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
知行瑾瑜2019-12-05 15:58
曾经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否则就得饿肚子。后来，人们开始八小时上班，八小时睡觉，八小时吃饭喝酒聊天看电视。再后来，年轻人离开了电视，迎来电脑、手机，创作、回复、分享已成为后面八个小时的主流，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非工作时段已经由消费者、接受者转变成一个内容的创造者和分享者！这就叫认知盈余！
维基百科、百度百科、Linux系统、微信、知乎、豆瓣……这些伟大的创造都来自认知盈余，而这也只是对我们的“认知盈余”极小部分的运用。如果更多的盈余被开发出来，那么这个世界将变成什么样？
一、自由时间积累成认知盈余
什么是认知盈余？这要从自由时间说起。当社会步入工业化，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后，人类开始有了自由时间。一个受过教育或有特殊技能的人，如果适当利用这段自由时间，即可产生不弱于工作时间的价值。而庞大的潜在人群，在机会和分享欲望的推动下，运用便利的工具和新颖方式，发掘利用累积起的自由时间，则可能产生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与效应作者称之为认知盈余。
杜松子酒
想象一下，你从农村进入城市，整天在工厂辛苦工作，下班后终于有点自由时间了，你会做点什么呢？工业革命的鼻祖——英国最初进城的那批产业工人选择了杜松子酒。那时伦敦的街头随处可见卖酒的小推车，这种酒口感不错，容易醉，比啤酒包装有型，又比葡萄酒便宜，于是产业工人下班后就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喝醉后还有小旅馆出租价格低廉的草席供人休息。可见是工业化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人们突然多出了一些自由时间，这样某种公民盈余出现了。
电视土豆
公民盈余在工业化之初让人们享受起杜松子酒，那么后工业化时代，在人们更有钱、更有时间、更长寿时，大量的公民盈余会用来做什么？
它们被消耗在了一个你我都熟悉的事物上——电视，电视剧、新闻、脱口秀，当然还有广告，人们什么都看，而且根本不需要知道电视播放什么，人们就已经决定看电视了。过去50年中，人们用于看电视的平均时间每年都在增长。仅老美一国人民，每年花在电视上的时间大约是2000亿个小时，而编辑整个维基百科的时间不过是区区一亿个小时。
自由编辑
终于来到了互联网时代，你不是在电脑前，就是在手机前，那么多不工作的自由时间，你又会做什么呢？要知道电视两端的人地位是不平衡的，拥有电视、电台的人可以决定向终端前的人说什么、展示什么，反之则不然。但是，电脑这些智能设备就不一样了，你既可以消费数字内容，也可以创造内容、分享内容。
大笑猫
在国外大火的“大笑猫”就是这么产生的。发一张可爱的猫咪图片并加上一个可爱的标题，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维基百科
一大群有着专业素养的人，自愿参与讨论、编辑一部百科全书，就这样维基百科产生了。
Ushahidi
肯尼亚一场有争议的选举使得国民陷入针锋相对的境地，一位活跃人士在自己的博客上记录了一次暴力冲突，并邀请读者将他们见证的其他暴力行为分享出来。大量的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后来她发起搭建了一个平台——Ushahidi，因为平台比媒体的信息量更大、更实时、报道范围更广，它的影响力非常大，甚至迫使政府改变了执政态度。
为什么人们会自愿参与这些活动，这来自于人们喜欢参与、创造并分享的动机。比如“大笑猫”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寿命虽然都很低，但是它传达了一个信息：你也可以参与进来玩这个游戏；虽然，这是一种低质量的创造，但它仍然是一种创造；而且分享才是愉悦的来源，没有人创造一个大笑猫是为了给自己留着。
全新资源
大规模是认知盈余效用的前提。在巨大的基数下，无论多微小的变化都能累积成巨大成果。当群体足够大时，不可预知就会变得可以预知，比如拿着相机的人目击全球性大事的概率就非常大。早在911事件之时，主流媒体采用的就是现场的普通群众拍下的照片。曾经依靠专业摄影记者记录的新闻报道，越来越被普通人取代。
彼此协作：全世界受教育人口累积起来，每年超过一万亿小时自由时间，公共媒介的发明和扩散，使得普通群众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过，要想将资源发挥相应作用，我们必须学会彼此协作。
