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85|省委书记5次检讨假药案却难逃处分 邓小平铁腕裁军100万

灼见圆桌会

百家号11-1607:45

1985年,“温州模式”备受关注。因乡镇企业的兴盛,我国涌现出以华西村为代表的大量模范村。改革的阵痛此时也已显现,“晋江假药案”成为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伤痕。这一年,邓小平主导了大裁军,百万雄兵告别行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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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任大刚

这一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七个年头。

“温州模式”打通了第三条路

珠江三角洲,毗邻香港澳门,得风气之先,成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这一地区由港澳地方的外商与当地地方当局合资兴办工厂企业,一般由当地提供土地及厂房等基础设施,外商提供资金、设备和原材料,利用农村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产品,出口外销。当时在深圳、珠海、东莞、中山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大城乡布满了这样的企业。这是珠三角模式。

长江三角洲,依托上海、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利用这些城市的资金、技术乃至设备、原材料和供销渠道,大力兴办乡镇工业。当时在苏州、无锡、常州和宁波、绍兴、嘉兴等地区,乡乡镇镇布满了这样的工厂。这是苏南模式。

珠三角模式,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中央政策保驾护航,上一年度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后,更是地位牢固。

图/1984年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后与吴南生等合影

改革开放以来,保守的左派理论家一直在用显微镜检查经济领域是否存在“资本主义复辟”,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有”集体经济“的红帽子,可以在意识形态上避免干扰。

比较麻烦的是第三种模式——温州模式。

温州的自然条件并不好,在两岸长期对抗中,国家投资很少,导致该地经济异常落后,倒逼出温州人利用传统的手工技术和走南闯北会做生意的本领,自发地办起了作坊式的家庭工业,并在乡镇中形成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商品市场,作为原材料和产品的供销基地。

图/1985年4月,制鞋专业户在杭州市武林广场出售自产自销的皮鞋、凉鞋和旅游鞋

怎样把温州这种既没有政策保障,也被左派意识形态明显排斥的经济模式名正言顺地提出来,合法化,国家颇费了一番思量。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该报记者陈也平与桑晋泉的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以及同时配发的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为了绕开“雷区”,桑晋泉在标题中回避了“温州模式”一词,只是在新闻导语的最后和评论的第一段,用客观的语言加了一句“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温州模式’”。

图/1985年《解放日报》头版刊登提及“温州模式”的长篇报道

这篇报道引起高度关注,1986年,费孝通去到浙南考察了颇为闻名的“温州模式”。费孝通认为,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就是以商代工的“小商品,大市场”,自此以后,“小商品,大市场”逐渐成为 “温州模式”的经典概括,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至此,“温州模式”开始与“苏南模式”“珠江模式”一道成为中国三大典型的区域发展模式。

1986年,前往温州考察取经的仅副省以上官员就达93人次。高潮中的高潮——1986年9月至10月,从杭州、宁波连接温州的两条公路上车流阻塞,车祸激增:两个月发生交通事故300多起,日均5起。共翻车57辆,死71人,伤250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倍。

乡镇企业让华西村成为“天下第一村”

乡镇企业理直气壮。

这一时期,中国的乡镇企业从大量的模范村中涌现出来,下面四个村庄,至今在中国仍然赫赫有名。

A.河南的刘庄

这是当年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好”的地方。1980年,在村支书史来贺的带领下,刘庄的工业企业已发展到13个,工农业总产值达205万元,其中工业产值占60%以上,人均纯收入超过2000元。刘庄成为河南省第一个小康村。从1985年开始,刘庄人又在全省乡镇中率先兴办高新技术产业,以医药工业为龙头的集体经济兴旺发展。随着集体经济发展和壮大,刘庄村的经济组织已经改名为刘庄农工商总公司,但仍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图/刘庄村口的墙壁上题写着史来贺的一句话:既要把人带到富路上,又要把人带到正路上

B.河南的南街村

1984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巨大效力时,南街村却在支部书记王宏斌的领导下,选择了重走集体化经济的道路,通过回收耕地开设村办企业,1989年当地集体经济产值达到了2100万元。

C.天津的大邱庄

1974年,禹作敏担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1981年后,大邱庄的工业企业飞速发展。1982年,建起印刷厂和电器厂。1983年,建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并把建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此后,以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为中心,每个工厂都以滚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干个分厂。1987年,将4个总厂改为四大公司。

