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8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
当年12月,曾国藩进京觐见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并于次年初出正式赴任。在进京前,曾国藩随身携带了一张面额为2万两银子的银票。对于一个年俸为180两银子的一品大员来说,2万两银子无疑是一笔巨款了。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要随身携带这么多银子?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给京城的官员们送钱,即“别敬”。
曾国藩作为一名地方封疆大吏,为什么要给京官送钱?这就涉及到清朝官场的一个潜规则了。
我们知道,清朝学习明朝,对官员实行“低俸禄制度”。所有的官员俸禄都很低。如前所述,一品大员的年俸只有180两银子,二品大员的年俸只有155两银子,三品以下就更不消说。特别是京官,他们没有养廉银,全靠年俸过日子,往往入不敷出,苦不堪言。养家糊口?不存在的。
相比而言,总督、巡抚等地方封疆大吏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封疆大吏不但能正大光明地拿养廉银,还有各种灰色收入。养廉银远超年俸,总督级别能拿到16000两银子,巡抚也能拿到13000两银子。灰色收入就更多了。据统计,清朝总督和巡抚级别的地方封疆大吏,每年的灰色收入大约为18万两银子。
这样一来,京官和封疆大吏的收入差别就堪称巨大了。为了平衡京官的情绪,联络京官的感情,构建关系网,封疆大吏总会定时、不定时地给京官送钱。送钱,总得有个理由啊?夏天送钱,就叫“冰敬”;冬天送钱,就叫“炭敬”;过年时送钱,就叫“年敬”;其余节庆时送钱,就叫“节敬”;封疆大吏进京述职或离京赴任,就叫“别敬”。
除了给京官本人送钱,还得给京官的家属甚至门房、仆人送钱。于是,给夫人送的钱叫“妆敬”,给正在读书孩子送的钱叫“文仪”,给门房送的钱叫“门敬”,给仆人送的钱叫“跟敬”。
许多京官就是靠地方封疆大吏所送各种“敬”,才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当然,这种钱也不是白拿的。京官位居权力中枢,自然得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封疆大吏多说好话。这种影响力关系到封疆大吏的官帽子和命运前程,不容小觑。因此,京官和封疆大吏通过各种“敬”,形成了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
曾国藩在出京担任地方封疆大吏之前,在京城当了13年京官,深知京官的酸甜苦辣。当年,曾国藩当京官时,眼巴巴地指望地方官们送点钱来过日子。曾国藩仅是一名从四品的侍讲学士,位低权轻,别人送礼的机会不多,有没有纯属看运气。1841年底,曾国藩没有收到“炭敬”,只好在家书中诉苦:“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没了“炭敬”,曾国藩就傻眼了,不得不找人借钱过年。
1842年,曾国藩的仆人陈升,嫌弃主人家太穷,跟主人吵了一架就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事情是小事,但给曾国藩很大的刺激。曾国藩还写了一首《傲奴》诗:“今我何为独不然?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你看,主人手里没钱,连仆人都瞧不起,表现得比主人还要傲慢。
后来,曾国藩出任封疆大吏后,有了钱,总是会想方设法给京官送钱。曾国藩的日记里,多次出现“核别敬单”“定别仪码”“定分送各单”等字样,显示出他很在意这种事情,务必亲力亲为。
一次,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了送钱的事情:“余送别敬一万四千余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一口气送了14000多两银子,曾国藩还觉得不够多,大有惭愧之意。
正因为此,在用钱方面,曾国藩从不与京官斤斤计较。
1868年,由于捻军已被消灭,太平天国战事基本平息,曾国藩应该将历年来的军费开支汇总,经由户部审核后,交给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报销。明眼人一看即知,最关键的环节是户部。而要想户部“高抬贵手”,审核时稍微宽松一点,就要按照潜规则缴纳“部费”。根据李鸿章打听的结果,曾国藩所报军费为3000万两银子,“部费”需要40万两银子。
40万两银子实在太多了。曾国藩托人找关系,向户部“讨价还价”。户部最终做出让步,只要8万两银子。
可就在这时候,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批复,鉴于曾国藩做出的卓越贡献,允许历年军费开支免于报销。军费开支免于报销,8万两银子的“部费”似乎就可以省下了。但曾国藩没有这样做,照常支付了8万两银子的“部费”。
【参考资料:《清史稿》《半制度化的送礼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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