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美尼亚街头抗议、总理辞职:后苏联时代的民主转型困局

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18-04-2714:02

4月23日,刚刚当选亚美尼亚总理一职不到十天的前总统谢尔日·萨尔基相(Serzh Sargsyan),迫于首都埃里温街头抗议民众的压力,最终宣布辞去总理职务。实际上,抗议活动早在萨尔基相被任命为总理之后就开始了,而后,亚美尼亚当局为了稳定局势,又逮捕了三名反对派领袖。但这反倒激起了更多民众的怒火,他们走上街头,要求这位曾经执掌最高权力十年之久的前总统下台。卸任总统职务又荣登总理宝座的萨尔基相,到底触动了亚美尼亚人的什么底线,最终以道歉离场呢?事实上,亚美尼亚政局在近年来的一系列变化,既是前苏联不少加盟共和国在苏联解体、各自独立之后,所面对的转型困境所致;另外,亚美尼亚自身的地理位置、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内政问题,也是理解该国政治时绕不开的话题。

街头抗议

亚美尼亚的地缘:种族杀与领土

翻看亚美尼亚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大事年表,会发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遭受过不少重创。最为著名,也是给亚美尼亚人造成最大创伤的,无疑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由土耳其当局对亚美尼亚人发动的种族屠杀。1915年至1917年,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亚美尼亚人遭到土耳其政府杀害,时至今日,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两国依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隔阂,前者不认为这是一场有意为之的种族清洗,并且搬出了不少论据,以证明土耳其人下手没那么重,甚至还存在土耳其人“好心”帮助亚美尼亚人的证据,但不仅仅是亚美尼亚方面,在国际上,多数国家和众多学者都将其定性为一场“大屠杀”。争议点或许出现在死亡数字上,各国学者得出的结论,基本上介于30万到150万人之间,阿诺德·汤因比认为大概有60万亚美尼亚人惨遭杀害,这个数字也被《大英百科全书》采用。

根据历史记载,亚美尼亚是第一个将基督教定为官方宗教的国家,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口都信奉基督教的科普特正教会。而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根据帝国内部的“齐米”制度(dhimmi),基督徒只能享受一定程度的自由,其公民权利更是无法和穆斯林相提并论。为此,欧洲几个基督教大国还曾经向奥斯曼土耳其施压,要求改善该国境内的基督徒待遇。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开始倒向俄国一边,当然在西欧几个大国的斡旋下,沙俄没有在接收亚美尼亚人的问题上轻易得逞,但这却激化了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民族对立情绪。1894年到1896年,在时任苏丹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的统治下,奥斯曼土耳其境内不少亚美尼亚人聚居点爆发了土耳其人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行为。而在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牵连到了被官方认为与叛党关系较为密切的亚美尼亚人群体,又招致了当局对亚美尼亚人的另一场屠杀,即“阿达纳屠杀”。土亚民族对立情绪之尖锐,最终也引发了1915年至1917年的那场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行动。

作为外高加索三国中唯一一个内陆国,亚美尼亚既是高加索地区的战略重地,但从现时的局势来看,亚美尼亚和东西两侧的两个邻国,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之间,关系都较为糟糕,这对没有出海口的亚美尼亚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族问题,以及土耳其共和国对当年那场屠杀的粉饰态度,让两国关系一直较为僵硬。自亚美尼亚从苏联独立出来之后,亚美尼亚和土耳其一直没有建立正常的邦交关系,但两国还是一直都在谈判,希望两国的关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纳卡冲突”中,土耳其站在了阿塞拜疆一方,这让两国之前达成的谈判成果几乎毁于一旦。2015年4月24日,亚美尼亚高调举办了大屠杀的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另一边土耳其针锋相对,在同一天举办了“加里波利之战”百周年纪念活动。

