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考: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与其个人经历有何关系?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归因于货币状况,一方面归因于产品的实际成本按照马尔萨斯的主张,价格和利润主要决定于他所说的(尽管并不很清楚)“有效需求”。李嘉图则采用了苛刻得多的方法,在“有效需求”背后,他一方面归因于货币状况,一方面归因于产品的实际成本和实际差别,认为这些基本因素以唯一的和清晰的方式自行发挥作用。他把马尔萨斯的方法看作是十分浅陋的方法。
然而,李嘉图在使他的许多成功的论点要义简单化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偏离了客观事实;而马尔萨斯却使他的说法接近结论,从而紧紧抓住了那些在现实世界中可能发生的东西。李嘉图是诸如货币数量论和汇价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创立者。当人们在观念上痛苦地脱离这些伪算术定律的控制时,人们才能够,或许是100年来第一次理解马尔萨斯的晦涩结构的真正意义。
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概念在这本早期的小册子中被天才地表达出来。“这一想法对他的震撼之大以致于他骑上马从黑斯廷斯跑到镇里”,在他的“镇里的阁楼”上呆了两天,“熬夜到两点来完成这一想法,以便它在议会开会之前产生出来”。他在思考为什么供应价格上涨之高远远超过收获不足所能产生的影响。他没有像李嘉图几年之后那样归因于货币数量。他把原因归结于劳动阶级收入的提高造成的随着生活费用增加按比例提高教职人员薪金上。“我极其强烈地感觉到,在王国的多数地区随着谷物价格上升而按比例提高教职人员薪金的企图,连同国家的富足,这使得提高薪金的企图得以实现,相对说来是造成此次供应价格上涨的仅有的原因,因为这次价格上升的程度大大超过了短缺的程度,大大超过了那些以上原因不起作用的国家价格上升的程度……
“让我们假设存在一种有50个人都急需的商品,但由于生产上的某些失误,只够供应40个人。如果第40个人可以花两先令买这件商品,他前面的39个人的出价都不同程度地高于两先令,余下的十个人的出价都少于两先令,那么根据真实的贸易原则,这件物品的实际价格将是两先令……让我们假设现在有人给了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十个穷人每人一先令。现在所有的50个人都能支付两个先令,即先前确定的价格。根据公平贸易的真实原则,这件商品将马上涨价。
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要问,根据什么原则把能支付两先令的50个人中的十个排除在外?因为依据假设,商品还只能供给40个人。穷人的两个先令与富人的两个先令一样是钱;如果我们不采取涨价令最穷的十个人(或许他们是)支付不起的办法,就必须掷硬币、抽签、摸彩或者动武来决定谁将被排除在外。我的目的是要找到比对同样的钱进行不光彩的区分的办法更合理的方式来分配一国的商品,而以上这些方法显然偏离了人们的目标。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根据文明的、已启蒙民族的习俗,根据每一条商品交易规则,价格必定会上涨到可以排除50人中的十人的那一点。这一点也许是两个半先令或更多,这最终将成为商品的价格。如果再给那被排除的十人每人一先令:每个人都能支付两个半先令,价格必然立即随之上涨到三先令或更多,以此类推。”
语言和道理都是简单的,但这却是系统性的经济学思想方法的开端。小册子中还有很多内容(几乎整篇)都值得引用。这本《调查》是马尔萨斯所写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尽管在《人口原理》中有很多伟大的章节。现在,既然已经从引述开始,我就禁不住引用《人口原理》第二版中的那一著名段落,其中表达了相似的思想,但以不同的行文做了更出色的包装(转引自佩因《人的权力》中的评说):“一个人降生在一个已被瓜分完毕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应得的财产,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将无权得到哪怕一丁点儿食物,而且实际上,他是毫无意义地来到世上。
