升、孙承宗、徐光启都称得上是不世之才,最终或死于非命,或无用武之地。
孙传庭、洪承畴又何尝不是人才,而他们也是在崇祯的逼迫下,一个丧命于农民军,一个降于清朝。剩下的就只有像唯唯诺诺的陈演、魏藻德之辈了。造成这样的局面,完全是崇祯帝咎由自取。
如果仔细分析1644年的局势,我们可以发现崇祯帝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也可以说大明并非到了非亡的地步。尽管明朝被农民军和清军打得丢盔弃甲,体无完肤,但仍然控制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并没有被战争波及,明朝可以调动的人力、财力比其他两个对手的总和还要多。
政治上,明朝统治阶级中的大小官僚仍然是忠贞不二,仍然同心协力维护封建统治,除了一些将领在战场上兵败投降外,明朝内部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
军事上,比农民军战斗力更强的八旗奋战了几十年,始终未能逾山海关一步,而且连宁远城也没能打下来。这除关宁铁骑战斗力较强外,更在于明朝的统治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就能连根拔起。因此,清军几次南下危及京师,最终又退回关外,这也说明灭亡明朝的时机没有成熟。
经济上,崇祯末年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军饷问题,但主要原因还是江南财赋无法运到京师。崇祯如果放弃北京,完全可以摆脱军饷的困难而重振雄风。历史上唐玄宗入蜀,宋高宗南渡,都使国祚得以延续,况且明成祖还为他在南京保留了一整套政府机构。
但面子和虚荣让崇祯下不了南迁的决心,他甚至还有点瞧不起维持半壁江山的宋高宗。其实崇祯帝内心是想南迁的,但他觉得丢下宗庙南迁又不光彩,于是想让大学士陈演等人主动提出来,这样一来就可以把责任推给臣下了。
然而,有了熊廷弼、袁崇焕、陈新甲等人因失地议和被诛杀的血的教训,百官们谁也不肯再当替罪羊了。事到如今,南迁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由于崇祯的举棋不定,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良机,最终才上演了煤山自缢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