如果说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是基于历史遗留下来的种族问题所导致的,那么亚美尼亚和另一个邻国,同时也是死对头的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则同时是种族和领土交织下的纠纷。两国纠纷的最大分歧点,要属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 Karabakh)问题,也就是所谓“纳卡冲突”了。这场冲突延续至今已有三十年之久。在1988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都还只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当时阿塞拜疆境内的亚美尼亚人聚集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经过投票决定脱离阿塞拜疆,加入亚美尼亚,由此引发冲突。在苏联解体之后,亚阿两国均宣布独立,但悬而未决的纳卡问题则升级为军事冲突,两国在1992年爆发战争,一直到1994年以亚美尼亚人实际控制了纳卡地区、纳卡地区宣布成立所谓“纳卡共和国”为止。而在两年前,亚阿两国又在纳卡前线擦枪走火,引发了一场“四月战争”,虽然规模没有九十年代那么大,但由于两国一直以来在纳卡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种族和领土纠纷,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关系糟到极点。另外,土耳其在纳卡冲突中选择站在阿塞拜疆一边,多少也让亚美尼亚显得腹背受敌,该国需要在美国、俄罗斯和欧盟之间不停游走,以争取自己能够免受来自土阿两国的夹击,并稳定住国内局势,尤其是拉动经济发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亚美尼亚在种族问题上,对土耳其握有道义上优势,而对阿塞拜疆则显得相对强势,掌握了纳卡地区的实权,这对于亚美尼亚来说,都是重要的政治资源。

但从内部角度来讲,无论是大屠杀的定性问题,还是纳卡冲突,两者如果拖得太久,变成了漫长的谈判、拉锯甚至是扯皮,对于亚美尼亚来说都不是好兆头。事实上,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并不是特别理想。亚美尼亚资源相对于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来说是相当匮乏的,耕地面积和收成也远不如几个邻国;而身居外高加索内陆地区的亚美尼亚,与东西向的邻国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交恶,北向连接的格鲁吉亚保守内战之苦,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亚美尼亚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往来;南向连接的伊朗,则位列美国制裁名单之上,这也让亚美尼亚南向的贸易活动受到牵连。近年来,随着格鲁吉亚冲突的平息,亚美尼亚的对外贸易又可以趁机北扩,借道格鲁吉亚,与俄罗斯达成一些合作协议,但代价却是以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为代表的俄罗斯资本基本上控制了亚美尼亚的所有能源工业。亚美尼亚也在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吸引俄、美以及欧盟等国家和组织的资金。

后苏联时代:私有化过程中横行的寡头政治

制约亚美尼亚经济发展的,除了资源匮乏这样的先天劣势之外,苏联解体后的寡头横行也是亚美尼亚的老大难问题了。早在苏联时期,外高加索三国曾经以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身份存在,不过1936年苏联颁布了新宪法,在新的民族政策影响下,外高加索三国又分离成为三个加盟共和国。此后,民族主义在外高加索三国不断发展,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沟通变少,甚至出现了追求主体民族纯洁化的种族主义倾向。同时,包括亚美尼亚在内,各国的政治环境越来越糟糕,尤其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腐败问题极其严重,卖官鬻爵在当时的亚美尼亚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民族主义和腐败盛行也造成了苏联时期亚美尼亚内部的阶层固化,共产党政权最终演变为精英特权政治。不过,另一方面,亚美尼亚的教育水平较高,直到今日,得益于苏联时期打下的教育基础,普通民众的受教育水平之高,依然让不少国家望尘莫及。

在经济上,随着斯大林的上台,亚美尼亚这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在此之前这个国家甚至没有像样的工业设施。工业化为亚美尼亚人带来了通讯和工业设施,传统的农业经济则不断瓦解,多数农民不得不进城当工人。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亚美尼亚已经拥有三分之二的城市人口。但是,这个国家资源极其匮乏,注定了它无法像(相较而言)地大物博的邻国阿塞拜疆那样趁着工业化的东风飞速发展;而且,腐败和特权统治横行,也滋生出了黑市买卖,这一地下经济体制的出现和发展,加上本就不多的财富和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也为后来私有化浪潮开始后,寡头们赚取“第一桶金”打下了基础。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民族主义的盛行让亚美尼亚的民众都开始希望脱离苏联独立建国,纳卡问题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不断激化。随着苏联行将就木,以及亚美尼亚国内特权体制的腐败无能,1988年的一场大地震,又让本就贫弱的亚美尼亚深受打击,最终只能靠着海外侨民和西方各国的援手才勉强渡过难关。

