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部地区深度贫困的农村社会,随着政府和社会各界大量“物的给予”和“能力提升”等“父爱式”的扶贫供给,大量绝对贫困者的户年人均收入纷纷跃过政府划定的“贫困线”,逐渐退出贫困行列。但实际上,退出贫困行列并非意味着退出贫困。据笔者调查,在这些暂时脱离贫困的人口中尚存在大量的返贫不确定因素,脱贫人口人力资本发育缓慢、社会排斥隐形传递、理性偏废等,都使他们之前的贫困在时间和空间维度得以继续隐形传递和发展,面临着贫困再生产的风险,使贫困者的发展呈现出高度的脆弱性。
悬崖效应,是指事物在变化的临界点(线)阶段或范围所发生的变化特征和结果[5]。这种现象具体到我国贫困人口发展的领域,则表现为前期在外部高福利政策和多种扶贫资源供给的基础上,贫困者的生活水平突增且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一旦他们失去这种“外部补给”后,生活水平则急剧下降,导致发展轨迹呈现“坠崖”式现象(见图1“CD”段)。“坠崖”式的发展轨迹在当地贫困治理进程中经常产生一系列并发的“意外后果”以及负效应,隐性驱动着贫困的再生产。
比较直观的就是能力贫困的再生产。在脱贫攻坚期,为加快补齐贫困者发展的短板和阻断返贫,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长效脱贫的机制。这种机制很好地解决了贫困者“匮乏”的问题,但却未能缩小其与非贫困人口之间的差距。现实中,这种差距却制造了当地脱贫人口贫困能力的再生产。一般而言,参与现代工业生产技能的缺乏或水平有限,会导致能力和收入机会的继续被剥夺。例如,一个被提升了种植能力的脱贫人口,在理想状态下,他坚持着脱贫前政府规划好的蔬菜种植生产实践,在图1“C”点以前,因为有政府亲力亲为的扶持,他们的种植能力表现和回馈的实现路径相当顺利,这种顺利不断正向激励着他们继续发展种植,而且不断自主提高种植的能力以获得更多的回馈,直到冲破临界点“C”,进而可持续发展成为与其他非贫困人口相竞争的能力。但是在“C”点以后,也即脱贫后,政府相应的扶植力量减弱,脱贫人口被迫自谋营生,自寻出路。面对那些规模化、机械化和智能化生产的种植产品,他们种植出来的产品量小质低,因此,他们种植能力的表现和回馈的实现路径就变得相当艰难甚至被中断。在理性计算后,他们不得不开始放弃这种生计能力,转而投向其他或退回原有的生计领域。实际上无论如何选择,对他们而言,都意味着之前政府精准扶贫人力资源的供给,实质上并未真正转化成他们谋生的可再生资源,他们依旧是能力的贫困者,因此导致能力贫困的再生产。
悬崖效应还带来一种更为隐形的贫困再生产,即观念性的贫困再生产。如在图1“C”点以前,即贫困者们享受高福利、政府大力脱贫攻坚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政府的高福利政策,以及外部福利资源的供给,双重福利叠加,使得贫困者轻松享受较高水平的生活。但脱贫后,这些福利也相应地从他们的生活中撤出。尽管部分“脱贫却不脱政策”的做法继续有所保障,但是与拿各种专项扶贫救助的日子相比,贫困者脱贫后的生活水平依旧大不如从前。随着福利的“余温”散去,他们不得不自主艰难地维持生活。此外,他们看到那些与自己曾经有着相似经历的绝对贫困人口依旧享受着高福利待遇,而靠自己的发展如今却举步维艰,生活水平反而不如贫困阶段时的水平,于是渐渐滋生了一些消极的发展观念,有些人开始放弃自主发展而依赖福利,甚至等、靠、要,自主发展的意志脆弱,由此引致观念性的贫困再生产。
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作者:高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