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90后”“广场舞大妈”“理工男”“小姐姐”……当下，越来越多的群体被贴上标签。

与此同时，社会中还产生了“逆向标签化”现象。那些认为看到小贩逃跑，就觉得城管一定又在暴力执法的人，无形中就成了“逆标签化”思维的俘虏。

网络时代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强弱关系，使原本被固化的强弱关系得以重构，产生了“逆向标签化”现象。

传统意义上的“标签化”主要指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在言语行为上的轻慢或贬损，是一种情感、认知上的阶层偏见。借助网络技术的赋权，弱势群体由此实现了权力天平向自身的倾斜。由于在规模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弱势群体能够在网络上汇聚成一股声势浩大的舆论力量，对强势群体迅速“围观”，形成“倒逼”之势。

当前，一些人对强者的污名化和对弱者的美化已然成为一种常态，并且身份（官员与平民、富人与穷人、警察与平民、城管与小贩、老师与学生、医生和病人等）对比越显著，“逆向标签化”越明显。

除了直接采用既定的认知，人们在特定的公共事件中还常常通过二次创作进行逆向标签化。如果涉及强弱身份的对抗，人们会通过联想叠加的方式将相似议题重新挖掘出来，以证明事件并非偶然发生，而是长期的社会问题所致，将该特定事件予以标签化。

可见，在特定的公共事件中，众多网民往往会先入为主地将该事件与相似议题进行关联性联想，给事件贴上特定标签，构建二元对立话语模式，以网络流行语的方式沉淀于公众的集体记忆中。标签在此充当了“弱者反抗的武器”，演变为一种社会抗争的策略。

反向化是逆向化的一种极端方式，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差别。如果说，逆向标签化主要是对强者的污名，那么反向化则是对弱者的美化，甚至当弱者的行为已经违背社会公共道德甚至触犯法律，公众也会选择性忽视，这反映了对主流价值观的背离。

反向标签化折射出当下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渐凸显，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公众关切多，需要解疑释惑的事情多。此时，强者和弱者的形象都将被标签化和符号化，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公众关注的焦点往往不在于事件的真假，而在于情绪的宣泄。弱者对强者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反抗，多被诠释为社会正义行为，产生“反向标签化”现象，这将进一步造成阶层割裂，导致底层暴力崇拜。

标签的圈层化刻画了不同的群像，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话语框架，在现实中也时常会出现强弱框架相互借用的情形，如有学者使用“框架借用”概念对处于同一境况下的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两类群体的维权框架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失地农民会通过借用知识精英的话语策略以建构自己的维权框架，形成草根型框架借用；同时，知识精英也会利用失地农民叙事框架中的“弱势”特征形成精英型框架借用现象。

还有的学者对知识群体的框架借用现象进行分析，发现知识群体处于“层中层”的尴尬境地，在维权时倾向于把自身标签为弱者身份，并借助底层框架形成身份与行为的反差以增强戏剧效果。

与草根型框架借用相反，有些事件呈现精英型框架借用现象，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2012年10月初，一段“民工工资讨薪新闻发布会”的视频在网络发布，视频中的发言人“苗翠花”模仿外交部发言人发布讨薪“檄文”，要求欠薪部门兑付工资。视频中“苗翠花”的任务是扮演发言人，照着预先写好的讨薪稿念，另一位农民工扮演“讨薪社记者”，“讨薪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引发舆论关注。

诸如此类的事件“在视觉形式上打破了我们经验系统中关于新闻事实的原初想象，颠覆了原有经验系统中符号构成及其认知框架，同时赋予了画面一种强大的戏剧性内涵，因而意味着一个耐人寻味的视觉‘刺点’”。

首先，权威部门应第一时间发声，缩小随意命名的空间。当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境外开始蔓延的时候，有些归国人员被标签化为“建设家乡你不行，千里投毒第一名”。这类言论和行为伤害了同胞感情，在此情形下，打破“标签化”的首要工作就是官方及时“发声”，阻止公众不必要的联想，尤其对以人名、地名、职业、族群等带有强烈偏见的命名方式进行纠偏。同时，“尽快对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并将真相告知公众，在标签所形成的‘污名’没有被固化为刻板印象时，消除标签的影响，化解公众的疑虑，避免被演化成社会娱乐化元素和公众集体记忆”。

其次，平衡报道与多元化信息的呈现。这就要求媒体秉承专业化的报道精神，避免报道的情感化和片面化。避免偏见的产生，媒体在操作程序上要遵循一些标准化规范，如：避免先入为主，所有信息必须经过精心核查，在叙事时少用形容词和副词，多用数据和证据来陈述；避免自我道德化，煽动情感误导公众；要多角度进行平衡报道，让新闻中所有利害相关者都能得到确认，保证事件的各方代表或当事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在利益取向上，要避免“标题党”出现，不能明显偏袒某一方而忽略另一方。

除了大众媒体的平衡报道外，破除“标签化”还需信息的多元化呈现，避免“信息茧房”效应。在自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用户虽然获得了极大的信息搜索便利，但对信息的选择权容易被算法技术所左右，这将加强“圈层化效应”。有研究表明，对社交媒体的交流如果根据个人偏好和阶级属性建构，非但不会拓宽我们的交流范围，加深我们的理解，反而会强化既成的社会等级和封闭的社会群体。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也应完善现有的算法逻辑，既要有个性化推荐技术构建同类信息，也要向公众提供多样化的观点，并引导公众独立思考，避免陷入“信息茧房”和“回音室”中。

再次，加强扩展性接触。标签化作为一种解构主流和对抗精英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阶层矛盾引发的，如果缺乏足够的流动机会，会造成社会怨恨，产生仇官、仇富的情绪。扩展接触和平等交流是减少群际割裂的有效方式，如果所属群体中有人在外群中有朋友，或者结交了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朋友，这可以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打破圈层的刻板印象，从而增进理解，减少心理隔阂。因此，只有不断优化我们的社会结构，从源头上缓解底层情绪，才能减少标签作为抗争符号产生的土壤。

最后，建立协商对话的机制。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除了在第一时间发出权威声音，避免随意命名外，还需努力搭建公共平台，引导各种声音协商对话，打破圈层效应，这既可以优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高公信力，也可以减少阶层隔阂，促进社会和谐。

因此，打破“标签化”现象，治本之道在于完善公众的“四权”保障机制，拓宽制度化参与渠道，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增强协商对话能力。事实上，只要引导得当，公众并不是带有偏见和恶意的“乌合之众”，而完全有可能在理性对话中形成公共领域和“意见自由市场”，使得群体走出圈层标签和阶层偏见的泥潭，最终回到协商对话的轨道上来。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 《人民论坛》6月上作者 |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郭小安

新媒体编辑 | 王思楠

原文责编 | 银冰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