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娱乐11月3日报道 11月2日,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在日本东京举行。今年的东京电影节,共有两部华语片入围主竞赛单元,其中包括刘浩执导,朱亚文、宋佳主演的《诗人》以及陈果执导的《三个丈夫》。但最终,这两部电影都未获奖,朱亚文也未能拿到最佳男主角。
最佳影片奖花落法国电影《阿曼达》,该片亦获最佳编剧奖。丹麦演员耶斯佩尔·克里斯滕森凭借在《弗罗斯特之前》中的精彩表演获最佳男演员奖,该电影获评委会特别奖。意大利电影《希望的另一边》导演爱德华多·德·安杰利斯和主演皮娜·图尔科分获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项。
在“亚洲未来”单元,中国影片《第一次的离别》和《武林孤儿》获得最佳影片奖和国际交流基金亚洲中心特别奖。“亚洲未来”单元意在选取亚洲的新锐导演作品进行评选,而针对能跨越文化边界有望在世界舞台活跃的导演则颁发国际交流基金亚洲中心特别奖,以示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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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诗人》导演、能侃的中年大叔刘浩:朱亚文宋佳都可以当导演
由朱亚文、小宋佳主演的电影《诗人》入围了本届东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令不少影迷相当期待。而导演刘浩对国内观众来说却稍显陌生,在采访他之前,记者已经在脑海中勾勒出了一个内敛、诗意的文艺片导演形象,却没想到,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记者出身、特别能侃的中年大叔。
对谈记者:李俐
对谈嘉宾:刘浩(电影导演)
刘浩
和很多文艺青年一样,刘浩也曾经是一名影迷,后来为了圆自己的电影梦,毅然辞职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虽然在圈内没有背景也没有多少资源,但命运对他相当眷顾。2002年,他毕业后的首部作品《陈默与美婷》就获得了第5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最佳亚洲电影奖、处女作特别奖。其后执导的《好大一对羊》,入围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导演处女作奖。近期作品《老那》《向北方》,均入围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斩获不少国际奖项。这一次,新作《诗人》在东京首映后,电影节在官方网站上刊登评论,称赞《诗人》动情诠释了“在这个动荡的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时代,一个充满激情、悲剧性的爱情故事”。
尽管已经是各大电影节的常客,但刘浩的作品却还没有在国内大范围公映过,这可能也是不少文艺片导演心中共同的遗憾。这一次,有了朱亚文、小宋佳的加盟和制片方的助力,《诗人》终于有望在大银幕上和观众见面了。相比获奖,这更让刘浩兴奋:“一部电影,只有走进了电影院,才是真正的完成了。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和国内的观众交流,对于他们的任何评价,我都有心理准备。”
写诗曾是80年代改变命运的手段
记者:《诗人》这部电影是您自编自导的,而且早在2010年就荣获上海国际电影节“天使之翼特别奖”。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于哪里?
刘浩:因为年龄的关系,我是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80年代是一个百花齐放、文艺复兴的年代,各种艺术门类空前繁荣,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我很幸运地赶上了。那时候我也是文学青年,也热爱写诗。后来90年代正好是我上班了,一夜之间,曾经你热衷的文学艺术都不重要了,一切都是以物质财富来衡量,这时候人就会进入一个困境。曾经的诗人是让人顶礼膜拜的,就像今天的明星一样,突然之间就门庭冷落了。
记者:其实,想要反映这段历史时期的变迁,有很多切入口,您为什么选择了诗人这一形象?
刘浩:在那个年代,改变命运的手段是极其有限的,要么是这个人有文采、字写得非常漂亮,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人会吹笛子或者拉手风琴,就有可能被借调到某个部门、上夜校、补上文凭,从此成为干部编制,人生就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写诗在这个片子里边更多的是一种改变命运的手段。电影是想借诗人,来反映时代对人的影响。在时代的变迁下,其实每个人都寻找自己的位置,然后在寻找未知的路上,和理智的自己撞了个满怀,于是产生了痛苦。
记者:虽然电影叫《诗人》,电影的主角就是朱亚文饰演的诗人李五,但是全片都没有展示他写的诗。这是为什么?
刘浩:这就是我的设定。在那个年代,确实也有一些很纯粹的文学青年,但是很少,更多的诗人、文人,是想通过发表文学作品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通篇我都没有呈现诗歌,李五可能是略有文采、行文通顺,仅此而已。所以我把他设定为一个矿区的诗人,写的都是行业诗。
记者:电影里有些场景很有时代感,是如何还原的?
