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泉州市舶司与海外贸易
泉南书院2020-11-27 14:48
宋代福建的海外贸易发达，官府为了管理对外贸易，建立了市舶司制度。泉州自北宋时期设立市舶司之后，官府在对外贸易中获得较大的利益，为了确保官府的收入，宋代市舶司制度经历多次变化，由此可见当时朝廷对海外贸易的关注。
一、泉州市舶司的建立
宋朝在主要通商港口设市舶提举司，管理海外贸易。泉州初无市舶司，商人赴海外贸易，去南海者，必须在广州市舶司领取凭证；去朝鲜、日本者，必须在明州领证。由于每年只有一次顺风，从福建往广州领证后出海贸易十分不便，一趟贸易，往往需要多费二三年时间。有时遇到广州方面的官员故意刁难，商舶迟迟不得返乡。随着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地方官也要求在泉州设市舶司。《宋史·食货志》记载：“熙宁五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这是宋朝最早探讨在泉州设立市舶司的可能性。
其时宋朝廷在王安石的主持之下，注重各种能够给政府增加收入的方法，所以会有增设市舶司之议。不过，泉州主市舶司尚未建立，朝廷又有沿海各州设市易务之说，而各州设市易务，明显影响了广州市舶司的收入。
“七年令舶船遇风至诸州界，亟报所隶送近地舶司榷赋分买。泉福濒海舟船未经赋买者，仍赴司勘验。时广州市舶亏岁课二十万缗，或以为市易司扰之，故海商不至。令提举司究诘以闻。既而市易务吕邈人舶司，阑取蕃商物，诏提举司劾之。”“九年集贤殿修撰程师孟请罢杭明州市舶，诸舶皆隶广州。”
不过，这一政策是一时性的，各地要求发展对外贸易的呼声不容忽视。几经曲折，最终于“哲宗元祐二年（1087）十月六日，诏泉州增置市舶”。
不过，由于宋朝面临北方契丹、金国的压力，也要防止可作为武器的铁器输入北方，为此，朝廷严禁商人从海上至契丹等国；其次，中国的铜钱自唐朝开始流出海外诸国，成为国际流通货币，而宋朝铸币，成本高于其市场价值，所以，朝廷也要防止铜钱流出。在这一前提下，宋朝廷对海外贸易船只的管理也是很严格的。不过，尽管如此，由于市舶司管理走上正轨，对泉州的海外贸易还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然而，北宋后期，朝廷中新旧党争激烈导致官府的外贸政策长期摇摆不定。泉州市舶司，时建时废，自崇宁之后，泉州市舶司才趋向于稳定。不过，南宋初年市舶司又一次出现动荡。赵构登基的建炎元年，为了削减官府开支，一度"省诸路提举常平司两浙福建提举市舶司”。然而，市舶司其实能为官府增加财富。南宋时期，国家多事，财政亏空大，因此，虽有废除市舶司之举，很快就恢复。不过，市舶司也曾和其他机构合并过，泉州市舶司一度划归提举茶盐官管辖。随后又重建。
二、泉州市舶司的经营
泉州市舶司多次在被罢除之后重建，是因为泉州市舶司能够给朝廷带来较为可观的收入。建炎四年，当宋高宗逃到杭州、明州一带时，“命福建市舶司悉载所储金帛见钱自海道赴行在”。宋高宗以这笔钱赏赐手下官兵，稳定了军心。事实上，朝廷往往以重金复兴市舶司。建炎二年，为了振兴泉州市舶司，朝廷“赐度牒直三十万缗为博易本。以尚书省言市舶公私兼利，非取于民，自并归漕司亏失数多，市井萧索。土人以并废为不便故”。
为了鼓励番商来华，绍兴六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而能给政府增加收入的市舶司官员往往得到提拔。“其提举福建市舶，前官有以岁市乳香增数授贴职者，公至增至三十八万斤，不肯自言。”
度过南宋初年的不景气之后，泉州市舶司逐渐发展，渐可与广州市舶司并列。随着泉州市舶司的兴起，浙江的市舶司生意逐步消退，朝廷为了节省开支，于乾道二年“罢两浙路提举市舶司”。泉广市舶司给宋朝带来大量的财富。一般认为，南宋时期的泉州市舶司贸易超过了广州市舶司。
市舶司对商船的管理主要目的是抽解与和买，从中获取高额利润。“旧蕃商之以香药至者，十取其四。”如此高的税收，商人却无法拒绝，这是因为，宋代的市舶司制度颇严。
“舶至，帅漕与市舶监官莅阅其货而征之，谓之抽解，以十分为率，真珠龙脑凡细色抽一分，玳瑁、苏木，凡粗色抽三分，抽外官市各有差，然后商人得为己物。象牙重及三十斤并乳香，抽外尽官市，盖榷货也。商人有象牙稍大者，必截为三斤以下，规免官市。凡官市价微，又准他货与之，多折阅，故商人病之。舶至未经抽解，敢私取物货者，虽一毫皆没其余货，科罪有差，故商人莫敢犯。”
然而，在如此之高的税率下，有些官员还会想方设法收取更多的钱财。市舶司官员巧立名目，主要还是为了从中渔猎。官吏从中贪污太多，商人亏本，以后便会转到其他港口，或者不来。导致当地无商可榷。
可见，权势将领私自派船出海，搅乱了市舶司的秩序，朝廷不得不严禁文武高官的私船。另一方面，朝廷时常出台一些政策，减轻商人负担。然而，泉州市舶司在南宋中叶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海货来了以后，地方官员先搜刮贪取，又不给一分钱。所以，商船越来越少，供贡缺绝。许多船只都尽量避开泉州。官吏的贪污带来很大问题，就连一些番商也受到连累。为了扭转这一趋势，朝廷屡屡派出官员整顿泉州市舶司，颜延鲁任职泉州时，“凡阅三年，专以恤民宽属邑为政，始至即捐舶货，诸商贾胡尤服其清”。
嘉定十年，真德秀任泉州知州，他大力整顿市舶司，据其传记，真德秀未到之前，'‘时番舶畏苛征，至者岁无三四。德秀至郡，首宽之”，来泉州的蕃舶每年都有上升，后来达到每年36艘。总之，宋代市舶司的改革，体现了宋代“德治”的特色，也就是说，宋朝最注重的是选什么人去管理市舶司，而不是着眼于制度变革，或者说，制度的变革服从对管理者的选用。
总的来看，宋代福建是官营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它首先体现于官营企业的发展，其实体现于官府对民间工业和商业的管理，官府通过商业经营权的出租，获得极大的利润。因此，宋代官府的收入是历代政府最高的。对福建这样一个处于开发阶段的区域来说，宋代官营企业的大量出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不过，官府对各行业的税收过重，也使各行业的经营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个时代对商人来说，有利的一面在于：民间各种公益事业都有人管理，不利的一面在于：官府在某些领域管得过严，抑制了他们发展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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