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5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戈尔曼的《情商》一书出版后,情商的概念被广泛传播,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IQ)与情商(Emotional Quotient,EQ)哪一种“商”更重要也引起了社会和学者们的广泛争论。
在讨论哪一种“商”更重要之前,首先要知道情商与智商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智商
1916年,德国心理学家施太伦提出了“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IQ)”的概念:智商即智力商数,它是用数值来表示智力水平的重要概念。
智商主要反映人的认知能力、思维能力、语言能力、观察能力、计算能力、律动能力等。也就是说,它主要表现人的理性的能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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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智商测验包括比奈-西蒙量表,韦克斯勒智力测验等。智商以100分为基线,一般分为智商极高者(IQ在130分以上)、智商极低者(IQ在70分以下)、智力中等者(IQ在85-115分之间),80%的人都为智力中等者。
情商
情商是与智商相对应的概念,指一个人感知,控制,评估和表达情绪的能力。戈尔曼将情商概括为5个方面的能力,即:认识自身情绪的能力、妥善管理情绪的能力、自我激励的能力、认识他人情绪的能力、管理人际关系的能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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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比智商更重要吗?
长久以来,在智商与情商哪一种商更重要的争辩中,支持情商比智商更重要的人往往会以戈尔曼《情商》一书中的观点作为论据,即人生成功的80%因素是由情商决定,智商只占20%。
然而在《情商》一书再版时,戈尔曼曾在书中澄清:
认为情商对成功的贡献率为80%其实是对此书的一种误读。对于这句话的正确解读是:人生成功的20%由智商决定,其余80%则包括情商以及一系列的因素。成功的影响因素非常广泛,除了智商和情商之外,还包括如财富、家庭教育、性格、财富和明明奇妙的运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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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实这个长久以来一直备受关注的话题早就有了定论,认为情商比智商重要的观点往往是将情商的作用夸大。
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吴维库在《情商》一书的导读中写道:一个人的成功遵循二八法则,即20%取决于智商,80%由其他因素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情商。他用一句话点出了智商和情商的重要性:“同人打交道的人情商要高,同事打交道的人智商要高。”
情商与智商会相互影响?
在情商概念广泛传播后,大量研究者开始对情商、情商的作用以及情商与智商的关系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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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发布在著名心理学报《心理学公报》的一项研究表明,根据年级和标准化考试分数,能够更好地有效理解和管理自己情绪的学生,即情商较高的学生比情商较低的学生倾向于获得更高的成绩和更好的成绩测试分数 [3]
在对情商和智商关系的研究中,许多学者提出情商与智商成反比,即一者提高则另一者降低。
而据《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报道,伊利诺伊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阿隆·巴贝(Aron Barbey)及团队在研究中发现,情商与智商之间的关系比人们所认知的要更加紧密,通过对152位越南退伍军人智力检测和情商检测的分析,他们发现这些军人智力检测成绩提高的同时,情商检测分数也提高。[4]
虽然这个研究的样本及变量相对局限,在公布后引起一系列学者的质疑,但这支团队的研究成果无疑为情商与智商之间的研究和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情商高的人在职场中更易成功?
情商高的人和智商高的人,哪种人更易在职场中获得成功?
戈尔曼在《情商》中将“智商与情商如何影响人的成功”解析的直白又清晰:
智商高,情商也高的人,春风得意。
智商不高,情商高的人,贵人相助。
智商高,情商不高的人,怀才不遇。
智商不高,情商也不高的人,一事无成。
智商与情商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将智商与情商结合才是获得成功的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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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英(Linkedin)是美国的一个面向职场的社交平台,在与许多公司的招聘人员交流后,领英发现:在招聘时公司不仅注重考察一个人的硬技能,即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如智力水平、专业知识、业务经验等,也会测试一个人的软技能如何,即员工的工作方式:如何适应工作环境、进行团队合作、解决问题和做出决定等。
经过统计,领英发布了2020年公司在应聘时最看重的10项硬技能和5项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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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再次回顾吴维库教授的话:同人打交道的人情商要高,同事打交道的人智商要高。不同类型的工作对员工情商和智商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服务行业对于工作人员的情商自然要求更高,相较而言,在专门技术型行业中,则对智商和专业能力的要求更高。
“智商高,情商也高的人,春风得意。智商不高,情商高的人,贵人相助。”戈尔曼的这句话被大量研究所证实。
虽然情商高并不能保证一个人能在职场上获得成功,但当他们的智商和情商都高于平均水平,或智力处于平均水平而情商高于平均水平时,则更容易在职场上获得成功。
这张图表来自于超过75,000个人的大型、随机的全球样本,用于测试情商与成功的关系。该图表应用的是六秒钟情商测评(SEI),图表表明:情绪智力高的人很可能更易在职场中获得成功,他们能有效地工作,拥有牢固的人际关系,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也较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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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vastava K的研究发现,具有强大领导潜能的人也往往在情感上更聪明,这表明高情商是企业领导者和高层管理者的重要素质。[6]
领导者或位于高层的管理者相较于基层人员情商更强通常表现在:他们往往更能够妥善管理情绪、认识他人情绪及管理人际关系。此外,能够成功一步步走向领导岗位的人往往心理承受能力、抗压能力也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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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比智商可以提高吗?