与其他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类似,亚美尼亚的寡头们也是在苏联解体、各加盟共和国独立时,借助私有化浪潮大肆攫取财富。如今,寡头的势力遍布亚美尼亚人生活的各个角落,他们操纵着各大产业和财团,同时在政坛长袖善舞。加吉克·察鲁基扬(Gagik Tsarukyan)是亚美尼亚反对党“繁荣亚美尼亚”党的领导人,他也是“繁荣亚美尼亚”集团的老板,同时还是一名摔跤运动员,兼亚美尼亚奥委会主席。察鲁基扬的父亲是一名电气工程师,母亲则是会计师,这在苏联时代都是相当不错的职业,良好的家境也让察鲁基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开始经商。一些美国媒体在对察鲁基扬时甚至提到,他生活作风极尽奢华,甚至会让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百万富翁相形见绌。察鲁基扬在90年代亚美尼亚经济最为糟糕的时候,借助原先的资本积累,趁机入主啤酒、乳制品、药品、建材等多个领域,一跃成为该国最有影响力的寡头。他和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的良好关系,也帮助他在政界如鱼得水,繁荣亚美尼亚也成为国会第二大党。其他的寡头,例如萨姆维尔·阿列克相(Samvel Aleksanyan)则是该国糖业巨头,在2011年,亚美尼亚国内糖的价格甚至一度涨了25%,而阿列克相也只是大言不惭地表示这是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

不过寡头虽然能够在亚美尼亚糟糕的经济环境里中饱私囊,但在一些领域他们却让亚美尼亚蒙羞,也激怒了亚美尼亚民众。例如,亚美尼亚足球队巴南兹(FC Banants)就曾在一场欧冠资格赛中不敌安道尔的一支业余球队,无缘下一轮。在死对头阿塞拜疆的足球队屡屡能够杀入欧冠正赛之际,亚美尼亚足球的处境让球迷愤怒异常。在首都埃里温,时不时会出现检举该国足协主席鲁本·哈伊拉佩特扬(Ruben Hayrapetyan)的涂鸦,但后者在足协主席这一层身份之外,同时还是该国烟草和纺织业的寡头,并且在警察系统内部根基颇深,是一个黑白通吃的不倒翁。而在年初举办的平昌冬奥会上,亚美尼亚滑雪运动员卡拉佩特扬(Karapetyan)更是“寒碜”露相,他只有一副滑雪板,甚至参赛资料都带不齐全,在唯一的一副滑雪板坏了之后,他将不得不面临退赛的窘境。这位本该是国家体育英雄的运动员,在伊朗和土耳其比赛的时候用的还是他朋友的滑雪板。亚美尼亚滑雪协会主席曾经声称,参加奥运会的应该是自己的侄子而不是卡拉佩特扬,这一言论也在卡拉佩特扬当着全世界的面出丑之后持续发酵,引发了人们对亚美尼亚体坛乃至政坛腐败和裙带关系的指责。早在2008年,谢尔日·萨尔基相首次当选总统时,他就承诺过要打击腐败,整治国内寡头横行的状况,甚至通过一些渠道,例如在亚美尼亚政策论坛网站上发出了对寡头的“零容忍”警告;前总理季格兰·萨尔基相(Tigran Sargsyan)也曾指出寡头是亚美尼亚国内的“大问题”,但如今寡头们依然来去无阻。或许这些说辞都只是为了改善政府腐败无能的形象、吸引外资的手段。萨尔基相下台之后,亚美尼亚可能连个在口头上与寡头们相抗衡的政客都没有了,想必寡头政治依然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左右这个国家的命脉。

萨尔基相,还是萨尔基相

谢尔日·萨尔基相1954年生于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也就是纳卡地区,他念过大学,当过工人,也进了当时的共青团担任干部。在九十年代的纳卡战争期间,萨尔基相既是国会议员,也是部队里的指挥官,他被指责参与了霍贾利尔种族灭绝(Khojaly Massacre),在那场屠杀中有大批阿塞拜疆族人被杀害。萨尔基相此后在亚美尼亚历任国防部长和安全部长,在政界、军界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2007年,再度担任国防部长的萨尔基相因时任总理去世,被前总统科恰良临时任命为总理,随后在2008年得到科恰良支持,当选新一任总统。五年后,萨尔基相连任成功,就此执掌亚美尼亚最高权力达十年之久。

