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起飞带动了哪些大学热门科系？
挖史人2021-03-06 02:08
「我要上医学/电机/法律系！」
「大学念错科，终生都科科！」
上周大学学测成绩公布，又到了每年考生的决战时刻。自 1954 年台湾开始有大学联考开始，不管考试制度如何演变、课纲怎么修改，申请大学，依然是我们每个人甚至每个家庭的重大选择。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学校师长、家长和批踢踢酸民，会携手一心，合作警告：念对科是人生胜利组，选错科当一辈子鲁蛇。
但是，所谓「对」的科系是什么呢？我们翻看历史上的录取榜单，赫然发现，今日的第一志愿法律系，在台湾很长一段时间属于后段志愿；而理组最热门的科系，竟然曾经一度是搞学术理论的物理、化学系而不是电机系──为什么时代不同，「对」的科系变「错」的？本文从台湾历史上的考生志愿发现，选科系跟投资一样有风险，申请大学或填志愿卡前，请详阅以下说明书。
没错，毕业后的出路很重要
确实，我们很多人在填写志愿卡的那一刻，脑子里所想的关键词，应该是所谓的「出路」。 「有出路」意味着产业在未来的蓬勃发展，也意味着「选对科系」的大学毕业生将会踏进一个希望无穷的世界，并且在那里面寻找到条件优厚的就业机会，发展出一个令人称羡的职业生涯。或者更现实一点的说法是：从中赚到更多的钱。 「高中毕业生倾向以就业考量来选择科系」，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片面论断而已。过去一些以校系选择为主题的研究，显示多数高中毕业生在挑选大学科系的时候，最优先考虑的因素，确实就是毕业后的出路。
而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近代以来，「教育」就是人谋求阶级向上流动、获得更高社经地位的重要途径。 我们都不会否认：较高的薪水（或者说，可支配所得）意味着更多余裕，也很可能造就更优渥、理想的生活品质。为了追逐这样的生活，以提高收入为目标，决定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完全是一种理性行为。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不约而同地被同样诱因驱动、做出相仿的抉择之后，一种集体的观念也会随之形成。比方说在台湾，能够衔接到高薪职业的大学科系，会在报章媒体、补习班传单、乃至于过年亲戚聚会等社会认知中，获得较高评价。相反的，在大家眼中「钱途无亮」的系所（例如这篇文章的作者、以及这个网站幕后多数成员就读的历史系），存在的价值则经常会遭到质疑。
所有这些评价的差异，追根究柢，大概都可以归结到人们对「出路」的考虑。然而，「出路」从来都是变动不居的。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人们所看见的「前景」是如此迥然互异，过去的人对于某科系的评价，也经常与现在的我们很不一样。
比方说：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电机、资工等科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理组龙头，相反的，当学者皓首穷经钻研物理理论，反而是更受高中毕业生和家长欢迎的选择。除此之外，有一段时间，文组科系对于考生而言，其实是很不错的选择，历史系学生的「出路」，甚至可能比今天被视为文组扛霸子的法律系，来得更有搞头。
……重温历史系的往日荣耀
念历史系竟然强过读法律系？
这种看法，你可能觉得难以想像。但如果你翻开 1954 年 8 月 26 日的报纸，看看台湾第一届大学联考的放榜结果，你会发现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台湾史上第一位乙组榜首，贾士蘅，毕业于北一女，在这个包含文、法、商、教育学科的考试类组当中，选择就读了台大历史──换句话说，历史系曾经一度贵为台湾文组科系的领头羊。嗯，真是今非昔比（附带一提，贾士蘅后来成了知名译者。今天的年轻读者仍会经常在许多经典译作的封面上，看到这个熟悉的名字）。
你可能会觉得 1954 年的故事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说起来也是有些道理，贾士蘅的选择其实与她个人的兴趣比较相关。不过，贾士蘅的故事不是孤例，同样在那个时代，你还可以找到一些人物，当年都以读历史为首选。有个比较知名的例子是晚贾士蘅一年进到台大历史系的学弟，李敖。李敖其实是在念了一年的台大法律（那时叫「专修科」）之后，才觉得实在不合胃口而跑去重考，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