1977年,McCall, R. B 在论文中提出:一般情况来说,智商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是稳定的,在某个时间点的智力得分可用来预测以后几年的教育成就和就业前景。[7]
而在2011年,几位研究者在《自然》上发表了名为青少年大脑中的言语和非言语智力变化的研究报告,他们对平均年龄为14岁的青少年进行智力测试,此后,在他们18岁时再次进行测试。研究结果表明39%的青少年言语智力发生变化,21%的青少年非言语智力发生了变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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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研究者并未探究这变化后的原因,但他们推测教育可能是导致变化的主要原因。
其中一位参与者Sebastian Friston在第一次测试时处于中等智力水平,而在第二次测试时智力测试成绩提高了20。他在受访时说道:“我认为这种变化可能是在学校发生的,我学习到了真正让我感兴趣的课程并且想要一直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我发现这门课程越来越有趣,也越来越简单。”
此外,康奈尔大学发展心理学教授斯蒂芬·塞奇(Stephen Ceci)提到:青少年的个性,职业道德和家庭环境等因素都会对智力产生影响很重要。
而这一研究成果可以成为一种警戒,提醒父母们不要以IQ测试的成绩作为孩子智商高低的唯一标准,智商分数确实揭示了孩子智力能力的一些重要方面,但通过引导和教育可以让孩子的智力获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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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智商相同,情商同样可以得到提升。以情商高著称的台湾节目主持人蔡康永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在职场中,情商和智商哪一种更重要’时回答:
“智商这件事是没有标准的,看你做的事情到底更需要哪种,可是情商是全面的,要提高智商要花很多的力气,而要提高情商则没有那么累,可以以探索自己为起点,一旦将自己心底的立场抓住了,就会发现很多困扰自己的事情不再是困扰。”
情绪素养课程的发起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情感教育运动,如今全球各地的许多学校意识到情绪教育的重要性,会开设情绪教育课程引导和教授学生认知自身情感,如根据美国CASEL社会情感学习协会提出的核心要素设计的科学性系统课程——儿童社会情感SEL课程。
SEL课程设置共有五大模块:分别为自我认知、自我管理、人际交往、社会交往、做负责任的决定。通过教学和引导,让孩子学会认知自身情绪、表达情感、学会尊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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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份测试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成就和未来,无论是智商测试还是情商测试,都只是一份参考,每个人都应辩证的看待这份参考。
成功的人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智商和情商,我们该做的不是争辩哪一种对人生更重要,而是意识到重要性后找到方法、进行实践,让自己离“成功”更进一步。
参考文献:
[1] 杨晖编著.靠自己去成功 珍藏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4.01:5
[2] Goleman D. Emotional intelligence[M]. Bantam, 1995.
[3] 网址:https://www.sydney.edu.au/news-opinion/news/2020/02/03/students-with-high-emotional-intelligence-get-better-grades.html
[4]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emotional-smarts-tied-to/
[5] https://www.6seconds.org/2020/07/26/iq-vs-eq-why-it-matters-what-we-measure/
[6] Srivastava K.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Ind Psychiatry J. 2013;22(2):97-9.
[7] McCall, R. B. Childhood IQs as predictors of adult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Science 197, 1977,482–483
[8] Ramsden, S., Richardson, F., Josse, G. et al. Verbal and non-verbal intelligence changes in the teenage brain. Nature 479, 113–116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