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日本电影、穿喇叭裤,被压抑的中国青年开始追逐身体自由

灼见圆桌会

百家号11-0915:57

1978年,文革过后的中国从混沌中回归正轨,一股改革之力正蓄势待发。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中国农民搞起包产到户,点燃改革的火苗,而城市中的新一代们在形貌和精神层面上有了更高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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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纪录片《人声鼎沸40年》:1978从一条裤子开始的新生活

文/任大刚

1978年,美籍华人刘香成作为建国后第一任《时代周刊》驻华记者,来到了北京。在此之前,他虽然曾经多次探亲返回过大陆,但是他从未想到过,他能够成为美国媒体驻家乡的第一任记者。

从那以后,他所拍摄的照片,成为了记录共和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人类思想变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刘香成眼中的中国人

那一年的开端,一切看起来与之前的年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整个国家的巨变就在眼前,可是每个人都只是本能地跟随着它,并不知道它是未来40年巨变的肇始。

被压抑的中国青年穿上了叛逆的喇叭裤

从刘香成所拍摄的照片中可以发现,1978年是中国服饰和颜色极其单调的一年。个人生活同样单调乏味,男男女女,服饰高度统一。男性着装不是草绿就是深蓝,女性服饰男性化,除了裙子,基本上没有女性特征。

图/中国长期处于无彩色服装时代,个人生活单调乏味

留一样的发型,男性不能留长发,头发不能盖住耳朵;女性要么短发,要么梳辫子,顶多中规中矩的烫发,根本不允许有任何个性的展示。

离开这些穿着打扮规范,极可能被认为是不三不四的流氓,会遭到居委会、所在单位或公安机关的干预。

然而,有些潮流突然间便挡不住了。喇叭裤和披肩发不协调地出现在了1978年的照片里。

图/1978年被引进的日本电影《望乡》, 女主角栗原小卷

1978年10月,日本电影《望乡》和《追捕》被引进到中国,引起的轰动和冲击,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

图/日本著名影星高仓健凭饰演《追捕》中杜丘冬人成为年轻人最早的偶像

在这两部影片中,栗原小卷扮演的记者面容清秀、气质高雅,一条白色的喇叭裤让她的身材更显袅娜,让无数少女心中羡慕;高仓健和中野良子不仅成了年轻人最早的偶像,片中矢村警长的墨镜、鬓角、长发和一条上窄下宽的喇叭裤,更成了当时无数男青年效仿的对象。

图/美国巨星猫王“带火”了喇叭裤

喇叭裤是源于西方水手的发明。水手在甲板工作,因海水易溅进靴筒,所以想了这个改变裤脚形状的办法,宽大裤脚罩住靴筒,以免水花溅入。1960年,这种来自普罗大众的穿着成为美国的时尚,摇滚巨星“猫王”穿着它,把它推向时尚巅峰,随后流传到日本和港台。

喇叭裤被猫王加持,成为一种反叛传统的象征。

中国当时的年轻人,历经十年文革“极左”生活,个人生活压抑到极点,反叛情绪已近沸点,随着两部日本电影在国内大热,立刻沸腾,成为所向披靡的潮流和时尚。

当这些带着反叛心理的学生穿着喇叭裤走进了校园,闯入了更多人的视线的时候,时尚前卫的喇叭裤让不少同学心里痒痒的。富裕点儿的同学到一些裁缝铺定做,条件不够的同学自己用原有的裤子“改装”。穿上这样的裤子,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当时世界上最时髦的装束。

图/喇叭裤开始风靡,年轻人穿着喇叭裤滑旱冰

喇叭裤、披肩发/长发的风靡,宣告城市的多彩生活开始复活,追求个性,注重个人价值,追逐身体自由的时代来临。

图/追逐潮流的青年开始注重自己的装束,理发店烫头的顾客爆满

保守势力对这股潮流深感恐惧,他们认为这打乱了社会生活的统一步调;不男不女的装束,也有悖人伦,于是开动舆论机器,大加讨伐,甚至有人拿着剪刀走上街头,剪头发,剪裤子。

但潮流是挡不住的,经过几年拉锯,时间久了,就习以为常了。

对文革的反思孕育出了伤痕文学

就像今天或者任何一天一样,这些时髦的喇叭裤青年,很多都是文学的爱好者。只是他们的阅读材料,却并不是轻松愉悦的穿越小说,也不是心旌摇动的爱情小说,更不是刀光剑影的武侠小说,而是充满了悲情与苦难的伤痕文学。

图/“伤痕文学”大放异彩,1978年8月卢新华发表《伤痕》

文革已经结束快两年了,但文革的问题,仍然不能触碰。中国往何处去,仍然看不到一个清晰的方向。文学,成为一个最主要的思考工具。自1977年11月,刘心武在《人民文学》刊出《班主任》,随即,一种叫做“伤痕文学”的文学流派,在1978年大放异彩。