另外一个故事发生在 1964 年，有名在成大电机系读了两年书的理科生也忽然决定弃学重考，完成自己攻读文科的梦想。而他重考后，果真以乙组榜首之姿，选填台大历史，顺道让历史系在台湾联考科系排名当中重返荣耀──这个人的名字是李弘祺，后来成了国际知名的中国史学者。
同一个时代，作家隐地也曾经在联合副刊发表一篇名为〈榜上〉的短篇小说，主角的第一志愿也是历史。实际上，这一年联考的放榜结果，台大历史系的最低录取分数（359），还高于台大法律系的两个组（法学组357，司法组353）。 [2]无论如何，所有这些零散的故事大概可以说明：当年的历史系看来不太是一个会让高中毕业生感到「前景」暗淡、并因此却步的选项。
但持平而论，六十年前的台湾，大学毕业生仍是很稀罕的存在，顶着镶金的文凭光环，就足以让人敬重三分，读什么科系大概还是次要问题。更何况，在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初期，台湾还没有迎向经济起飞，在当时的考生看来，选读文科或许也没有什么机会成本上的损失。大概也是在这样的年代，文组科系才能与其它应用导向的系所互争雄长吧。
台大法律系曾经是后段志愿
再一个令人意外的事实：今天台湾文科生的预设第一志愿，台大法律系，在1990 年代前，绝大部分时间都不是类组热门科系榜首的竞争者，甚至可能是排序靠后的志愿。
从台湾第一届大学联考（1954年）开始，当时法律系归属的「乙组」当中，每年抢占龙头的科系，多半都不是台大法律。 1966 年以后，法、商科系在新的分类制度被归类为「丁组」，该类组的王者则一直是台大国贸。 1984 年联招新制诞生，有了我们所熟知的「一类组」、「二类组」、「三类组」，但法律系依旧没有在所属类组当中占得优势，在1988 年的「热门科系排行榜」当中，仍屈居第九。
这怎么回事？难道在几十年前的台湾，没有人想要从事司法工作吗？
先撇开戒严体制、外省籍人士主导等因素对于战后台湾司法体系的影响不谈，这里，我们先聚焦在一个长期影响法律系分数排名的显著因素──那就是在1980 年代末期以前，台湾的律师考试录取率，实在是太低了。
很多人都熟知三级贫户出身的陈水扁考上律师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渲染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项考试实在困难到不可思议。在陈水扁走进考场的 1973 年，当届律师高考的录取率只有0.87%。而这还不是最惨的年份，1982年，挑战律师资格的勇者高达 1786 人[3]，最后过关斩将的只有 6 个──录取率下跌到令人怆然泪下的 0.34%。无怪乎当年章孝慈投书《联合报》说：中华民国的律师高考，「迹近于选拔登陆月球太空人的方式」[4]，极端的不合理。 （附带一提，2018 年的台湾律师高考录取率是33.14%）
没错，律师一向都是高所得、高社经地位的行业，但大致从1960 年代开始，除了两个情况较好的年份之外，绝大部分时候台湾律师高考的录取率都在1% 到3 % 左右。换句话说，法律系在数十年前的台湾，是「出路」非常不被看好的选择，因为真的太难了，这个科系的毕业生多半没有办法通过考试，得到他们所企求的理想职业。
这样的情况，一直要持续到 1989 年律师录取率大幅提升之后才有了转变。两年后，台大法律系正式荣登一类组榜首宝座。此后，它的三个分组便长期独占一类组的前三志愿。不过 2018 年考选部实施律师考试新制，使2020年的录取率又跌回了6%──这会不会影响之后的大学法律系录取分数？让我们拭目以待。
热门科系跟台湾经济，作伙起飞
话说回来，那1970年代的文组考生志愿不填法律系，填什么呢？
当时的高中生毕业后，多半会想去念外文系、国贸系和会计系，使这些科系的排名快速窜升。之所以如此，其实也完全应和时代变迁的脚步──翻开台湾史，1970年的台湾正处于「出口扩张」政策的末尾。从 1960 年代中期设置的「加工出口区」开始，这座岛屿吸引大量外国资本，扶植起自己的制造业，并且在逐年扩大的对外贸易当中，赚取巨额外汇。
台湾的中小企业需要大量第一线人才，帮助他们跟外国人打交道、谈生意、敲算盘，创造出许多人才缺口。事业一旦有利可图，老板们自也愿意提出更优渥的薪资条件。就这样，能够在商场上发挥即战力的相关科系人才，「出路」变得无限美好，考生们趋之若鹜的结果，就是这些科系的志愿排序不断向上提升。
同样是在这个时代，电机系、机械系等等与产业发展能够接轨的科系，也逐渐在理组科系的排名战争当中占上风。
那个年代，台湾工业化转型的脚步正在加速迈进。越来越多工厂出现在城市里，除了吸引大量农村人口来到都市打拼、成为工厂劳动力之外，也创造了设备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台湾的制造业本身也不断在追求升级，从收音机组装等初阶的电子代工，到1980 年代第一座科学园区竹科，乃至今天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成为重量级角色（以及大家买不起的2330），都是这数十年技术力不断提升的结果。
