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拾头仰望璀璨星空时,不仅感受到宇宙的神秘与伟大,也感叹人类力量的渺小与生命的短暂。每一个人在茫茫宇宙中仅仅是一个匆匆的过客,生命只是“瞬间”,在其尽头,毫无例外的是死亡。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人生就没有了区别,也没有了意义。

如何赋予这从生到死的“瞬间”以意义,使人生尽管逃不了死亡的归宿,却也有生活的目标和价值,这是每个活着的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否则人类便没有活下去的动力。这赋予人生以目标和意义的,就是信仰。信仰作为人对生活目的与意义的理解,是指向未来的,是一种超现实的理想。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信仰的本质,归根到底是一种人类自我超越的活动……所谓人的自我超越,是指人改造自身现实存在状态使之趋于理想的一种永恒的努力和冲动。”然而,任何理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的,现实生活是信仰的发源地,现实生活的变化最终会导致信仰的改变。

人类对未来的理想,对生存意义的理解,对完善的人类生活目标的设定,对自我应然状态的发现,都是基于现实生活,基于对现实中人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关系及隐藏在社会关系背后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把握,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所以伴随着人类社会生活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是人类信仰的不断变化、丰富与拓展。

信仰作为有意识的人类对于个人和社会最理想的生存境界的确信与追求,既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之上又不断超越现实世界,新陈代谢也是人类信仰生活的永恒规律。

当旧的信仰因为根基的动摇而被否定,新的信仰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人便会处于信仰危机之中,陷于马斯洛所说“旧的神祀纷纷离去,而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

曾经认同的意义会放弃,曾经明确的目标会迷乱,曾经拥有的价值会失落,曾经坚守的信仰会改变-信仰危机与人类的发展如影相随。现实生活的不断改变,人类对理想境界的不断完善,注定了任何一种信仰都不可能被永恒坚守,信仰危机的发生是必然的,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环节。我们正处在一个信仰危机的时代。

信仰危机已成为我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信仰危机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现实世界变幻不定,理想信念迷乱失落,使人们难以弄清生活的最终意义。不管是在中国是在外国,信仰危机对人们的生活都造成了极大地影响,尤其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文化丰富的五千年文明古国来说,这个信仰危机是更容易发生的。

而中国人的信仰危机情形更为复杂。当代中国社会信仰危机的研究,既要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独特的时间与空间背景,又必须置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广阔视野之下。只有透过信仰危机的表象,放眼信仰危机发生的现实背景,直面信仰危机产生的现实根源,我们才能在旧的信仰轰然倒塌的一片狼藉中,重建信仰,引领人们超越现实,向死而生。

对于“全球化”这一概念有种种不同的解释。全球化是世界不再是单独的个体,它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社会活动都是紧密相联的。总体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

这是对全球化很生动的反映,体现了在全球化了的世界里,每一个事件的发生、每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常常是高度国际化的。不管人们如何定义全球化,全球化趋向在当今世界中已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成功起,就拉开了全球化时代的序幕。随着法国大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确立,资本国际扩张的脚步从未停止。

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使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伴随着工业化实践不断在全球推进,工业化充当了全球化进程的主力军。

“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全球化进程变得异常迅捷。

由于高新科技,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使整个经济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逐步迈向一体化。

与经济一体化同步的是人类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依托,迎来了全球信息化时代。由此,世界进入了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空前一体化和匀质化的时代。经济-科技-信息-文化的跨国化过程,不断打破民族和国家疆界,使区域和民族的交往与联系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精神层面表现为文化价值的冲突与融合逐渐加剧,在社会与人的关系方面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深化。

如果各个民族、国家老死不相往来,相互来往就是为了争夺有限的生活资料,那么诸民族、国家间的战争和交流将会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由此带来了不同质的文化、文明或信仰之间的冲突与碰撞。这就是亨廷顿所言的“文明的冲突”,虽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争夺生产资料,但同时也促进了文明的交流碰撞。

既然文明冲突的背后是利益的冲突,这种“文明的冲突”,价值观与信仰观的冲突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不可避免性。

当碰撞与冲突无法避免时,全球对话便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正如斯维德勒所言“或者对话,或者死亡”。

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伴随着文明的碰撞和冲突的,是理解与对话。

以中国为例,中国传统的人生信仰就是儒家一再灌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无论为官为民,只要堂堂正正做个大写的人就没有枉活一生。孔子“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是中国人人生信仰的写照;“朝闻道,夕死可矣”,体现了中国人对于人生理想与信仰的坚守。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名利权势,虽然并不排斥,但向来是极为淡泊。老子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遣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庄子云:“万物一俯,生死同状。”这种传统文化与信仰在面对全球化潮流时却不断退守自己的阵营。全球化首先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资本和市场经济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是全球化的实质,其他一切方面的全球化都从资本全球化衍生而来。

无论中国怎样展现自己在国家层面是追求正义的,这种解释与申辩都会被“金钱至上”的社会现象打上折扣。然而,透过这种阴影,我们看到不少人在获得物质满足后,又感叹自己只是一架赚钱的机器,渴望做一个真正的有精神追求的人。对传统人生理想的仰慕与对物质金钱的追求,就这样纠结着当代中国人。

西方世界同样临着此种混乱与矛盾。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美国受宗教影响深刻,尤其是基督教的清教主义。

而现代美国人信仰的不完全是宗教了,许多人崇拜个人主义色彩浓重的“美国梦”:即通过个人的努力,在美国这个大国中,最终成为社会上的成功人士。

这个美国梦,让无数的美国青年人前赴后继,也成就了像奥巴马这样的草根总统。

然而,“奥巴马”现象虽非绝无仅有,却也是凤毛麟角,许多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在“上帝死了!”之后,既无法如尼采那样的以自我意愿代替上帝,又看不到未来的前途和希望,于是,吸毒、暴力、性开放、自杀、颓废等相继出现。从1966年8月起的40年内,美国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达20起,并呈越来越频繁和恶劣的趋势,近两年更是大案频发,成为美国严重的社会灾害。

现代化”与“自由女神”的危机现代社会已是一个“现代化”社会。对现代化的概念有多种释义,布鲁斯将现代化分解为三个方面:架构分化、社会化和理性化。理性化被作为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同样,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虽然没有作过“现代化就是理性化”这样的表述,就是以这种“理性精神”为其源泉的。

布鲁斯将理性化理解为“工具理性”在社会中逐渐宰制其他思考方法的过程,无论是政府的科层制度或经济制度,都只是为了最有效率地获得今生的利益而存在。韦伯虽然将理性化从“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两个方面去理解,但他所指的主要是“目的理性”,即如何以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去实现目的以及如何通过比较得失而决定取舍,所以这种“目的理性”就是“工具理性”。

韦伯认为欧美近代的科技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足以表现这种工具理性,“现代化”的本质即是“理性化”,那么它所指向的价值观必然是利益的最大化和手段的高明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个人或组织通过技术将各种手段、资源、程序安排到最为经济合理、效率最高的状态。

于是,现代化既是科学的、理性的,同时也必然是物质的、功利的。经济活动成了社会生活的主体,商业和科技成了社会的核心价值,经济发展已成了全人类追求的唯一价值目标,经济增长等于人类发展,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被归结为GNP和GDP,而这些指标又被简化为各种货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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