如果说《班主任》反映的是文革极左路线对教育和青少年灵魂的严重冲击,那么1978年8月《文汇报》刊登卢新华的《伤痕》,则直指极左路线对人性和人伦的摧残。以这两部作品为开端,反思文革的一大批文学作品纷纷涌现,这股热潮持续数年之久。

伤痕文学批判的指向非常明确,那就是以“文革”为代表的极左路线。它在中国社会各层面激起对文革的普遍反感和反抗,为中央彻底否定文革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

《班主任》和《伤痕》,一经刊登,便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得到高度肯定,《伤痕》获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小岗村的改革火种点燃了中国复兴的熔炉

然而,从国际视角到都市视角的异动,却还远远没有影响到那个时候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追捕》和喇叭裤在城市中声势浩大的流行,对于农村来说,是一个遥远而奢侈的梦想,他们,依然挣扎在缺乏基本口粮的生死线上挣扎。

同为新闻工作者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江苏盐城人李锦在他的书中写到,1978年,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同是这一年,约有2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2角,有2.716亿人每天挣1.64角,有1.9亿人每天挣约0.14角,有1.2亿人每人每天挣0.11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6分钱。

李锦说,正月初一,他走进一个姓鲍的现役军人的家。这间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的小屋,四壁空空,屋角支着一张锅,因为烟熏火燎,墙壁黑得发亮。靠墙是石头垒起来的床,一家3口人挤在这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实在因为太穷了,只好人畜同居。他一进屋就明显闻到家里一股羊粪的膻臭味。做父亲的不无庆幸地说,老大到西安参军去了,比过去住得宽敞些了。

不变革,只有死路一条。

1978年,农村变革的小火在安徽再次点燃。

1978年春,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把大队分成两个组,实行三包一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大旱之年粮食产量由上年8万多斤增长到12万多斤。

同样是这年春天,天长县新街公社决定把棉花包产到户,超产奖励,减产赔偿。大旱之年棉花亩产较上年增产近九成。

来安县广大公社把全年粮、油、棉和猪、禽、蛋等生产指标,分解成100分,年终时对基层干部按实绩进行奖罚,大旱之年生产全面增产。

上述三地严重违背当时国家农业政策的秘密试验,得到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保护。

更大力度的私自变革,来自安徽凤阳小岗村。

图/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村民签下包产到户的“生死契约”

1978年秋后,凤阳县搞包产到组,小岗生产队先划为4个作业组,干不好,又分成8个,还是合不拢,经干部社员商议,干脆搞个大包干到户,瞒上不瞒下,如果因为土地包到户,干部出了事,蹲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的孩子抚养到18岁。1978年底,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就在小岗诞生了。

1979年实践的结果是,小岗生产队粮食产量达到13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社员人均收入增长6倍。从1957年起23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和油料任务,分别超过6倍和80倍。

从此,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轰然倒塌,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人终于解决困扰千年的温饱问题,并逐渐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身份,可以外出务工经商。

中国历史的改变,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

但是,外国人、城市学生和农民,都无法知道的是,他们在苦闷之中自我寻求的变革,在高层之上, 1978年,政治路线之争呈白热化态势。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捕,宣告十年文革结束。

但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暂时停止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路线仍然不能被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仍然不能提及,文革和之前的极左路线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昭雪。

1977年2月,经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联合发表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明确提到著名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意味着,文革路线仍将继续,那么多冤假错案,只要是毛泽东点了头的,都不得平反。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没有资格出来工作。

尽管如此,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

1977年7月,经叶剑英、陈云和王震等人多番努力,邓小平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

邓在复出前后,已经和陈云等老同志一起,对两个凡是展开了批判。但相应地,华国锋等人也在不同场合,仍反复强调两个凡是。

图/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光明日报和清样

1978年四五月间,在时任中组部部长、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的安排下,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由《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等多人历经10多次修改,标题更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7000多字的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于5月10日,11日先后在《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上刊登。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予以转载。

这篇文章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两个凡是不攻自破。这篇文章的刊发,引发轩然大波,锋芒所向,势不可挡,截止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刊物,讨论真理标准的文章,有650篇之多。

这貌似在讨论一个哲学问题,但真正的意涵,却是中国前途命运之争,从8月到11月,各省市自治区和军区负责人,先后表态,公开谈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非对错,逐渐明朗。

从11月10日起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历时36天的会议,离开原有议程,而是围绕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重心转移和人事安排调整展开前所未有的热烈讨论,并形成高度共识。华国锋为“两个凡是”做了检讨,闭幕会上,邓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图/邓小平和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了

图/1978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12月18日-22日,影响中国40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只用五天时间便宣告闭幕。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性转变,不是这五天形成的;直接来说,它有36天中央工作会议的铺垫;间接来说,更有之前两年,两个凡是和实事求是的反复论争辩驳;而根本上,是尊重民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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