大自然的盛宴中,没有他的坐席。就像是一个人没被邀请而前去参加宴会一样,女主人命令他离开,如果他不能唤起某些宴席中的宾客的同情的话。而如果有宾客站起来为他让座,其他不请自到人会立刻闯过来要求得到同样的恩赐。如果来者将分食物的消息传开,宴会厅里将会挤满数不清的想要得到食物的人。宴会的秩序与和谐就此破破坏了,先前的富足变成了现在的困乏;宾客们的欢乐被破坏了,大厅中的每个角落都是痛苦和依赖的场面,都是被激怒的人们闹嚷嚷地纠缠不休,因为他们曾被告知能得到一份食物但并没有得到。客人们将后悔不已,他们不该抵制女主人发布的对闯入者的严酷命令,因为女主人希望她所有的客人都有足够的享用,但她知道她无法满足源源不断的人们,因此当她的宴席已经坐满时,她就要客气地拒绝接纳那些新来的人。”
马尔萨斯的另一本小册子《致萨缪尔·惠特布雷德议员先生的一封信——关于他的修改〈济贫法〉的建议案》则无如此幸运。这完全是一次对《人口原理》中原理的应用。惠特布雷德先生建议“授权教士们建造房屋”,就是一项建房计划,一方面想补救惊人的短缺状况,另一方面想创造就业。但马尔萨斯急切地指出无论如何也不能减轻“获得住房的困难”,因为正是由于住房的困难才使得“针对贫民的法律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刺激早婚”。这些法律提高了税率,较高的税率阻碍了建房,而住房的短缺减缓了法律在其他方面刺激人口增加的灾难性影响。“这一影响会使得男女关系过早发生,如果在充足的住房条件的刺激下,我毫不怀疑人口将大大增加,这样,大规模的劳动者被随即投入市场,将使得那些独立的劳动者陷入绝境。”所以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危险的科学。
1803年,《人口原理》的新版出版,它是精美的四开本,全书600页,标价一个半畿尼。直到这时,马尔萨斯才因没有特别的职责而专心于经济学研究。他于1804年结婚。1805年他39岁之际,接受了前些年就已做出的任命,即担任新成立的东印度学院的现代历史与政治经济学教授一职,开始是在赫特福德,不久就迁至海利伯里。这是在英格兰建立的最早的政治经济学教席。
直到1834年去世他一直居住在海利伯里。他的住所在钟楼下面,后来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居住在这里,他是马尔萨斯讲座的最后一任主持者。马尔萨斯有三个子女,一个女儿尚未成年就夭折了,另外一个女儿,普林格尔夫人活到1885年,而他的儿子,雷维伦德·亨利·马尔萨斯于1882年去世,没有留下子女。
《人口原理》在后面一系列的著作中得到引申。1814年和1815年他出版了关于《谷物法》的小册子,1815年出版了他关于地租的著名论文,1820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由实际应用的观点考察》。
“海利伯里学院存在的时候,马尔萨斯夫人一直保持着她的欢乐地举办晚宴的传统,伦敦的学术界精英经常参加她的晚宴。”“马尔萨斯的仆人一直跟随着他,直到他结婚之后生活安顿下来。”马尔萨斯的学生们管他叫“老爹”。他是个辉格党成员。他的布道常常是详细阐发上帝的仁慈。他认为海利伯里学院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地方,认为对那些“不但能理解,并且不以之为枯燥”的年轻人来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项适宜的学科研究。他的性情和善,脾气和蔼可亲,品格忠诚,富于感情——这些都验证了他1798年在《人口原理》第一版中所写下的论断:“人生,一般说来,是一件与未来状态无关的幸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除了那些在历史进步大潮中必不可少的罪恶之外,世上再无其他罪恶。”
论战中的小册子作者们描绘的冷酷、恶毒,如怪物一般的马尔萨斯的形象。对此,马尔萨斯看来是采取了尽可能不闻不问的态度,但一些朋友门却十分愤慨。在这件事上,西德尼·史密斯把握得更好一些。他在1821年7月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哲学家马尔萨斯上周来到此地。我参加了由未婚者们为他举办的令人愉快的欢迎会。其中只有一位妇女是有小孩的。但马尔萨斯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不管有没有发现有身怀六甲的迹象,他都会对每位女士都彬彬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