刚刚当选亚美尼亚总理一职不到十天的前总统谢尔日·萨尔基相(Serzh Sargsyan),迫于首都埃里温街头抗议民众的压力,最终宣布辞去总理职务。

2018年4月9日,谢尔日·萨尔基相卸任总统一职,前驻英国大使阿尔缅·萨尔基相(Armen Sarkissian)当选新一任亚美尼亚总统。但此前,谢尔日·萨尔基相就已经在总统任上推动了宪改。宪改最早启动于2014年,当时萨尔基相力图推动国家政体从总统制转型为议会制,如此一来,总统一职就成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最高实权掌握在总理手中。最终在2015年年底,亚美尼亚通过了公投法案,将国家政体正式由总统制转变为议会制。这也意味着接下来的国会选举结果非常重要。

萨尔基相所在的共和党是亚美尼亚头号政党,这个右翼政党也毫不意外地在大选中获得了多数议席。而在宪改通过之后,萨尔基相曾经做足姿态,表示自己不会寻求在两个总统任期过后继续谋求担任总理一职。只要共和党能够长期保持国内头号大党的地位,那么实力雄厚的党主席萨尔基相几乎就可以无限期担任亚美尼亚的政府首脑。宪改公投时,当局曾称这是让亚美尼亚民主化的重要一步,但却也被反对派指责为垄断权力、打压反对呼声的一次集权之举。

萨尔基相自担任亚美尼亚总统以来,以其强硬的作风,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国家的稳定。至少他在口头上喊出了打击腐败和寡头的呼吁,也推动了政府单位的工作透明度。不过他在镇压反对派上也是不留情面,2008年当选总统时,曾有反对派指责选举涉嫌黑箱操作,于是当局出动警力镇压,最终造成了10人死亡。而在经济上,萨尔基相虽然借助一些官方渠道说了不少漂亮话,但依然没有动寡头们的蛋糕,显然他也不乐意这么做。在后共产主义时代,亚美尼亚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不仅难以说服民众支持自己,甚至自身也分裂成了几个派系,“内斗”不断;而当局则不断推动整个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萨尔基相明确表示要尊重市场规律,这也相当于给寡头们提供合法合理的攫利途径。寡头们垄断的都是亚美尼亚国内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而维持这些产业的发展态势,也是吸引外资前来亚美尼亚投资的重要条件。另外,出身纳卡地区的萨尔基相对这一地区的问题非常熟悉,他借助纳卡问题维持着和阿塞拜疆的微妙关系,一方面利用种族对立情绪煽动本国的民族主义,维持一个强势的亚美尼亚领导人形象,另一方面他也会找准时机,在第三方(如俄罗斯)的干预下,谋求与阿塞拜疆的间接合作,换取这个内陆小国在对外贸易上的喘息机会。

在今年初卸任总统之前,萨尔基相打破了之前毫无价值的承诺,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自己会为了国家安全问题考虑,寻求出任总理的机会。这再一次引发了反对派的抗议。4月17日,萨尔基相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亚美尼亚新一任总理,他在就职时不断夸耀自己过去十年领导亚美尼亚取得的成就,但也承认了经济工作的不力和国家发展的停滞。不过他打趣道,虽然过半的亚美尼亚人都对情况不太满意,但是“任何家庭中,孩子都会对父母有意见,父母也会对子女感到不满,但这不意味着两方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这种表达也引发了反对派对于萨尔基相这个“独裁者”的不满。

亚美尼亚反对派Yelk的领导人帕什尼扬(Nikol Pashniyan)在萨尔基相出任总理之后宣称国家已经进入到了“革命”阶段,他声称,亚美尼亚将迎来一场“天鹅绒革命”。在首都埃里温街头,大批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涌到广场等地进行抗议集会。人们苦于过去十年来国家的腐败与停滞,担心萨尔基相的权力无限膨胀,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在埃里温等地的街头,到处可见声援帕什尼扬、反对萨尔基相的示威者。年轻一代之所以是示威的主力,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停滞的国度里,年轻人什么都得不到。一个出租车司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他的处境,他有一万美元的债务,不得不工作还债,但年轻一代不一样,他们什么都没有,自然也就意味着“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抗议活动持续一周后,反对派领导人帕什尼扬由于同萨尔基相的谈判破裂,最终被逮捕,但这非但没有让局势平缓下来,反而激发了民众的怒火。与此同时,大批警力被派驻到集会现场,警察也与抗议民众发生了冲突。示威人群看到大批警力前来镇压时,向对方大喊:“你们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你们应该在和阿塞拜疆打仗的前线!”萨尔基相则会见了两位宗教领袖,并且借助总统阿尔缅·萨尔基相之口,对外发出了所谓团结一致共同度过挑战的安抚说辞。

