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陆步轩恐怕是中国最著名的“屠夫”。 这些年他遭受无数非议,但看透世人眼光的他不顾他人非议,潜心卖肉事业,身家上亿。
陆步轩,恐怕是中国最著名的“屠夫”, 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来却在长安县街头,卖猪剁肉为生。
这些年,他曾遭受无数非议,也曾在“北大毕业生”与“长安县屠夫”身份之间苦苦挣扎,落魄陈述:“命运不掌握在我手里。”
好在最终,他看透世人眼光不过是过眼云烟。与其囿于他人的“声音”,不如放下成见,在真正适合自己的领域,把事情做到极致。
而今,53岁的“北大屠夫”陆步轩仍在卖肉,身家上亿。
陆步轩的前半生中,有过两次“高光”时刻。
第一次,是真正的高光,1985年,他以长安县文科状元的身份,从一个文盲家庭考上北大。
那时,村里人见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了不得”,有文采些的,会贺一声“文曲星下凡”。
在乡亲们看来,天子脚下读书,高官厚禄,加官晋爵是他的未来。一向拮据俭省的陆父在村里整整摆了两天酒席,庆贺儿子的光明前途。
而第二次高光,是“高曝光”。
从1999年开始卖肉,默默无闻4年的他,在2003年夏天被记者发现。
“北大毕业生当街卖肉”的报道,引来无数猎奇的媒体。
镜头下,站在猪肉档里的陆步轩,穿着脏旧的跨栏背心和被油渍染成咸菜色的短裤,留给众人一张颓唐面孔。
他的父亲从村里赶来,气急大骂:“供你读大学,不是让你卖猪肉的。”
原来去他家吃过宴席,夸他了不起的人,开始说:“那个上北大的混得不行,现在摆摊卖猪肉了”。
记者问他:“现在这样,你烦闷吗?”
在提问者的预设中,陆步轩的烦闷,应该来自“猪肉佬”身份。而事实上,“北大毕业生”才是绑在他身上最沉重的枷锁。
2013年,毕业24年的他受邀回母校演讲,开口第一句话是:“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截至2019年,陆步轩为母校捐出的款项,已经累计9亿元。
“我的学问比你们都高。”
陆步轩说出这句话时,19岁,正读高三。他跷脚坐在讲桌上,睥睨全班师生。
那时没人说他狂妄,因为陆步轩的确是这所普通高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
高考结束,陆步轩收到西安师专的录取通知书。他是当年学校唯一考上大学的人。
在那个年代,迈进大学校门,意味着可以成为吃国家饭的公家人。
但陆步轩把通知书撕了。
“我有个亲戚在国防科技大学读书,他父亲总跟我父亲炫耀,我心里不服,坚决要考更好的学校。”
复读的一年,对陆步轩来说,是背水一战。
不论是夏日蚊虫成灾,还是冬日滴水成冰,他都未曾懈怠,无人教授,全靠自学。
功夫不负苦心人。1985年盛夏,农村男孩陆步轩的名字出现在红榜顶端——长安县高考文科状元,陕西省第14名。
这一回,他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入京第二天,他专程去天安门拍下一张照片,和平安书一起寄回家。北京和北大,寄予了陆步轩改变命运的厚望。
只是开学不久,他身上的骄傲,逐渐成了自卑。
班里21人,都是各地状元,城市同学的见识视野远高于他。宿舍夜谈时,室友聊哲学,陆步轩插不上话,第二天,好强的他早早起床,去图书馆借来一本《通俗哲学》“补课”。
大学四年,陆步轩在不断地学习与“追赶”中度过。读书、上课、听讲座,再与朋友们交流讨论。
提起当年,陆步轩说:“那时候我们是天之骄子,我们觉得文科生能改造社会。”
然而北大4年,对他而言,最终只是未名湖畔梦一场。
未名湖
毕业前自视甚高的他拒绝了一所学校的面试邀请,而毕业后分配的错位,直接让陆步轩重新回到县城。
“我的派遣证开到西安市人事局,参加二次分配。几十个日夜里,我骑着自行车挨个单位去敲门,最后被分到快要破产的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我上午报到,下午就走了,一天都没干。”
最终,陆步轩以临时工身份在计经委落了脚。
然而,在改革开放大潮下,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进入计划经济体制的他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他没有编制,住在单位家属院的门房,每日的工作是打扫卫生,端茶倒水。
1992年,郁郁不得志的陆步轩,被迫“下海”。
那些年,他搞过装修,挖过金矿,开过小卖部。但没有一行能做得下去。
在人生最低谷时,妻子也与他离了婚。妻子说:“我就是为了你北大学历结婚的,你现在混成这样,和没上过学的有什么区别?”
