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专题︱郑伟:沈约、四声与诗律

澎湃新闻

百家号08-1512:37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宋书》

六朝史籍经常提及沈约(441-513)诸人在识声律、辩音韵方面的才学。比如:

《梁书庾肩吾传》(卷四十九):“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踰于往时。”

《梁书沈约传》(卷十三):“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也。……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南史周颙传》(卷三十四):“转国子博士,兼著作。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后卒于官。子舍。舍善诵诗书,音韵清辩。”

《南史陆厥传》(卷四十八):“

(永明末)

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

(沈)

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归纳一下,上面几段话的主要意思是:第一,提出“四声说”的,沈约为中心人物,王融(467-493)、谢朓(464-499)、周顒等人,也参与其事。第二,“四声说”就是发现平上去入各自独立,“天子圣哲”四字,声调各异,代表了汉语的四个声调。第三,齐梁时代,写诗讲究识声辨韵,其中“八病”是需要避免的。《南史陆厥传》只提到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其他四病是大韵、小韵、傍纽、正纽。第四,四声又与“五音”、“五声”(即宫商角徵羽)相联系。

一、四声

日僧遍照金刚(774-835)《文镜秘府论·调四声谱》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说:“东方平声(平伻病别)、南方上声(常上尚杓)、西方去声(祛麮去刻)、北方入声(壬衽任入)。”《文镜》举的四组例字,每组除了按平上去入依次排列,还注意到了用同声母的字。古人很热衷于把四方、阴阳、五行等名词附会于一些跟音韵学有关的术语,四方和四声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纯粹数字能凑得上罢了。

除了“调四声谱”,《文镜》的“调声”、“诗章中用声法式”、“四声论”、“文二十八种病”诸篇都论及四声,其中尤以“四声论”最为详赡。当时与之有关的著作,除了沈约《四声》、张谏《四声韵林》、刘善经《四声指归》、夏侯咏《四声韵略》(皆据《隋书·经籍志》,沈、夏侯二氏书,其他著述分别引作《四声谱》《韵略》)之外,还有周顒《四声切韵》、常景《四声赞》、王斌《四声论》(据《南史陆厥传》,《文镜·四声论》引作《五格四声论》)等,今皆已亡佚不存。其他如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韵决疑》、吕静《韵集》,书名虽然没有冠以“四声”,但无疑也属同类,所以不但被《文镜》所引述,而且后来的陆法言《切韵》(601)也有提及。

总的来说,《文镜》在描述四声时,措辞比较模糊,基本上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象式描述,比如“夫四声者,无响不到,无言不摄,总括三才,苞隆万象”之类的话,但该书也指出了与四声有关的一些重要的事实,比如:“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顒。”又如:“且夫平上去入者,四声之总名也,征整政隻者,四声之实称也。”

要知道,虽然沈约、谢朓等人已经辨明四声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但在当时,有此种意识的尚在少数。《文镜·四声论》说:“颍川钟嵘之作《诗评》,料简次第,议其工拙。乃以谢朓之诗末句多謇,降为中品,侏儒一节,可谓有心哉!又云:‘但使清浊同流,口吻调和,斯为足矣。至于平上去入,余病未能。’”同篇又说:“经数闻江表人士说:梁王萧衍不知四声,尝纵容谓中领军朱异曰:‘何者名为四声?’异答云:‘“天子万福”,即是四声。’衍谓异:‘“天子寿考”,岂不是四声也?’以萧主之博洽通识,而竟不能辨之。”

上面引过的《南史陆厥传》还提到:“尚书亦云:自灵均以来,此祕未睹,或暗与理合,非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沈约撰《宋书·谢灵运列传》

(卷六十七)

也有类似的话。

看来,谢灵运(385-433)的“山水诗”作为咏怀诗的重要代表,在中国文学史上固然有其独特的价值,但在体悟与发现中国语言文字的特质方面,沈、周诸人,更胜一筹。

稍晚的刘勰(约465-约532)则“此祕已睹”,且能追随沈、周之流。《梁书·刘勰传》(卷五十)说:“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尝与沈约坐赋,得《咏烛》,甚为约赏。”刘勰撰《文心雕龙》有“声律”一篇,其文学主张与沈约若合符节,《文心》各篇的“赞”用韵严格,可见刘氏也有审音辩韵的卓识

(详参: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版)

“四声论”为什么会不早不晚,在永明年间兴起?《文镜·四声论》有一段文字,可备参考:

