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侍卫司、殿前司掌管禁军的统领大权,宋太祖赵匡胤在登基称帝之前,担任的就是殿前都点检一职。陈桥驿兵变后,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王朝。因此,在建国后,为了不重蹈陈桥兵变覆辙,他对禁军制度作了很大的调整。
建隆二年(961年)初,宋太祖免去了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韩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之职,同时决定此后不再设立此二职。在不久后发生的“杯酒释兵权”中又取消了殿前副都点检、侍卫马步军都虞侯二职。
从此,五代以来的侍卫司、殿前司经过宋太祖的一番改造,成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俗称“三衙”,而以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为三衙最高长官,俗称“三帅”。在三帅下,分设副都指挥使、都虞侯,协助三帅统辖三衙兵马。
宋太祖在设置三帅分统三衙禁军的同时,还在三帅下设“四卫”,即属殿前司的铁骑军(后改日骑,再改捧日)、控鹤军(后改天武),属侍卫马军司的龙捷军(后改龙卫)和属侍卫步军司的虎捷军(后改神卫),各设四厢都指挥使,隐含分三帅之权的意思。
宋人以为,天下有兵、政二权,其中“兵权宜分不宜专”,因为“兵权专则事必变”。因此宋太祖在兵权上,除将禁军分统于三衙,三衙下再设“四卫”,以分散禁军统帅之权外,还将军队的握兵权与调兵权相分离。
如北宋中期史学家范祖禹所说的:“祖宗(指太祖、太宗)制兵之法,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年无兵变也。”这确实是宋朝兵制的关键之处,是宋太祖吸取五代诸朝,尤其是后周的经验教训而制定的有效措施。
纵观两宋,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政都归枢密院,而三帅负责士兵训练选拨,禁卫戍守,将士的升迁赏罚等,皆直接对天子负责。当遇有战事,往往临时委派统兵将领,值得注意的是,殿帅(殿前都指挥使)一般不遣出领兵出征。由此,禁军的握兵权、调兵权和统兵权三者分开,互不统属,以达到各方面相互牵制而集权于天子的目的。
宋代兵制,中央直接统领的称“禁军”,地方诸州之镇兵为“厢军”,此外还有“乡兵”,边地有弓箭手和藩兵等。通过不断调整,至宋太祖后期,禁军约有二十万人,十万驻扎京城,十万按时派遣驻守各地。
为了防止内重外轻或是内轻外重,宋太祖又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驻扎在各地的禁军多为侍卫马步军,虽不及主要驻扎在京畿的殿前军精锐,但相距亦不大。且地方上还有厢兵、乡兵,其数量超出京畿兵力一倍以上,所以一旦京畿有变,外地驻军足以抑制在京禁军之变。同样,如果戍守四方的禁军有变,则京师禁军也足以控制局面。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内外相维,无轻重之患”,即史书上所称的“内外相制”。
宋太祖把全国兵权集中于一身,使中央控制地方、皇帝驾驭将领的能力大增,各地方镇再也无跋扈之患,而五代习见的禁军将领更换天子,地方反抗中央的局面,终宋一代三百余年基本上不再出现。
但宋太祖的这一做法也给宋朝带来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恶果,也可以说是大宋亡国的罪魁祸首。
首先,宋太祖改革兵制主要出于防患于未然,但在朝廷上下也形成了猜忌、压制武将的恶习,形成重用平庸之将的惯例。由于宋太祖擅于军事,能征惯战之宿将犹在,禁军士兵也颇精锐能战,因此情况尚不严重。但自太祖之后,这套防范之法被变本加厉地使用,其结果自然不妙。
其次,宋太祖为了防止将校与士兵结成威胁统治的势力,将握兵权、调兵权、统兵权相分开,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而“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可以想象,让这样的军队去打胜仗,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
再次,宋太祖利用募兵制使得“兵马分离”,使得由此进入军营之人大增,但士气、军力却因吏治败坏而逐渐低落,冗兵现象日趋严重,而宋朝给士兵的优厚待遇带来了巨额军费,也就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包袱,这也成为宋朝“积弱积贫”的一大原因。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制度都有利弊,我们不能将所有的过失都归罪于宋太祖。由于宋太祖的后继者未能进行不断完善、发展制定新的制度,于是宋初针对五代弊政而制定的、切实而有效的政策,也就逐渐演变为一种弊政。
举报/反馈

左都御史

46.4万获赞 8.5万粉丝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活力创作者
关注
0
0
收藏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