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被压七小时获救，亲历唐山大地震的她选择了一条不寻常的路
险誓界f2019-07-28 17:14
【撰文/谢小丹 统筹/刘姝蓉】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一场7.8级强地震几乎将唐山夷为平地，地震中二十多万人丧生。到2017年，唐山大地震纪念墙上，刻上了246465个死难者的名字。
董惠娟的父母、兄嫂都在其中。那年她15岁，成了地震孤儿。2006年，她获得灾害心理学博士学位，到目前为止，仍是国际上唯一一个拥有灾害心理学博士学位的人。接着将研究成果应用多了汶川，为灾区提供心理救援。
尽管她对人在遇到灾害后的心理创伤做了透彻的研究，在回忆起往事时仍会流泪，过去的经历和后来的研究、救援都在她心上留下了伤痛，需要她自我调节。
2019年7月27日，董惠娟对大白新闻说起，因为没有心理救援，与汶川相比，唐山大地震留下的伤痛更为持久，如今创伤还仍然留在一些地震亲历者的心里，但唐山的伤痛终有一天会过去。
董惠娟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入口与钟表雕塑的合影（图片来源于新华社）
以下是董惠娟的口述：
1
被地震带上了心理学之路
唐山大地震算是我第一次灾害救援的实践，虽然那时候也没真正提出来心理救援。我后来回忆，注定我搞心理与那有渊源。
那时我在路南区住，是唐山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我是十点多出来的，凌晨三点多地震。被人从狭小的缝隙拉出来以后，身上全都是擦伤，压了七个小时以后，身上也不会动了，要反复揉搓。
后来我看到好多人出来以后就在那哭闹，房子没了，家没了，父母也没了，亲人都生死离别，真的很惨烈，而且每天都会一幕一幕上演，越来越严重。
我姐她们也在哭，我们家挖出来一个碗，我姐啪一声就给摔了，一点生活的希望都没有了。那时候我就跟我姐说，别摔，这个碗可能就能救活我们，起码咱们可以找水喝。
当时，周围的人很多坐在废墟上，还有受伤躺在地上的，在哭。我就跟他们说，“阿姨我们能活过来，埋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大地震也没把我们砸死，就说明我们还有力量活得更加坚强。死去的人我们没办法，但现在有好多人都受伤了，得马上想办法让他们再活下来。”
他们也很赞同。我们就想到上军区去，军人肯定会救助我们。于是我们就找来车子拉着把人送了过去，果不其然，军区那里有一个救援队。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才发现马路上全都是尸体，还有能够出气的，奄奄一息的。
做毕业论文我回想起来这一幕的时候，就想那时候我太伟大了，已经做了一些心理方面的工作，做了精神安抚。
后来做心理也是各种原因，与震后自己的创伤也有关系。
震后第二年，恢复了高考，我也想参加，以前一直有人敲打我说你当老师，仅凭高中的学历肯定是不够的。但学校不同意，说震后太缺老师了。
这样一直到了第三年，才去高考。那时我想当医生，原本我妈妈身体不太好，特别需要家里面要有个医生。那年我和我妹都考了医学院。但后来，我被河北师范大学录取了，因为我是老师，不能再跨专业。
当时师大有搞心理的老师，他们发现我对心理特别感兴趣，总问问题，老师们也觉得我是这块料，就让我继续上研究生。
2
研究灾害必得亲历它
因为我是搞心理的，在灾害心理这方面也写过文章，做过研究，自己本身也经历过。后来中国地震局就找到我了，给我打了电话，说要找一个灾害心理学博士，可以由中国地震局、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培养。当时我都四十了，都评上正教授了。
读了博士以后我才发现，不是想得那么简单，因为灾害心理学既没有前人，也没有后来者，等于我要自己来做，有一段时间我也很崩溃。
那时候我有五个导师，他们研究的是社会学、动力学、结构学、管理学等等，都是灾害方面的，但心理学他们不敢碰，因为他们不是学心理的。其实是他们把我托起来的。
现在灾害心理学算一门学科了，但没有大面积开展，就我一个灾害心理学的博士。现在我在中国地震局带研究生，但博士特别难选。因为他首先得要经历过，他经历过就知道灾难是什么了，有自我体验的过程，其二是有这方面的研究的过程，我们才能把他带成博士，否则的话也不行。
其实我在印度洋海啸救灾、在汶川救灾、在玉树救灾，包括在唐山，对我都是伤害。像我在写一本书，写的灾害心理与心理创伤，一边写一边哭，哭了快十年，到15年不写了，没法写了，写得很难受，这本书几乎完成了，我现在都不想看了。
但我作为一个学者，作为研究灾害心理唯一的人，我也责任去阐述这些，让别人注意灾难发生之后怎样自救、他救和互救，怎样保持社会稳定，怎样灾害心理救援，让人能够在废墟上站立起来。
不过我会自我调节，跳健美操，以前我还考了健美操指导员的一级证书，一堆人跟着我后面跳。后来膝盖不好了以后，就购物，逛商场，回家路上有路边的小店也进去逛一逛。
3
从汶川开始的灾害救援
现在的灾害救助中心也是从2008年开始的。
那时候我其实还在医院，阑尾炎穿孔，身上都还插着管。但电视上铺天盖地的灾难新闻，一看这种情况，就觉得我得去。于是就跟医生说，赶快给我拔了吧。当时管都长上了，医生拔管都直冒汗，汗水啪嗒落到我肚子上。
拔了之后，输了液，我就回家了，开始向各级请愿。那天晚上，我接到政府的电话，说第二天就会出发，但时间还没定，让我待命。
