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理解。广义上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属于历史的范畴，每一个社会都有和自己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变化不断演变。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文化，如哲学、宗教、艺术、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伦理道德等，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同时又给社会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案例17-1“通用育儿机”与社会人琼斯、亨得里克和爱泼斯坦（Jones，Hendrick，& Epstein，1979）曾经描述了一项有趣的思想实验：琼斯、亨得里克和爱泼斯坦（Jones，Hendrick，& Epstein，1979）曾经描述了一项有趣的思想实验：假设六个婴儿一出生就被放进一台“通用育儿机”（universal parentingmachine）。为了使这个假设更生动，我们假设三个婴儿是男性，三个婴儿是女性。这台通用育儿机是……装载着先进机械和技术的设备，它从婴儿一出生就能满足所有婴儿的生理需要。并且一直到成熟。通用育儿机的最显著特点是其设计使得这些婴儿在18岁以前除了彼此之间相互接触之外，不和其他人接触。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别的人。这样的当代“伊甸园”，能使孩子成为社会人吗？

一、儿童成长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尽管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特点，美国心理学家康培尔及其同事（Brewer &Campbell，1976; Campbell & LeVine，1968）的研究揭示了所有文化中的人们的某些共同倾向：（1）觉得自己文化影响的行为是“正常的”、“正确的”，而别的文化影响下的行为是“不正常的”、“不正确的”；（2）认为自己的文化习俗是普遍有效的，也就是相信“对我们好的东西对所有人都好”；（3）以有利于自己的文化群体的方式行动；（4）对其他文化群体怀有敌意。

换句话说，人们倾向于偏爱自己的文化，觉得自己所属的文化群体优越于其他的群体。这种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感也影响到了科学家和学者（Triandis，2001）。对儿童发展的科学研究，缘起于西方的工业社会，反映了这一文化背景下特有的实践需要和社会规范，存在着“自我文化为中心”的现象，西方价值观尤其是美国中产阶级男性白人的价值观被过分强调（Matsumoto，2004）。正因如此，我们更要在剥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状况下，研究所有儿童发展的一般规律，或者说，正视社会文化因素在儿童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有研究者认为，文化在个体发展中的敏感性体现在：（1）个体通过各种类型的学习，将社会文化模型内化为自己的心理模型；（2）个体在学习一种语言的同时，也接受了一种相应的行为和文化模式；（3）文化模式不仅构造了人的思想，而且构造了人的感知（Ferraro，1995）。可见，现实中没有脱离文化的儿童发展。

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在跨文化比较中，研究者关注最多的，集中在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两分法（Triandis，1994，2001）。个人主义取向指优先注重个人目标而不是集体目标，它强调自我价值如个体幸福感、个性、成就以及独立性；集体主义取向指更强调集体价值，个体通过牺牲个人理想以保护群体的完整性、注重成员的相互依赖以及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大部分集体主义文化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垂直的，如父子关系。而在大多数个人主义文化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则是水平的，如配偶关系。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即便是水平的关系也常常被转换成垂直的，如在中国，虽然都是朋友，但年轻者必须对年长者表示更多的尊重。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垂直的关系常常被转换成水平的，例如学生对老师直呼其名。在中国，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儒家主张人要“修身”，其目的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儒家伦理关系之核心的“三纲五常”为不同的人际关系设定了不同的行为规范。林语堂将中国人的德性概括为：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和平、知足、幽默、保守性。[插图]儿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

我们以儿童和青少年的情绪体验与情绪调节为例，进一步说明文化对个体心理、行为形成和表现的影响。当遇到某件令人感到愉快或痛苦的事件时，倡导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鼓励个体自由地表达自身的情绪感受，认为宣泄与表达积极的情绪体验有助于身心健康，追求愉悦的感受更是个体的权利和自由。而在集体主义文化里，个体在情绪事件中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是情绪调节的最主要目标之一，过度表露个体的正性情绪（如独自一人兴高采烈）可能会对人际关系的和谐带来负面的影响，甚至认为“乐极生悲”、“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因此，个体倾向于选择使用减弱调节策略减少情绪表达所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Butler，Lee，& Gross，2009）。

在很多中国历史和文学作品当中，能够掩饰自身的强烈情绪感受并保持冷静是一种能力，也是获得成功的前提，“泰然自若”和“荣辱不惊”等词足以表现中国文化对减弱调节策略的推崇。研究发现，中国青少年在情绪调节时，并非简单地增强正性情绪，减弱负性情绪，而是遵循一种非享乐主义（anti-hedonic）的调节模式，很多青少年对正性情绪采取了减弱调节；不仅如此，使用减弱调节频率较高的青少年比使用增强调节频率较高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更为正性的情绪（Deng，Sang，& Luan，2013）。

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西方文化的危机就是西方人过分强调个人主义所致。与集体主义文化相比较，个人主义文化可能更易导致自杀、毒品泛滥、犯罪、早孕早育、离婚、儿童虐待以及心理问题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