但最终,连日来的示威活动还是让萨尔基相做出了极大的让步,虽然并不清楚是背后的哪股势力让他宣布辞职,但民众的抗议活动看起来是奏效了。在4月23日,萨尔基相宣布辞去总理职务,并宣称自己“错了”,还说自己此举是为了保证国内的和平。第一副总理卡伦·卡拉佩特扬(Karen Karapetyan)被任命为临时总理,但当局同时也表示,卡拉佩特扬只是一个过渡角色,他不会长期执掌权力。亚美尼亚方面也在萨尔基相辞职后宣布,将在5月1日重启新一任总理的选举。街头民众们在得知萨尔基相下台的消息之后欣喜若狂,他们中不少人表示期待看到这个国家迎来一次新生。不过,目前来看,亚美尼亚政局的前景依然不是特别明晰。俄罗斯方面对民众集会的成功发来贺电,同时也表明了莫斯科当局对亚美尼亚局势的关切。而右翼强人萨尔基相的下台,以及之前亚美尼亚公投带来的总统制向议会制的转型,或许也能够进一步推动该国和欧盟关系的发展。当然,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亚美尼亚本国资源匮乏、经济停滞、寡头横行的状况,改革之路依然非常漫长。

并不适用于高加索的“亚美尼亚经验”

早在2014年亚美尼亚方面传出宪改消息,并且通过公投转型为议会制政体之后,就有学者批评说这一转型只是表面功夫。苏联解体之后,各个独立出来的加盟共和国大多采取了总统制,但基本上会走向僵化和集权,大权独揽的总统制也是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指责中亚和高加索各国政治环境不佳、民主和人权状况差劲的理由之一。看起来,从总统制转型到议会制,会让亚美尼亚在民主化改革上领先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步,但批评人士就认为这无非是权力在换种方式维持集权的手段罢了,而萨尔基相野心的暴露也最终证明了这一点。在议会制下,只要能够掌握多数议席,那么总理的位子坐起来要比之前总统制下的总统宝座舒服得多。

如果单从总统制下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更迭来评判的话,亚美尼亚倒是要比中亚几个国家和死对头阿塞拜疆看上去“民主”一点。独立之后,亚美尼亚先后迎来了彼得罗相、科恰良和萨尔基相三任总统,这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某个政治人物长期执政导致的大权独揽,以及随之滋生的家族统治。反观其邻居阿塞拜疆,前统盖达尔·阿利耶夫(Geydar Aliyevich Aliyev)在独立没多久后,就于1993年正式登上总统宝座,死前又全力扶植儿子伊力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上位,后者又任命了妻子阿利耶娃(Mehriban Aliyeva)为第一副总统。今年,伊力哈姆·阿利耶夫已经是第四次连任总统一职,并且又是毫无悬念地大幅度领先“对手”。对于阿塞拜疆的一些民众来说,所谓选举无非是一群安排好的政客出来竞选,然后阿利耶夫当选的游戏。而外高加索的另一个国家格鲁吉亚所面临的问题又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不同,亲西方派的萨卡什维利在把国家政体转变为议会制之后,在选举中惨败给了“格鲁吉亚梦想联盟”,并以贪腐等罪名被追捕,最终逃到乌克兰。