陷入迷茫的陆步轩凭借超强记忆力成为职业赌徒。“牌桌上的规则比人生规则公平”,然而他不出千不做局,赢来的钱只能勉强维持吃喝。
九十年代末,陆步轩再婚,女儿出生后他又开起小卖部。可不愿卖次品假货,不想走歪门邪道,竞争力总比别人差一截。他曾进过一批电池,但都是假货,“最后都自己用了,我不能卖”。
北大的教育为他划了道德底线。
“毕业十年,我对北大的态度很矛盾,我因为北大的教育而清高,不屑于溜须拍马、蝇营狗苟,但是生活本身是庸俗的,这种清高与社会脱节。”
北大终于成为他的桎梏。
他不再提北大,也不再与同窗联系。“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在昔日状元陆步轩身上,成了一个笑话。
穷则变,变则通,北大毕业的陆步轩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
1999年,走投无路的他开起一家肉店。
猪肉生意投入少,周转快,对陷入困境想要走正道翻身的人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
然而,在陆步轩的意识中,“残害生命”,是街头无赖才做的事。
夜里,一扇扇挂在档口里的猪肉,变成尸体进入陆步轩的梦。
在他的描述中,“肉摊上当时都是苍蝇乱飞,血水横流,肉腥气刺鼻……”,但为生计,又不得不做。
那时的他,与其他“猪肉佬”毫无差别,唯一的不同,是鼻梁上架着的眼镜。为此,陆步轩为自己的档口取名“眼镜肉店”。
“‘眼镜’,看起来还稍微有点文化气息吧。”
但在此之外,陆步轩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文盲:
从北大带回的8箱书,他再没翻过。去隔壁商店只买烟酒,书报从来不看。
“猪肉佬”陆步轩仿佛在极力与“北大毕业生”陆步轩撇清关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关注面前案板上的肥膘和五花。
渐渐地,“猪肉佬”陆步轩从外行做成了内行,在“北大”精神再一次“作祟”下,陆步轩的档口,只卖最优质的肉。
肉店做的是熟人生意,他的眼镜肉店,因为质优价廉备受青睐,年营收过万,后来又开起分店。
如果不是2003年夏天,一位记者走进眼镜肉店,陆步轩的日子就要这样红火又平静地过下去。
但现实状况,是在《北大才子西安街头卖肉》一文发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
陆步轩没有想到,远离了十几年的北大,会以这种方式重新进入生命。
无数记者涌进眼镜肉店,陆步轩隐藏已久的北大身份彻底暴露。
来访者们把长长的话筒伸过肉案,凑到陆步轩面前不断发问:“北大四年影响了你什么?”
“这个我不好说。”陆步轩回答得有些含混,因为那时他嘴里叼着烟,手上的刀还在切肉。
接下来的对话是:“你以后想干什么?”
“ 我不敢说,命运基本上不掌握在我手里 。”
“那掌握在谁手里?”
“我不知道。”
“如果十年后你还在卖肉,你会不会难过?”