二、工具赋予可能性
参与、创造、分享的动机人们古已有之，除了时间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工具，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可能。
2003年，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决定重新开放可能有疯牛病的美国牛肉进口，消息一经披露，韩国民众开始公开抗议。这次抗议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半以上的抗议者都是青少年，特别是十几岁的小女孩。这些小女孩按理说对这种话题不会太感兴趣，那么她们为什么跑来抗议呢，因为“东方神起”。东方神起是韩国一个偶像男子乐团，但他们并未发出任何倡议，这些女孩只是因为在东方神起的网站上聊天，聊到疯牛病这个话题，大家变得焦虑，心怀愤懑，所以就上街游行了。
新方法解决老问题
交通拥堵是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很难从限制车辆、拓宽道路的老办法上去考虑了，而是要从出行效率上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把出行车辆的空座位都坐上人，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车辆出行了，我们可以通过信息的发布与接收，协调撮合司机与乘客彼此间的需求，就能提高出行效率，减少拥堵。我们知道Uber、滴滴、易道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
古登堡经济原理失灵
传统媒体模式即一帮专业制作人为大量业余的社会用户服务。
这种模式的经济和制度逻辑实则来自古登堡印刷机发明的年代。我们知道，15世纪中叶，德国的一位印刷商古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使得书籍由珍贵无双的手抄本变成了大批量印制生产。那么，书商就需要知道哪些书是读者喜欢的，可以出版的，否则就会赔本，所以就有了选题、论证、编排、印刷一整套流程，发表文章需要获得出版商的许可后才能进行。但网络改变了这一模式，只要你按下发表键，就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和看法，而且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
作为社会连接组织的媒体
媒体曾经代表着“某种由专业人士创造供业余人士消费的东西”。而如今媒体的内涵，已经变成社会的连接组织，包括公共媒体和私人媒体。数字网络不断增加着所有媒体的流动性，原本只能在单向公共媒体（书籍和电影）和双向个人媒体（如电话）间进行的选择，如今扩展出了第三个选项：从个人到公众的可延展的双向媒体操作。它其实囊括了经济学的转变，每个人都在付费，每个人都得以使用，这种后古登堡经济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所见的慷慨、公开、有创造力的行为提供了便捷的方式。
工具赋予行为可能性
我们拥有大量空闲时间的原材料，以及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便捷、随处可用的工具，这是认知盈余发挥作用的土壤。虽然并不是这些工具塑造了我们的行为，但是工具赋予了我们行为发生的可能。曾经的媒体世界里，我们像孩子安静地围坐成一圈，吸收着圆圈中央大人们为我们提供的一切。但现在它已经让位于一个新世界，大多数的交流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的，都以某种形式为任何人所用。
那么，到底是什么激发了这些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开始参与到媒体活动中呢？
三、无酬的动机
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那些无偿花费很多精力于某项任务上的人简直是“脑子进水”，但在现实中，这种现象却比比皆是，而且他们很开心！
歌唱家乔希·葛洛班的粉丝为了送偶像一份有意义的生日礼物，他们首次尝试以葛洛班名义募捐并成功地募捐到1000美元。后来，慈善募捐就成为葛洛班之友的班务之一。他们自己设计了网页，拍卖葛洛班之友捐出的东西。参与人越来越多，涉及到的资金也越来越庞大，就成立了“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要知道运营“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参与者不仅没有报酬，还会搭上自己的钱。那么他们为什么会积极参与这件事？