刘浩:拍这种年代电影,最麻烦的就是取景,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准备的时候,就想把场景相对集中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别让观众挑出毛病来。电影是在新疆石河子拍摄的,里面的蒸汽火车、文联红楼都是文物级的场景,包括红楼里的沙发、领袖画像,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文物,太有质感了。我也很感谢剧组的美术,所有的服装道具都是到基层去搜集的,有的年龄比他们还要大。影片里的矿场大院也是在石河子一个废弃的矿区中修复搭建的。电影里很多地方都涉及到了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比如,有一个情节是矿山的一个工人因为“个人作风问题”被抓起来了,这和1983年著名的“严打”事件相呼应。
《诗人》剧组亮相东京国际电影节
朱亚文、小宋佳都是可以当导演的
记者:这一次怎么请到朱亚文、小宋佳来加盟?
刘浩:就是剧本吸引了他们,当然这一次制片公司真的都很给力,包括演员的经纪公司也很给力,所以才促成了这次合作。两个演员的片酬是非常低的,不可想象的,主要还是因为他们都喜欢这个剧本。
记者:您能不能评价一下两位的表演?
刘浩:我认为他俩都是专业型、创作型的演员,都是可以当导演的。他们不是那种为了演戏而演戏的演员,有时候提出的某些小点子,比我想的都妙。比如,有一个情节是李五看到其他男人送妻子回家,他马上转过身不敢看,假装睡着,手却还紧紧攥着被角,这些细节都是朱亚文想出来的。这对我来说也是运气,因为现场我还有一堆的事儿要解决,假如演员不给力就麻烦了,所以这俩演员真的选对了。
记者:电影里还花了很大的笔墨来写他们之间的爱情,你觉得那个时代的爱情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刘浩:记得去年我看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曾经的一切都是如此之慢,我给你写一封信都要多少天才能到,两人的情感也要走一世才能走完,这就是我们父母那一辈。这样的情感放在那个年代,就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现在看来却是很经典的、弥足珍贵的。现在的人都是说,“不行就掰了,就散了”。我的观点,不是说要死扛,就是对任何事情还是要有种敬畏心。
处女作柏林获奖之后卖挂历还债
记者:听说您在拍电影之前也当过几年记者?
刘浩:对,做记者让我有机会去观察这个社会,到今天都让我受益匪浅,就是无论任何事,媒体人都能透过现象看到它的本质,是一目了然的。我特别感激在媒体那些年。
记者:后来怎么又想去拍电影了呢?
刘浩:先是喜欢话剧,在上海跑龙套、写剧本。没多久第五代导演集体崛起,我就天天泡在上海艺术电影院里看电影。我觉得我也要去当导演,就去考了电影学院,念了三年书。但毕业之后,依然没拿到进电影圈的门票,因为我没有作品。后来就把之前上班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又借了十几万,拍了第一个学生作业《陈默和美婷》。
拍完之后,我要还债,又开始在北京卖挂历,当然不是摆地摊,而是开了一个“皮包公司”,就是拿着北京的订金去深圳进货,赚那个差价,一年半就把债还了。这时候运气来了,柏林电影节来选片,把这部片子选上了,还拿了两个奖。由此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
后来,就跟《诗人》里李五的遭遇一样,一夜之间,电影的衡量标准又不是以文本为主了,而是票房。我一样也很苦闷,那时候找来的片子也很多,但我心里这个坎总过不去,要拍商业片我早就拍了,我这大龄青年入这一行干吗呀,想想还是做自己觉得最擅长的吧。
记者:您之前的几部作品几乎都入围了各大电影节乃至获奖,但是都没有在国内上映。是不是文艺片进入院线仍然相当艰难?
刘浩:其实都是惯性使然。无非是我第一个电影是在柏林电影节起家的,又是个独立电影,接下来电影的气质似乎就朝着这个惯性去走了。我当然也希望我的电影能让更多人看到,让大家一块去分享。反正不去强求,时机到了就到了,因为我也不是靠拍电影来生活的,我又不供房、不供车、不养家,拿起包就可以走人的。比如《老那》,光这一剧本,全世界的奖金加起来就78万人民币,我就自己投资拍。
记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拍文艺片,会不会觉得很孤独?
刘浩:不会的,我也不是坚持,都是随缘的。我拍电影是图干这一票我很快乐,如果它不能让我快乐,我何必干呢?当然了,我的生活习惯还是独来独往的,特别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其实我也不排斥拍商业片,我也是个俗人,我入行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职业导演,无非是在剧本这一关,我能不能过。如果不能过,我去做,我就会憋得慌。但不排除有的商业片剧本非常好,那我会去拍。
来源:综合网易、北京晚报
编辑:TF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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