在这整个漫长过程里面，电机系、机械系、资工系，乃至于更后来的光电系、材料系等等理组科系的人才培育，都与全国产业的升级密切相关；而这些产业本身所创造的巨大产值，也直接回馈到这些技术人才的薪资报酬当中，其结果便是「工程师」的身价变得令人艳羡，同时也让相关科系的分数跟着水涨船高。
如果教育是门有赚有赔的投资
这样一路看下来，我们不难发现大学校系的分数排名、人们对这些科系的评价与向往程度，很多时候都与时代大环境与就业出路的期待脱不了干系。
这样的行为模式举世皆然。 1960 年前后，经济学家Jacob Mincer等人陆续提出「人力资本论」（Human Capital Theory），把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定义为某种资本积累。从这个分析角度来说，付学费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基本上就等于一门投资生意，只要「投资得当」，你所付出的受教育成本，将会转换为有竞争力的专业技术能力，继而转换为企业获利，以及个人报酬。 [5]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若我们真的把教育视为投资，那么投资有赚有赔也是很正常的。说穿了，有没有「出路」，都只是对未来的假设，没有人能够确保这些承诺终将成真。
1950 末，在那个电机、机械等科系尚未强势崛起的时候，台湾的理组龙头其实是台大物理──搞纯理论的物理系，居然是当红炸子鸡？其缘由再简单不过：因为著名的物理学家李振道、杨振宁在1957年共同拿到了诺贝尔奖，带起一股物理学风潮。
当然，物理系会大行其道，还是有一些关于「出路」的务实考量，因为当年「去去去，去美国」的风气，台大数理科系的许多毕业生都到了美国的学术机构继续投入研究工作，对于那年代的理组学生而言，是颇为理想的生涯发展道路。
但规划是一件事，现实可能是另一件事。前《科学月刊》总编辑曹亮吉就是这股时代浪潮下的其中一员，他在1963 年考进台大数学系，随后赴美进修，并且一路看着在他前面毕业的同系校友们被各个研究机构所网罗。然而，等他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刚好告一段落，数理人才早已不再抢手，他也没有复制前人的模式留在美国，而是在 1976 年返回台湾教书。后来他便以自己的经验告诫高中生，热门科系可能是一种迷思，因为没有人能够真的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6]。
更近期的例子，大概是2000 年以后「两兆双星」的国家政策口号，一度使得生物科技的相关系所强势崛起，但政策发展的结果不如预期，当年因为看准趋势而抢读生科的学生，直到今日，还没有等到他们所期待的产业荣景。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案例，比如2003 年的SARS 风暴前后，台湾已有设置公共卫生师的倡议与讨论，《公共卫生师法》草案还在立法院通过一读，连带使得公卫科系的行情一度看涨。但这件事情终究搁置到 2020 年，才终于在 covid-19 的疫情当中重新引起重视，完成立法。如果当年的高中毕业生是为了「出路」才把公卫科系当作志愿，那么这个「出路」，一直要等到整整 17 年后才实现。
好出路，因时代也因人而异
总的来说，我们一般对大学科系的评价，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这个科系最终可能会带给你的实质报酬──但是，「出路」显然也不是人们在选择科系时的唯一考量，例如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也很可能觉得教育的真正价值，并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报酬。
你并不孤单。根据媒体报导，今年学测 74 级分的「学霸」高中生谢秉宏据说打算弃医从文，按着自己的兴趣去念历史。实际上这件事情也不算太石破天惊，除了前提的李敖、李弘祺，台湾历史学界的优秀学者，原本读医学、商管、资讯等其它科系的不胜枚举。
所有这些人对生涯进路的考虑，大概都与一般「投资报酬」思维很不相同吧，也许在他们的想法里面，真正有「出路」的选择，其实是把热情投入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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