热爱胜过金钱
著名的搭积木的实验有助于阐释人类的动机。一组实验者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报酬的许诺，另一组则提前被告知搭建成功会获得报酬，结果当两组人员再次被要求参与搭积木实验时，无报酬的一组比另一组明显更有热情也更加投入。这个实验证明了一个心理学理论，动机分为两大类，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内在动机能让行为本身就成为一种回报。
内在动机是一张包罗万象的标签，把人们可能从一项活动中获得的或基于活动本身的回报所造成的各种激励因素聚集在一起。德西把两种内在动机标注为个人的：自治的愿望（决定做什么、怎么做）和有胜任感（能够胜任所做的事）的愿望。制作网站能够打动一众参与的人，就是因为“我自己完成了一件事”的感觉比“请专业人士替我完美地完成了这件事”好得多，因为那隐含着胜任感，而胜任感最容易产生于处于能力范围边缘的工作。
成员资格和慷慨
哈佛大学教授尤海·本克勒和纽约大学教授海伦·尼森鲍姆在观察了一些参与性例子，尤其是同伴们通过分享进行的软件开发——开源软件的例子后，认定社会动机（对成员资格和共享的渴望）能加强个人动机。新的传播网络鼓励成员加入和分享，人们在内在动机和社会动机的共同作用下，分享的愿望被极大增强。新型组织通常使用的业余爱好者的设计环境，能够比专业设计师的设计更好地创造成员环境和归属感，而组织表现出的感谢与敬意，也激励着人们，赋予他们更强的动机。
业余爱好者对事物的热爱动机能够促进他们之间的协作，而且在地理范围上几无限制。莱纳斯·托瓦兹第一次为创立Linux操作系统软件而寻求帮助时，他收到的回复虽然不多，但却来自世界各地。而我们所熟悉的各种“字幕组”也是全球性的。
放大渴望的反馈循环
曾经我们的一些业余爱好因为找不到同伴而被轻视、压抑，但如今的社会化媒体环境下，无论你喜欢什么都可以找到同行者。很多特殊团体内部关心的东西，在外人眼里似乎毫无价值，但对于他们来说，那些东西却是最有意义的。他们通常热衷于寻觅同类人，与之交流。比如，FanFiction.net上的网民，热衷于创作同人小说，最富创造力的当属哈利波特的同人小说，目前已经有50万个哈利故事，故事长度也几乎与J.K.罗琳原著小说不相上下了。
如果新的交流工具能够允许我们释放压抑的愿望，效果就会像酒塞爆出一样，我们潜在的对自治和胜任感的满足也会释放出来。在一个反馈循环中，个人动机和社会动机可以互相放大。
不过，如果你只是假装给人们提供一个内在动机的宣泄口，实际上要把人们塞入已经设定好的框架内，你可能会遭到人们的反叛。
四、活跃者为我们创造机会
拥有时间、工具和动机之后，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这个东风就是机遇，那么机遇从何而来呢？一些活跃的先行者的探索和创造就是其中的答案之一。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的先行者，我们给彼此创造机会。
麻省理工经济学家埃里克·冯·希佩尔认为，所谓“领先用户创新”并不是由产品的设计者，而是由产品最活跃的使用者来推动的，使用者完全可以将该工具以一种设计师从未想到过的方法来使用，而这往往来自一个协作小组的探索和改进。
20世纪70年代，一群孩子将干涸的游泳池变废为宝，他们自称西风少年，在空荡的泳池里他们能够玩出很多新花样。在一次比赛后，他们的视频风靡全球，进而掀起了滑板热潮。同样，印象派画家团体，也经历过相似的过程。在追求个人目标时，深切考虑并支持他人的追求，这种能力是人类生活的根本。
社会生产：陌生人免费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如果你已经离不开互联网，请感谢布莱恩·贝伦多夫这个人吧，他是Apache的元老级程序员，Apache是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Web服务器。Apache的计算机代码就像哈利波特同人小说一样唾手可得，Apache许可证规定，包括创建者在内，任何人都不能阻止Apache的各种版本继续以免费的形式流通，这是为了保证任何对Apache有改进的人都可以轻易将其免费分享。Apache项目吸引了一群不可思议的人才，有人修补缺陷，有人更新版本，它的不断进步得益于协作群体的存在。
当一件事复杂到单人无法完成时，就需要团队来承担。驱动一个团队承担复杂任务的初级机制有两层，第一层是私人部分，即为团队支付满意的报酬，这是公司的方法。第二层是公共部分，即使没有任何钱，团队仍然愿意为了崇高目标和责任感而努力，这是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方法。而驱动团队生产还存在第三层机制，团队成员完成其对价值的创造，以及相互间的工作协调，这是朋友和家庭的方法。这种机制将我们的自由时间和特殊才能汇聚在一起，共同创造，做有益之事的能力的增强，构成这个年代巨大的新机遇之一。谁能充分利用这一机遇，谁就能改变人们的行为。