“那也没什么难过的,我本来就是卖肉的 ”。
这句听起来带着几分玩世不恭,又透露着坦然的回答,让连续发问的记者短暂地沉默了。
但没人知道,在2000年,当陆步轩的第一家肉铺被拆迁时,一向不愿折腰的他曾经托过关系,想进学校教书,只是后来没了下文。
当“公家人”无望的陆步轩重新回到肉铺,兢兢业业做起猪肉佬,很快成为“行业翘楚”:
当时,中国的猪肉档口平均每日生猪销售量是1-2头,而陆步轩的档口,平均销售量在10-12头。
他购了车,买了房,提前奔了小康。
然而在被报道后,全国媒体开始讨论人才环境、用人机制等问题。政府机关向陆步轩抛出橄榄枝。
他终于有机会进入体制,得到了渴望15年的“公家人”身份。
虽然这份工作的收入比卖肉少许多,但陆步轩仍旧选择成为公务员。对他而言,读书报国,服务社会才是该有的使命,而非当街卖肉。
“这不是钱的问题,是身份认同的问题。”不惑之年的他终于可以挺起腰杆拿起笔,光明正大地说,我的确是个文化人。
2004年,陆步轩进入长安区(2002年长安县撤县改区)地方志办公室参与年鉴编辑工作,他负责地方志中最困难的经济部分。
地方志编纂是件苦差,地名、人名、文字都要十分准确。难以静心,不够钻研都是做不成的。
对陆步轩而言,编修地方志与卖肉两件事,有着共同点:“拿笔修志讲究秉笔直书,拿刀卖肉要足斤足两,都是童叟无欺。”
彼时,与陆步轩同一办公室的长安区志副主编张振琪曾评价他:“业务能力强,工作认真,能吃苦,别人的稿子看上五六遍都不放心,陆步轩的最多看三遍,北大毕业的,文字基础好,这方面有非常大的优势。”
陆步轩自己毫不谦虚:“公开我也敢讲,我干得最好。”
档案馆工作的日子里,他参与了2部年鉴和1部地方志的编纂,其中一部,还获得国家级奖项。
在此期间,“猪肉”也从未离开过陆步轩的生活。
周末他还是会去从前的档口进行“监督”,肉店虽然已经交给弟弟和徒弟打理,但“眼镜肉店的精神不能改变”。
而2008年5月,与另一位“北大卖肉佬”陈生的相识,让陆步轩与猪肉的故事,有了新的生机。
陈生是陆步轩的学长,毕业于北大经济系。在某档节目中,他曾直言:“我和老陆不是一类人。”
的确,陈生思想灵活,善于抓住机会,是个天生的商人。彼时,他是广东某食品集团总裁,身家百亿。江湖上流传着他“为创业在坟地睡半年”“400万套利2000万”的创富神话。
对他而言,北大毕业卖猪肉,没什么大不了。
陈生(左)与陆步轩(右)
在陈生的邀请下,陆步轩去广州参观了他的“猪肉店”——一个在一线城市拥有上百家门店的土猪品牌公司。
这个卖了多年猪肉的“猪肉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猪肉还能这样成规模地卖。
次年,他与陈生在广州开起屠夫学校,档案馆工作之余,陆步轩完成了教材《猪肉营销学》的编纂。内容涉及市场营销学、营养学、礼仪学、烹饪学等学科。
也是在这时,他收到了来自母校就业讲座的邀约。毫无疑问,陆步轩选择拒绝:“丢人啊。”
然而时隔几年,陆步轩还是登上了北京大学职业素养大讲堂的讲台,即便在外人眼里,他已经是行业内的成功者,但他开篇第一句仍是“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
上台前,与他同行的陈生曾劝诫:“不要卑屈。”
但陆步轩还是卑屈了,几十年的挣扎与矛盾,他无法掩藏。
虽然事后,他向大众解释,那是谦虚与自嘲。但谁都明白,陆步轩与“北大毕业生”、“猪肉佬”这二重身份的和解,是一场持久战。
变化发生在2016年。 这一年,陆步轩选择与他前半生渴望已久的“公家人”身份告别,辞职重新回到猪肉档。 从毕业求而不得,到此时主动离开,陆步轩走完了一个长达27年的轮回。在知天命的年纪,他终于结束了“刀与笔”的挣扎,完成了人生意义上第一次主动选择。