D.江苏的华西村

上世纪70年代末,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各地推开。此时的华西村,六十年代就偷偷搞工副业,“集体经济”已有了相当的规模,1978年后,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华西的村办企业乘势迅速扩张,创办了多家企业。

刘庄的史来贺,南街村的王宏斌,华西村的吴仁宝和大邱庄的禹作敏等,这些人是典型的农民企业家。按照吴晓波的说法,“他们无论穿什么牌子的西装总是不合身,很少有人会正确地打领带,他们最喜欢的服饰品牌是法国的皮尔·卡丹和香港的金利来,它们的标识都做得很大,老远就能清晰地看出来。他们的普通话都糟糕透了,还特喜欢把自己的照片登在企业介绍册和广告上,而形象都是一律的可笑。”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家裤腿上的泥点子都没甩干净,就已经登上创富的时代列车了。

图/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领路人”吴仁宝

上述村庄,在改革开放前就有一定底子,而改革开放后造就的全国大市场,使他们的发展更加迅速,获益更大。

改革“阵痛”突然显现

经济蓬勃发展,刺激了中国人隐藏多年的财富梦想,个别人开始铤而走险了。

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的报道。所谓“晋江假药案”,实际是晋江地区(今泉州市)晋江县陈埭镇的假药案,制造销售假药的主要是涵口村,村里有些人为了打开白木耳饮料的销路,将它说成是感冒冲剂,印上“功能滋阴润肺,主治虚劳咳嗽”字样,并仿造药政部门的药政批文号,在省内外推销。

7月14日,中纪委在《致晋江地委、行署党组的一封公开信》中认定“晋江地区大量制造销售假药”,要求检讨领导上的重大责任,按照党纪、政纪、法纪严肃处理有关人员。“晋江假药案”爆发的1985年下半年,项南在公开会议上所作的检讨不下五次。他在检讨中表示“省委的责任主要在我”,也在省委会议上强调,要认真吸取晋江假药案的教训,但绝不可因发生了假药案和一些消极现象,就对发展乡镇企业产生动摇。

图/1984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向邓小平汇报厦门经济特区工作

“晋江假药案”之后不久,1986年2月,项南接受中央的决定,从福建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这一年年底,中纪委就“晋江假药案”给予项南党内警告处分。

裁军后,骑兵连成了“文物”

1984年,改革开放进入第六个年头,农村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改革拉开序幕,改革开放已经成为既定国策。

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越南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怎样正确判断国际局势?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这个判断,与上一年度邓小平作出的世界大战十几年打不起来的论断一起,根本上改变了毛泽东时代的“早打大打打核大战”“人多好办事”的指导思想,从此走上和平建军的轨道。

时隔25年之后,1984年的国庆阅兵,在中国军队在南疆不断取得胜利的背景之下,作为中国军力的集中展示,引起中外震动,也被视为中国走向强盛大国的标志。

但鲜为人知的是,就在阅兵前一晚,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要看的,却是裁军方案。

邓小平对军队臃肿,人头费过多,多有不满。邓小平说,这样庞大的机关,不要说打,跑反都跑不赢。

邓小平说,要腾出更多钱来搞建设。既然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不能两头兼顾,不如抖起胆子,集中财力物力先顾经济建设这一头。

图/邓小平在198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

1985年,成为中国裁军年。

这一年的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郑重宣布,将400万员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100万。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按照先机关,后部队、院校和保障单位的顺序,人民解放军自上而下地组织实施了百万大裁军。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关的人员编制精简了近一半;空军、海军和二炮司令部也都作了相应的精简和调整;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全军减掉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4个。从1985年起的后三年中,有60万军队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到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完成了百万大裁军的任务。

图/1985年,广州,中国百万裁军后,两位军工厂的女工在推销他们厂生产的美容产品。

此外,很多军工厂转产民品。著名的四川长虹,前身就是军工厂;重庆嘉陵集团,前身也是军工厂;河南陕西的一些著名民品生产厂家,前身也是军工厂。

通过百万大裁军和军工厂转产民品,中国实现了准战时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型,为最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奠定了体制基础。

百万大裁军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情感牵扯。骑兵连的保留让人动情。

图/1954年,骑兵部队参加国庆阅兵

当撤销骑兵部队的命令下达后,一支骑兵连队的官兵联名给上级写信,要求保留一点骑兵的种子。请愿信逐级上递,终于赢得了一道来自总部的富于情感色彩的命令:保留骑兵连。有人甚至认为,这最后的骑兵连,带有一种文物保护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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