萧赜永明元年,即魏高祖孝文皇帝太和之六年也。……及太和任运,志在辞彩,上之化下,风俗俄移。故后魏《文苑·序》云:‘高祖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淹跨曹丕,气远运高,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辞罕渊源,言多胸臆,练古雕今,有所未值。至于雅言丽则之奇,绮合绣联之美,眇历年岁,未闻独得。继而陈郡袁翻、河内常景,晚拔畴类,稍革其风。及肃宗御历,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从此之后,才子比肩,声韵抑扬,文情婉丽,洛阳之下,吟讽成群。及徙宅邺中,辞人间出,风流弘雅,泉涌云奔,动合宫商,韵谐金石者,盖以千数,海内莫之比也。

上面一段话,虽然所指没那么明确,但大致的意思可以看得出来,说的是文体演进、追求语言的形式美,到了六朝时已经非常明显,其中上层阶级的锐意革新、有识文士的有力践行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写过《四声赞》的常景;尤其是南渡之后,对“动合宫商、韵谐金石”的追求更是蔚然成风。从山水诗,到宫体诗,再到律诗这样型式固定的诗歌形式,与南朝文士发现四声之美必然有直接的关系,但为何在那个时期发现了四声,《文镜》并没有给我们满意的答复。

近人陈寅恪先生独辟蹊径,从文化与语言接触的角度,提出梵文声律对沈约、周颙诸人四声说的发明起到了决定作用:

南齐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实为当时考文审音之一大事。在此略前之时,建康之审音文士及善声沙门讨论研求必已甚众而且精。永明七年竟陵京邸之结集,不过此新学说研求成绩之发表耳。此四声说之成立所以适值南齐永明之世,而周颙、沈约之徒又适为此新学说代表人物之故也。

(详参:《四声三问》,《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版)。

沈、周之流恰在永明之时与善声沙门接触甚密,由此发现梵呗新声与汉语四声的相似之处,固然可以理解,但具体如何与汉语四声对应,也是必须解答的问题。

陈文指出,印度古时声明论有三声,表现为音高的高低区别,从类别上讲,正好可以和汉语的平上去三声相对应。至于入声,它和其他三声性质不同,入声首先是具有[p t k]塞音韵尾,而其他三声只有零韵尾、[i u]韵尾或[m n ]韵尾,这是音段(segment)性质的不同;另一方面,平上去入四声,在韵律(prosody)层面,也各自有别。唐沙门神珙在《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序》(附于《玉篇》卷末)里说:“昔有梁朝沈约,创立纽字之图,皆以平书,碎难寻见。唐又有阳宁公、南阳释处忠,此二公者,又撰《元和韵谱》,……谱曰: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文镜》(西卷)引唐人《文笔式》的说法也完全相同。这段话说明,用现代语音学的眼光来看,平上去入在调形、调值、音高、音高等方面都是各有特点的。

六朝汉语有“四声”固然为事实,那“八调”又如何解释?我们显然不能将此处的“声”和“调”两者相混同;或者说,“八调”的说法至少在当时是不能成立的。具体来说,中古四声可各分阴阳,如平声有阴平、阳平两个,依此类推,共有八类。阴、阳之分根据声母的清浊,清声母(按现代语音学的概念,准确地说应为“带声”、“不带声”)配阴调,浊声母配阳调。然而,六朝隋唐时期,声母虽有清浊之分,却并没有影响到整个字调的高低,所以清平字和浊平字同调,上去入声字亦如此,并没有由四声分化成八调。

二、五音

古书里常被称作“五音”或“五声”的宫商角徵羽,它经常出现,但涵义不定。其一,指声调的,除了上面引的《南史》,还有《文镜调声》引元兢的话:“声有五声,角徵宫商羽”。可是,“宫商”是五音,和四声对不上。李季节《音韵决疑序》说:“商不合律,盖与宫同声也。五行则火土同位,五音则宫商同律。”《文镜·四声论》引此文,并谓:“经每见当世文人,论四声者众矣,然其以五音配偶,多不能谐。李氏忽以《周礼》证明,商不合律,与四声相配便合,恰然悬同。”李氏的意思是,“四声”之所以不能和“五音”一一相配,是因为宫、商二音都是平声,所以叫做合律;角徵羽三音,则正好跟上去入相配。

怎么配呢?应该是角配入、徵配上,羽配去。宋本《广韵》

(余迺永新校互注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

“羽”字有上、去两读,并引《晋书乐志》“宫,中也,中和之道,无往而不理。商,强也,谓金性之坚强。角,触也,象诸阳之气触动而生。徵,止也,言物盛则止。羽,舒也,阳气将复万物孳育而舒生,又音禹”。需要说明,“宫,中也”这类训解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声训,因为训释字和被释字只有韵母相同,声母就不一定管了。