“拿了十多年刀,又拿了十多年笔,拿笔和拿刀有什么不一样?”2016年9月24日,陆步轩在广州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拿笔不一定能秉笔直书,拿刀却能足斤足两。”说这话时,老陆手里握着酒瓶。 这些年,他每天都得喝上两顿,最初是为了消愁,后来也就成了习惯。 他呷了一口酒:“一刀下去,八两就是八两,一斤就是一斤。公平,痛快。” 最初卖肉需要花费半年时间做心理建设,“腆着脸”才能站在肉案前的陆步轩,在广州的档口熟稔地把屠宰场运来的猪分割成小块,整个过程只要不到10分钟,切肉时一刀下去,精确到两。 当年,他第三次坐进鲁豫的演播厅,开场寒暄时,鲁豫说:“老陆,我发现你的身上终于有了色彩,在从前,你给人的感觉,是灰色的。” 那时,他开始在陈生的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兼联合创始人。对他而言,卖猪肉不再是“谋生”,而是“谋事”。 普通猪贩只关心如何把肉卖得只剩猪毛,而专家更专注于养殖防疫。但他研究病猪死猪,找兽医刨根问底,加之多年卖肉经验,又写出一本《陆步轩教你选购放心肉》。
这个“曾经在西安街头干着张飞的营生,与樊哙、郑屠之流抢饭碗的角色”,正在改变屠夫“低端、血腥,像镇关西那样欺行霸市的形象”。 合伙人陈生说:“他干1年相当于其他人干10年,任何行业做到极致,都会成为文化。” 回望这些年,陆步轩的文人底色依然在,不做“匠”要成“家”的坚持也依然在,只是如今的他释然了。 “我在全国是较为顶尖的猪肉专家,你可以拿教授来和我比。”从前状元的骄傲,又回到陆步轩的身上。 不久前,一则“两万月薪招聘名校学生养猪”的新闻登上微博热搜,但早在10年前,陈生与陆步轩的公司便已在用10万年薪招聘硕士卖肉。
当年报名的研究生超过千人,他们录取了其中最合适的53位。
“大学生应该把自己定位成普通劳动者。”在新一次演讲中,陆步轩不再纠结,也不再卑屈。 “能上北大不能证明什么,只能说明你学习比别人好,更有天赋,脑瓜更聪明。”
理解这句话,陆步轩花费了10年。“北大是中国最高学府”这一观念,对他而言,终于不再是枷锁。
这些年,他陆陆续续为母校建设捐款9亿,以作回报。
如今,他的公司有近万名员工,门店进驻全国20多个主要城市,连锁店超过2000家,年销售额达到18亿。在不久前的双11中,他们的网店销售额达到4个亿。
而曾被嘲笑多时的陆步轩,在这些年卖猪肉的过程中,也已积累上亿身家。 没人能说他当下的收获是北大的馈赠,但不得不承认,读书所赋予的眼界学识,以及钻研精神,最终让从前不断追赶,不断错过的陆步轩,今天得以站在潮头,并且收获颇丰。
回望几十年前,全国只有4%的人能够考上大学。在上升通道匮乏的年代,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也意味着能够通向未来世俗的成功之路。这一观念,在陆步轩十七八岁时,曾深深影响着他的价值取向。
那时,他考上北大,期待着人生的飞跃,毕业后却被北大身份禁锢,挣扎半生。直到辞去公职,重新回到肉案前时,陆步轩才真正获得现实意义上的人生的自由。
其实,世人的眼光不过是过眼云烟。就如陈生所说:
“什么是真正的成功,要看他是主动还是被动做出人生选择,看他在迎合社会评价,还是在做最顺应天性,最喜欢、最适合自己的事。”
今年4月,老陆又开通了抖音账号,在视频中,站在猪肉档口里的他,围裙上印着他近几年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也正是他对自己过往人生的写照:
“庙堂无作为,肉案写春秋。 ”
(内容来源/最人物 编辑/周晓舟 江北新区融媒体中心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