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央视热播的六集系列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该片面对抑郁高危群体,走近真实的抑郁疾病患者,并追访医学界、科学界专家与学者,希望从个人、家庭、社会多角度呈现对抗抑郁的经验、路径与方法。第一集《少年已知愁滋味》关注的是青少年抑郁群体。
也许有不少人注意到抑郁症是从张国荣纵身一跳开始的,他生前曾无奈地反问:“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会这样?”海明威也曾说:“你尽可能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它。”丘吉尔说得最形象:“抑郁就像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
人们总是把失眠、焦虑、抑郁联系在一起,这三者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爱氏心理的青少年心理专家朱红梅告诉我们:抑郁、焦虑的患者,基本上都失眠,失眠久的患者,也有部分会焦虑,因为睡不好觉,大脑不能很好的休息,焦虑久了难免就会抑郁,抑郁症患者,有部分是遗传的,这潜在的隐疾,后天遇到某种环境压力就会发作,三者形成恶性循环。
流行病学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9-18岁的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近15%,有很高比例的青少年会受到抑郁情绪的困扰,稍不留意就会走向疾病;伤害自己,是对抗抑郁最需要警惕的危机,在世界范围内,15-29岁的青少年,第二大死亡原因是自杀,仅次于车祸。而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数据显示,18至34岁青年是成人中最焦虑群体,2020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
由于青少年抑郁症状不明显,家长们多将其当成“青春期叛逆”;家长必须认识到:青春期抑郁症绝不是“想开一点就能过去”,也不是“小孩子太娇气”,或者是“过了青春期就好了……”这么简单。
重度抑郁症患者,会考虑各种死法,比如想跳楼者会去踩点:我要怎么去死,会去看一看场地,估计跳下去可不可怕,会不会死。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自杀这个东西都是非常敏感的一个事,特别地不希望在大庭广众之下去讨论,好像我们如果不谈这个事,这个事它就不存在,对抑郁症患者本身来说,自杀就是最严重的后果。危机干预的本质是一种心理治疗,这个危机以后,才有机会慢慢的来做更加深入的心理治疗也好,药物治疗也好,社会心理的干预也好,再来帮助他纠正这样一个疾病。
学校是除了家庭之外,孩子们停留最多的地方,老师和父母亲一样,也是最需要理解这种疾病的人;我们知道,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的情绪是很波动的,很极端的,有时候一点小事情可以有很强烈的情绪反应。
危机干预的核心,在于建立起一种联系和信任,理解是认同和接受的基础,为什么患者(学生)会把自残的伤口亮出来给别人(老师)看,甚至是其它比较隐私的地方的伤口,说明他是来求助的,这就是一个求助信号,不要等被发现他要去自杀了,你才去介入,因此我们的危机工作者,必须做对每一步,如果你不在第一步,就让他觉得你是值得信任的,他根本就不会跟你谈后面的事情。
在外人看来疯狂的举动,却是患者让自己冷静的方法,比如记录片中的子烨,当她焦虑的时候,她会用刀划自己的手指,看到流血了,她就冷静了。我们发现勇敢地向父母袒露,常常是抑郁少年,自救道路上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第一步对于患者来说是非常忐忑的,对于她来说过于痛苦,甚至不想活了,作为家长也自然会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谁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得抑郁症什么的。
子烨刚上初中的时候就和抑郁情绪正面相逢,在父母不理解的那段时间里,子烨有过自伤的念头;困于抑郁情绪两年之后,她感到很崩溃,在初三开学前一天,她在家摔东西,摔门跟父母发脾气,威胁父母带她去看医生,因为此前父母觉得她没什么问题,从初一到初二,她求救了两年,子烨几乎用尽全力,才让家人接受她生病的事实;医院确诊回来后,父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而母亲却觉得天快要塌下来了。
如果家长得知自己的孩子抑郁症了,就支持她休学并积极治疗,那么家长的理解和支持,等于是救了自己孩子的一条命;如果家长说,你这是矫情什么的,也许当时她就从窗户上跳下去了。
记录片中的另外一个案例,高三学生钟华,她说:”那时一天有八节课,就会类似躺在桌子上八节课,什么也不想,不是我在放松自我,而是脑袋里是空的,然后回家后就躺在床上,有时哭,有时不哭,一躺躺五个小时,起来后洗澡或者洗脸刷牙,然后晚上继续失眠,这个状态真的很消耗我......“
谈到当时告诉父母得抑郁症时的心情,她记忆犹新,那时她一直哭,断断续续说,现在的一切对于她来说过于痛苦不想活了,要父亲带她去看病;她母亲得知她抑郁症后,非常平静地说:“那就休学吧,休了学之后好好的养一下......”钟华的母亲对记者说:“其实我当时心里特别震惊,心跳特别快......”后来钟华病好了之后对母亲说:“你那一句话,等于是救了我一条命”!因为她还说,当时就在想,如果母亲像其他家长似的说,你就是一个矫情,当时就可能会从窗户上跳出去了。
钟华的父母是典型的中国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女,从小学开始拔尖,直到大学,甚至出国留学也是哈佛或者斯坦福大学这种,比如说平时,某一天她说我考了一个全班前三,还是不错的,父母却会问,第一是谁呀?第二是谁呀?孩子考了个第一,下一个问题又来了,年级第一是谁啊?你在年级排多少?