新机遇与旧成功
在人类动机这个问题上，可以参看这样一个案例。有一款音乐软件叫Napster，可以将自己的音乐列表，免费分享给朋友，这款应用很快火爆，吸引了数千万的用户。于是，舆论出现两种观点，一个是认为年轻人道德败坏，无视知识产权，另一个认为年轻人太满怀分享精神了，但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
Napster得以在年轻人中流行，既不是因为他们比前辈更有犯罪倾向，也不是胸怀伟大思想，只是因为数字化资源无需花费边际成本就可以无限复制，分享足够容易，人们很乐意分享。而且，开发者利用正确的激励方式，设计出了一个程序，将前两个愿意连接了起来。它只是通过正确的激励方式，将新的机遇与旧有动机结合起来了而已。
另一个案例，美国在战后婴儿潮后出生的那代年轻人，被认为是懒散，堕落，毫无斗志，被贴上了X一代的标签。直到20世界80年代，这代人进入工作领域，开始办公司，加盟创业企业，成为了社会中坚。为什么人们的判断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这是因为人们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机遇。1987之后，美国经济由起伏不定陷入到全面衰退。在大萧条时期，人们毫无机遇可言，自然看上去比较颓废，而萧条一结束，机遇与前景立即变了。所谓天生代际差异是流行文化经典中最没有说服力的一个概念，就如我们经常说的80后、90后一样，代与代之间有别，但机遇造成的不同远大于人之间的不同，事实上人性改变起来其实是非常缓慢的。
社会感染：协作的螺旋
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有这样一则新闻，三名年轻人厌倦了国家的政治分歧和无法保证基本生活水准的无能，受到街头抗议律师的启发，决定动员人们上街清理垃圾。他们通过Facebook召集同行者，一旦人手充足，他们就会于星期天出现在当地的一个公共场所收集垃圾。起初市民只是旁观，但随着这群人反复出现，市民们逐渐加入，影响力越来越大。事实上他们不只清理垃圾，也将积极的公民参与展示给认识的人看，这些人再展示给他们认识的人，如此一层一层传递下去，就产生了社会感染。
如今互联网成为一个制造机会的大机器，以前所未有的省钱省力的方式，为小团体创造新社会，同时向潜在参与者渗透。新工具赋予我们新的能力，继而又使我们能为彼此创造新机会。
五、创造慷慨文化的时代
文化是驱动人们产出认知盈余的另外一大动力。文化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拥有无可替代的深远影响。而我们现在则处于一个创造慷慨文化的时代。
父母在接孩子时迟到，自然而然会增加日托中心的困扰，所以有的日托中心，设立了惩罚制度，迟到10分钟以上的家长，将会被罚款。这一举措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迟到的家长达到此前的三倍。后来，日托中心撤销了罚款制度，但迟到人数仍然未回落到以前的水平，看起来似乎有悖常理。事实上家长接受罚款制度后，日托在他们心中就由共享事务变成了赤裸裸的付费交易，老师的时间就是商品，罚金就是交易价格。即使制度撤销后，家长们仍视日托中心工作人员就是可以拿钱来交换的人，而不是受人尊敬的老师，故而该迟到就迟到，缺乏之前的愧疚心。这种由新制度而引发的最终改变的是文化，它的影响比惩罚制度更加持久。
文化是一种协调工具
1645年，英国的一群大科学家，包括罗伯特·博伊尔、罗伯特·虎克、克里斯托弗·雷恩等，组成了一个叫做“我们的无形学院”团体。无形学院是相对于牛津和剑桥那样的大学而言的，他们没有固定的集会地点，只是通过互相通信和不定期的会面来研讨、交流，他们有一个清晰而透明的交流准则，当一个成员公布自己的实验成果时，其他人不仅要知道结果是什么，更要知道实验是如何进行的。短短数年间，“无形学院”的数位成员就在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和光学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他们猛烈地抨击了那些炼金术士们，后者各自为营，对自己的方法和成果基本保密，描述实验时也都是含糊不清。因此，炼金术士们是不可能借鉴到别人的成果的，也不可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驱动“无形学院”成功的其实既不是工具也不是远见，而是文化，这种在科学界创造、分享、进步的文化驱动了现代科学的进步，也是现代科学制度的基石。