其二,指声母的,比如神珙《辨五音法》说:“宫,舌居中。商,口开张。角,舌缩却。羽,撮口聚。徵,舌柱齿。与今字母多异。”敦煌出土的《守温韵学残卷》“辨宫商角徵羽例”、南宋《切韵指掌图》“辨五音例”,也将“宫商”指称声母。郑樵《通志七音略》批评了南朝文士把“宫商”等同于四声的做法,指出“江左之儒,知纵有平上去入为四声,而不知横有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

其三,指韵母的。上引《晋书乐志》解释“宫商”的用字只管韵母不管声母,即是明证。还有如宋本《玉篇五音之图》,都是用反切来注音,看起来很繁复,但却安排巧妙。具体如下:(括号内是反切,其左为被切字)

宫:宫(居隆)、居(宫闾);

商:商(书阳)、书(商余);

角:角(古岳)、古(角伍);

徵:徵(陟里)、陟(徵力);

羽:羽(于矩)、于(羽俱)。

以“宫”音反切上下字“居隆宫闾”为例,“居宫”、“隆闾”两两双声,“居闾”、“宫隆”两两叠韵,其余四音也可依此类推。笔者曾在《试释宋本〈玉篇五音之图〉与“宫商”“五姓”之名》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一期]

一文中指出,此处“宫商”的内涵,“不能以声母作为区分标准,也不能单凭韵母主元音,更不能只看韵尾或声调,而应该着眼于韵母主元音与韵尾搭配后的发音状态,即‘韵’的语音性质。”

浙江金华八咏滩广场的沈约塑像

三、平仄

今人高友工在《中国语言文字对诗歌的影响》一文中说:“在齐梁时期四声开始有意识成为诗律的成分,渐而四声简化为平仄真正为新节律铺了路。以前节律的基础只是音节,也就是字节。一字一音,或二字或三字构成节律的基本单位。在平仄作为对立的根据以后,音节律又加上了平仄律,看上去只是叠床架屋的形式主义的枷锁,但其于节奏意义之转变实有极深的象征性。”

在《律诗的美学》一文中,高氏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见:“沈约通常被誉为声调的发现者,也许他只是许多关注着声调规则的诗界中人的一分子。谢朓与王融也属于这一集团。但是最重大的贡献则是将声调系统由四声体系简化为一种两分法,它使声调与诗歌的结合成为现实。”

(详参:《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版)

我们要问的是,周、沈之流在当时是否已经有意识地将汉字音节的四分(四声)转变为二分(平仄)了呢?从目前所及文献来看,当时最多有那么点朦胧的感受,而绝没有像四声那么绝对的分野。

《南史陆厥传》:“大旨欲宫商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列传》“舛节”写作“互节”;“宫商”则作“宫羽”。)“宫商”的问题上文已作了分析,在这句话里头无疑应该指的声调(或者说是韵律)的差别;可以注意的是“低昂”、“轻重”等描写,似乎也应该跟声调有关。“宫商”或者“宫羽”之间,应该就是低昂的不同。上文已经指出,李季节说“宫商同律”,而且宫、商二字确实都是平声调,谈不上“低昂舛节”,所以《宋书》“宫羽相变”的说法是可靠的。

再者,从古人和今人对六朝隋唐声调的认识来看,平声低沉、上声高昂,确实和《南史》等的记载相符。反过来也说明,若将汉字音节作二元分立,字调的高低区别可能就是“平仄”之分的一种表现。

梁慧皎《高僧传》谓:“平调牒旬,殊有宫商。……时有道朗、法忍、智欣、慧光,并无余界,薄能转读,道朗捉调小缓,法忍好存击切,智欣善能侧调,慧光喜骋飞声。”可能是有关平仄的最早文献。《说文》:“仄,倾侧也。”又:“倾,仄也。”可见“仄”、“侧”本来就是同义字;读音上,中古又都是庄母职韵。从字面理解,“仄”即为不平、倾侧之意。落实到声调层面,平声“哀而安”,那么仄声应该就是除此以外的其他韵律表现。高低固然是其中的一种,但长短、平曲、升降等特点,也都可以区分平仄。

由此可见,沈约作为永明体文学运动的主将,他对四声的发现、诗律的演进影响甚巨,在中国文学史、汉语史、文化思想史上无疑都是值得浓墨重书的大事。

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