这么强烈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想法,给小孩的压力其实是巨大的。正如钟华所说:我希望你可以考得更好的期望,和我希望你可以考到前十名是完全不同的,前一种更加的折磨人,因为它没有具体的目标,你也没有达到目标的快感,你每次考得更好,家里都会说你还可以考得更好,所以这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然后我就像一头驴一样,在我前面吊了个胡萝卜,我在拼命地为这件事而跑。
因为钟华从小就是比较开朗的孩子,因此钟华的母亲很难想像她怎么会得抑郁症呢?直到确诊之后还是没完全想好怎么面对,也许有许多各种压力吧!确诊之后钟华接受了系统的医院治疗。
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不同,抑郁的反面不是快乐,而是活力;这种脱离生活的懈怠感,常常会被周围的人误解为懒惰,不思进取。几乎所有的病人都会问:“我为什么会得病?”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田成华主任说,笼统地说就是,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环境因素,先天的因素有一部分是遗传的,有的病的遗传倾向很明显,也有一些则没有遗传因素,但是在自己的胚胎发育过程中,本身会出现一些变异,小时候看不出来,到成年的时候,碰到外界的环境,再一刺激就可能会得病,后天环境的因素各种各样,人生很多事情,都会对一个人构成很大的压力和刺激。
面对抑郁的孩子,第一个最关键的事情是保证安全,有的孩子那种轻生的观念很强,保证安全的话就是不能离开人,如果在学校里边,老师知道这种情况,应该安排同学轮流陪伴他;如果在家里呢?就是不能离开人,包括晚上睡觉也不能离开,然后把家里有危险的东西都收好!剩下的就是陪伴。
钟华的母亲说:从生病这件事来说,真的是转变,以前的家庭环境是紧绷的,像在火山口上,很紧张的那种状态,有时候还经常会有硝烟气息,但现在女儿生病之后,大家都放下了很多东西,像我就放下了这种强迫别人和强迫自己的这种强迫;钟华则说,然后让爸爸这种情商高的人主导,让家庭更宽松一些,夸张地说,是把家里的环境,调整成近似于疗养院了,家里环境一下变得很温和很平等,这种环境,对于我之后的康复,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钟华的父亲则说,你到底是让孩子成功还是让孩子幸福,对于成功有很多界定方法,啥叫成功?赚钱多算成功吗?不一定对吧?当官大算成功吗?也不一定是吧?但是幸福感这个东西,是你每损失了一点就少一点,你不会说我10岁时候不幸福,我20岁的时候幸福,能补回10岁的幸福,你补不回来。深圳爱氏医院朱红梅院长说得好:”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童年得到的爱是长大后的光!”
经过一年的治疗,钟华已经复学,并对心理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抑郁症主题的社会调研,是她对自己生病经历的总结。子烨则有不同的选择,在父母支持下走上了自己的康复之路,加入了对抗抑郁的互助社群,还自告奋勇成了该社群编辑部的主编,在校园之外,子烨重新找到了一种社会连接,在这社群里有和子烨一样抑郁的少年,也有迷茫的家长,面对精神疾病的惶恐,使她们四处寻找支持和帮助,也在学习重新认识“抑郁”这个词汇,环境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比如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等等。
一般造成孩子抑郁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的归结,其实就是生命能量的耗竭,所有抑郁的孩子,几乎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特别的容易累,缺乏动力,无法启动,实现自我疗愈和相互疗愈,这些都是在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之外的,属于社会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七岁的子烨成为了自愿者,当更多的同龄人在学校里成长的时候,她在这里用另一种方式,寻找前进的动力,子烨的文章经常发表在公众号上,抑郁少年组成的青春编辑部,记录下孩子们隐秘的内心,也记录下他们互助相伴,在困难和绝境中寻找希望的故事,子烨并没有放弃学习,她准备通过自考的方式继续学业,并已经确定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专业,对于纠缠自己的抑郁,她一直强调要自救;她说:我觉得自己想我自己救助是最大的,但我并不排斥看医生,并不排斥做咨询,并不排斥吃药,并不排斥去社交。
钟华的661份有效调查显示,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仍然很浅薄,有各种误解甚至污名,钟华想通过自己生病的真实经历,鼓励那些隐匿的抑郁少年;相比与空洞的讲知识而言,其实放一个患者的个人经历,包括他的所思所想,可能能更好的帮助到大家,去理解这件事情,钟华认为做公益本身就能给自己带来成长和快乐!
从家庭到社会,都应重新搭建起温暖的连接,让他们都能更好地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正如子烨告诉我们:帮助别人更像是在帮助自己,做当下想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感觉,像是安排了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做了每一件我想做的事情,这就是当时的意义。
我们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但是抑郁的少年,已经过早品尝到了,人生的艰难与绝望,无论如何,都要勇敢地去求助,希望他们能被更多人理解,也得到更多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