知识共享的前提
知识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具兼容性的东西，但是要想利用它，还需要具备一些条件。法国经济学家多米尼克·弗瑞指出，这些条件分别是：社区规模的大小，共享知识的成本，被共享知识的明晰性，以及接收者们的文化规范。
第一个条件是社区规模的大小。知识不同于信息，知识只存在于那些能够理解它的大脑之中。能够理解“生日快乐”歌词的社区显然要比能理解梵文诗歌的社区大得多。一个社区里能理解某种特殊事实、方法或故事的人越多，该社区的人们合作运用这些知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第二个条件是共享知识的成本。当印刷降低了制作和保有书籍的成本时，能够阅读小说的人数就会大大增加。曾经，电报的普及将国际新闻带进了地方性报纸。如今，互联网正在降低的不仅是文字，也包括图像、视频、音频、原始数据等数字化东西的传输成本。
第三个条件是被共享知识的明晰性。人们会以配方的形式交流烹饪技巧，是因为它能把食材和步骤全部罗列出来，任何人看了，都能很快理解它的内容。简明的配方形式，比同样内容含混的表达更能加速团体中的知识共享。社区规模的增大，共享成本的下降，清晰度的增加，都使得知识更加兼容。
第四个条件即是文化规范，即一个社区关于事物如何运行、人与人之间关系如何协调的一套共享假设。要想真正利用兼容性，一个团体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了解它的成员在想什么，成员之间必须相互了解，为社区的人提供身份认同感。
业余参与带来的归属感
阿凡尼尔是多伦多瑞尔森大学的新生，第一学期，他修了一门化学导论课程，这门课很难，他加入了Facebook上一个学习小组，担任小组的管理员，最终，他们班有146位同学都成了学习小组成员。学期末，化学老师在Facebook上发现了这个小组，并把阿凡尼尔告到了学校，学校对他提出146项学术指控，学校认为学术不端准则里说过，如果本应该是个人完成的任务，而学生却一起完成，就叫作弊，不管是用Facebook，还是传真机。阿凡尼尔提出了申辩，Facebook只不过是校园的延伸，大家在小组学习和在教室学习没有任何区别，如果这也算作弊，那么私人补习、导师带学生都算作弊。最后，学校把阿凡尼尔在参加学习小组期间取得考试的成绩降低了等级，但并没有开除他。
诚然，学校的指责并非全无根据，的确会有人抱着搭便车之心加入学习小组。但是，对更多人而言，他们极有可能在小组中产生归属感和慷慨感，创造和分享的动力也就更加强烈。
同病相怜
“同病相怜”（PantientsLikeMe.com）是一家网站，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的功能是让患有相同慢性病的病友分享信息，相互帮助。他们不仅与病友互相学习，交流经验，提供道德支持，还让自己作为医学研究人员的实验病人，为科研贡献力量。曾有一位病人的医生告诉他巴氯芬一天最大的剂量是10毫克，但他服这个药14年，收效甚微，后来在“同病相怜”上了解到一些和同病病友的服用剂量高达80毫克，并且没有任何副作用。于是他向医生建议增加了剂量，最终效果很好。“同病相怜”用户们的观念正在发生重要转变，从医疗工作者持有专业信息，病人听医生的文化规范，转变到一种通过分享，人人受益的规范。
“同病相怜”的故事阐明了我们在社会化媒体使用中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就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利用认知盈余来创造真正的公民价值。、
六、从公用价值到公民价值
个体的满足与群体的行为动机
情绪是人类行为的出发点之一，所有的群体内都存在情绪化因素，事实上，正是这些情绪使群体得以聚集在一起而不致分崩离析。一个追求目标的群体，必须在自身的效率与成员的满足感之间寻求平衡，业余群体则对成员的内在动机有更大的依赖性。
沙发旅行与粉色内衣
我们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中曾经介绍过“沙发客”，沙发客其实是一种社交网络，在需要短期住宿的人和愿意提供住宿的人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它以真实档案与照片等注册信息，使人们得以尽可能了解将投宿的陌生房主，保证旅途投宿的安全。如今风头正劲的Airbnb，运用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2009年，印度一个原教旨主义组织突袭了一个酒吧，将酒吧里喝酒的的女性驱赶到大街上。这个组织的头领宣称那些女人参与了不道德的活动，饮酒、穿着暴露、与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混在一起，这起攻击事件给妇女们带来恐慌。一个本地公民娜莎·苏珊决定回击，她创建了一个Facebook群，在群里公开袭击者头目的邮政地址，号召人们用粉色内衣将其淹没。苏珊的这次运动确实达成了用内衣淹没袭击者办公室的目标，很多内衣上都写着对抗性的语言。这一行动影响深远，女性以她们的共同努力，让政府注意到了这件事，也为前卫的喜欢泡吧的女性提供了一个表达的渠道。后来，情人节时，原教旨主义组织被逮捕拘禁了三天，以防止袭击重现。