震后的第三天，我们就出发了，一共14个人，队伍里有两名唐山市政府领导和两名地震孤儿，剩下的10人都是心理学专家。到达灾区后，第一时间展开了心理救援。
我们到了绵竹以后，当时有个外科主任看到我们，站都站不起来了，跪着就拽着我说，来的太是时候，帮帮我。他当时已经崩溃了，灾民送来还活着，但在他们手上死了。
那时候还在不停地余震，又是高温，我们心理救助要给解放军、武警战士做、在下面埋压的人，还有他们的家属等等。
比如说解放军、武警战士，我们在狭窄的马路上给他们做，周围全都是残垣断壁。救援前，他们一排一排地站在那里，一排是一组，做心理训练。我问他们怕不怕，回答说不怕，死都不怕。
但当时不停地余震，很危险，战士们往上冲，躲都不躲。我后来就骂了脏话，然后告诉他们牺牲不是目的，阿姨在这里等着你们。还有搜救的时候，他们也会沮丧，也需要做心理干预。
后来宣传报道很多的是我给绵竹地震孤儿做的那次救助。绵竹很多的地震孤儿被集中在绵竹体育场。孩子身边围满了人，有志愿者、记者，还有政府的人，但都是外行，现场有人问了许多不合适的问题。比如，你们家里边人都死了吗？当时怎么死的？你最后看到你父母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这些孩子当时全都在哭闹，他们根本安抚不了。这种情况下，共青团中央就找到了我。我去了一看，立即让所有人退后三步，还让他们出去找纸板。把孩子都集中在上面以后，开始给他们做放松催眠。
那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也在下面压过，现在他们在平地上，很安全，周围也没有楼房。而且我还说，我能活过来，他们现在都活着，跟我一样活得更坚强。
他们放松睡着了以后，我就叮嘱团中央的人，不要叫醒他们，让他们自然醒，醒了之后，让他们回到亲朋好友身边去，因为他们还在。
之后我还建议建学校，这样一来，学生就有了归属感和安全感，老师也必须有学生，这就形成了学校，同时家长也有了生活的希望，他们知道孩子要上学，他们知道要到点做饭，知道正常生活了，而不是等着去领水和面包，这样一来社会也稳定了。
小学在一夜之间就建起来了，我上了第一课，带着这些孩子做想象训练，闭上眼睛，想象美好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后来建起的学校都是这样做的。
那时候我还建议了三点——不采访、不测量、不调研，这三点通过中央电视台播出来了。当时许多高校老师过去，也是带着量表的。作为亲历者，我太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二次伤害了。
现在基本上全国各省，尤其是容易受灾的地方都有了救助中心。
4
唐山的创伤
在汶川，我们做了方方面面的心理救援，鼓励、激发、救助，每个环节都做了，所以没有留下这么多创伤。
后来对汶川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跟踪也可以发现，在最开始的几年，他们的焦虑、恐惧、抑郁、偏执等指标都比较高。从2011年开始，各项指标逐渐回到正常水平。震后出现情绪反应的人，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很容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
18年，再到汶川回访，就发现他们状况就很好。绵竹人民医院也去了，当时跪着求助的那位外科医生也已经成了个大主任。
然而这方面唐山是没有的，所以创伤后应急障碍比较多。像有的创伤后应急障碍表现为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思念父母，想着如果父母还在，可以照顾他，就不孤独了。所以我们这么大的人或者比我小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去找我的时候，我总说不用想，别想，就想妈妈不在，你应该比妈妈不在的时候做的更加优秀。
还有像鬼节、清明节还有7月28日临近的时候，马路边十字路口都是烧纸的，整个城市云雾缭绕，也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表现。汶川那边悲伤的情绪，就没有这么多。
而且当年的唐山人根本不知道死去的亲人去了哪儿，遍地都是尸体，瘟疫就要起来了，就用大铲车铲，把尸体全都拉走了。所以只能在路边纪念。但这是一种负面的情绪，会感染给其他人。我也不反对人们纪念亲人，但当我们思念他们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用想象、祈祷，可以到纪念碑去。
我也做过一个研究，大灾之后，医疗人员去救灾，回来之后的心理状况是怎么样的。我用的研究方法可以得出研究出十项结果来，如身体状况、人际交往，偏执、焦虑、恐惧、敌对、抑郁还有精神病症等等方面。
然后我发现他们没有经历过唐山灾害的人去救灾的时候，他们的情感方面可能受到的那种创伤要比我们大，在人际交往方面，我们也要强一些。
和其它地方的人相比，唐山人特别硬朗，坚强，经历了一个唐山大地震，从废墟上站起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唐山的创伤也会慢慢过去，地震后新成长起来的人，他们没有经历过地震，也不会带有这种创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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