外高加索三国各自的政治环境,也决定了这次亚美尼亚抗议的成功,无法刺激到外高加索另外两个邻国的民主抗议运动。以阿塞拜疆为例,阿利耶夫家族的势力远不是萨尔基相可比的。另外,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又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对立情绪,一旦执政者能够操纵好民族主义,那么他几乎就获得了在政坛立足的绝大部分资本。事实上,当亚美尼亚爆发抗议活动的时候,阿塞拜疆当局甚至也声援了反对派,外交部发言人哈季耶夫(Hikmet Hajiyev)则通过《经济学人》的推特账号,揶揄了让巴库方面头疼不已的萨尔基相——出身纳卡地区的萨尔基相在民族、领土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一度让阿塞拜疆人恨之入骨。哈季耶夫以及其他来自阿塞拜疆政府的声援,都提到了萨尔基相在纳卡问题上的立场,认为现在亚美尼亚人民终于意识到他们真正的敌人不是阿塞拜疆人,而是他们自己的前总统了。当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亚美尼亚民众对于阿塞拜疆的声援可能并不感冒,毕竟两个底层民众的种族对立情绪实在过于根深蒂固,阿塞拜疆很难从声援亚美尼亚抗议活动中获得什么利益。但不论如何,阿塞拜疆的多数民众也不会对亚美尼亚人民的抗议活动产生什么兴趣,或许政府能够趁机在纳卡问题上表现得更加强势的话,反而会引发民众的热情。

当然,也有一部分观点认为亚美尼亚人的抗议会刺激邻近的几个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样由政治强人长期掌权的国家民众的反应。普京也在近日发表声明呼吁亚美尼亚民众保持“冷静”;纳扎尔巴耶夫则和亚美尼亚总统阿尔缅·萨尔基相就亚美尼亚抗议活动进行了对话,纳扎尔巴耶夫也呼吁亚美尼亚各界根据宪法的相关规定,尽可能用对话的方式解决当前的危机。目前看来,亚美尼亚的示威抗议形成某种反抗经验,并被外高加索和中亚各国民众效仿的可能性还比较小。各方对亚美尼亚局势的关注,更多还是基于安全问题的考虑。尤其是俄罗斯方面,该国在亚美尼亚还有两个军事基地。

另外,亚美尼亚的所谓民主转型,除了面临着内政外交上依然窘迫的处境之外,其数量庞大的海外侨民似乎也无法再为这个国家的发展提供太多新的方向。在美国,伴随着埃里温街头抗议活动的展开,一些亚美尼亚人聚居区也出现了相应的示威运动,人们焚烧萨尔基相的画像,声援国内的同胞。但是,过往对亚美尼亚政坛影响颇大的几大海外亚美尼亚侨民组织却直到萨尔基相下台之后才发声。研究亚美尼亚政治的专家Richard Giragosian认为,海外侨胞对埃里温当局的影响力正在下降,而且当中的一些组织近年来也不再对近乎死水一般的国内局势感兴趣,他们更主要的目标是推动国际社会对1915年那场大屠杀的承认,并逼迫土耳其向全世界的亚美尼亚人道歉。而且,由于久居海外,许多亚美尼亚侨民已经不再熟知国内发生的一切,对于亚美尼亚国内近年来的情况甚至一无所知。海外的亚美尼亚人也更多地形成了真正的“散居”,他们融入当地,不再具备形成政治团体的可能性。

巧合的是,抗议萨尔基相当选总理的示威运动,正好赶上了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纪念日。4月24日,在萨尔基相宣布辞职、抗议活动告一段落之后,亚美尼亚人迎来了大屠杀纪念日。在抗议活动的喜悦情绪带动下,人们在今年的大屠杀纪念日上流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没有过往那么高涨,或许他们仍然沉浸在推翻萨尔基相的喜悦中。反对派领导人帕什尼扬称,希望把这场抗议活动的胜利献给当年那场大屠杀中的所有亚美尼亚受害者。而就在萨尔基相辞职、帕什尼扬被释放之后没多久,由于反对派和临时政府之间的谈判无果,抗议的浪潮再度掀起。抗议民众也寄望于能够推举帕什尼扬作为新一任总理候选人,不过反对派内部似乎也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分歧。相信亚美尼亚局势的一波三折,也是让普京和纳扎尔巴耶夫坐不住的原因。

但考虑到亚美尼亚人此次抗议,一开始针对的目标仅限于萨尔基相这位“准独裁者”,而反对派又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施政纲领,甚至还没有能够在现行宪法下占有国会议席的多数席位,显然,我们短期内还是难以看到亚美尼亚实现真正的民主改革,遑论对其邻近国家产生什么影响了。至于民众改善生活的呼吁,在寡头未除、经济停滞的形势下,目前大概也只能继续寄望于俄罗斯的援助,以及欧盟方面能够答应进一步与亚美尼亚展开商贸合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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