“沙发旅行”和苏珊创立的妇女联盟都为女性提供了规避风险的方法，但两者又大不相同。“沙发旅行”是一种公共资源，价值主要面向其参与者。苏珊的组织是一种社会干预行为，致力让印度变得更安全，受益对象不仅是参与运动的女性，也包括所有想从威胁中解脱的人。
个人、群体与自由
如今，人们在共同努力和公开行动方面拥有了更多新的自由，这让个人满足感大幅提升。但社会层面价值让人们更关心，我们的认知盈余是如何得到利用的。从大笑猫，到开源软件，再到Uahahidi,我们可以预见这种价值从个人扩大到社区、公众和社会后的规模。而分享形式按规模不同可以划分出大概四种主要形式：个人分享、公用分享、公共分享、公民分享。
个人分享是最简单的分享形式，参与者和收益者都以个人身份参与分享活动，从彼此的分享中获益。可能有的分享价值微不足道，比如分享大笑猫的图片，但在拥有20亿潜在提供者和潜在用户的环境下，任何微小的价值的广度都是巨大的。
创造公用价值则更加复杂，其参与性更强，在一个协作的群体之间进行，要求成员有更多的交流，这一价值仍然只局限于参与者内部。
公共价值，是协作群体积极尝试创造公共资源，它与公用价值一样需要广泛的交流，但要求参与者更为开放，许多开源项目创造价值即属此类。
公民价值在开放性方面类似公共价值，但是对于致力于创造公民价值的团体来说，改良社会是他们显著的目标。苏珊创立组织的目的并非只为自己的会员，而是改善所有印度女性的自由。
我们可以利用共享的认知盈余，我们可以建立许多无形的学院，为创造更多公共价值和公民价值工作贡献。然而，公共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创造需要其核心参与团队的承诺和辛勤努力，还要求团体进行自我治理，限制娱乐元素干扰，专注处理复杂的任务。完成这一工作的过程并不容易，也不会一帆风顺，因为我们作为人类，无可救药地想满足个人的需求，又想实现集体的效率。全心全意为社会或公众服务的团体很难长久维持。如何创建和维护这样的群体，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寻找鼠标，世界是“闲”的
自由时间是一种资源，它随着每周40小时工作制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大幅增加，教育机会增多，社会繁荣昌盛，自由时间继续增长。仅仅是积累起来的自由时间，还不足以构成认知盈余，因为我们缺少使用它的手段。方式、动机和机会三者的融合，从累积的自由时间这个原料中，生产出了认知盈余。
革命的悖论
古登堡印刷机最初印制的最惹眼的作品是天主教的赎罪券。在教义中，赎罪券是可以被用来豁免炼狱之苦，可见印刷机就是用来加强教会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工具，但事实恰好相反。赎罪券赤裸裸的商业用意，激怒了马丁·路德，他掀起新教改革运动，让教会陷入危机。看似能巩固那个年代社会结构的工具，反而起了颠覆作用。这就是革命的悖论。新工具所提供的机会越多，任何人可以从之前社会推断未来的可能性就越小。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的状况也是如此。
运用认知盈余三阶段
如何提高我们运用认知盈余的可能性，要分为三个阶段：创造新机会，应对早期的成长，以及根据用户不断带来的意外做出调整。起步时，最好从小做起，多问问为什么，把自己放在使用者的位置上。成长时，一百个用户比一千个用户都棘手，关键是最初吸纳的用户能够体现正确的文化。后期要不断调整，不断学习。记住，只有积累了足够的价值，群体才会容忍治理。要尝试任何事，尝试每件事。
结语
你花了大把银子雇了一大帮聪明人，他们却在工作之余热衷于给其他产品加火添热，甚至态度、热情都好过对你，你是不是很心塞？
这就是认知盈余的魔力，一个在新时代创造伟大作品的源泉，认识它、理解它、利用它，将心塞还给别人，甚至你可能连大把的银子都省了，可能吗？君不见，创客们的开源研发还需要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吗？
要知道这个时代，小朋友都会去电视机后找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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